071 国家为什么宁缺毋滥？——洛克的《政府论》（上）

开始这一讲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02年，一个名叫舍恩的德国科学家被曝造假，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自然》和《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成就，很多人把这个年仅32岁的学术新星视为21世纪的爱因斯坦，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舍恩造假的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总是先炮制出一个结果，然后通过计算机伪造图表来证实这个所谓的结果。看到这里，有些心急的读者肯定会问：周老师，你说这些十三不靠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社会契约论者的工作方法其实很像自然科学家，所谓的“自然状态”，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初始条件，它是一种理论“设置”，目的是帮助有理性的人进行“思想实验”，思考为什么需要有国家，国家的存在到底有什么合理性，等等问题。社会契约论者的潜台词是，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要你严格按照我设定的步骤去思考，就一定会接受我的最终结论。这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家通过模拟别的科学家的实验条件，最终得出同样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既然“自然状态”并非真实的历史状态，而是假想出来的东西，那么为了得到预先给定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契约论者就可以设置出不同的自然状态。如此说来，岂不是与舍恩的造假手段如出一辙？

事实似乎就是这样，洛克的自然状态跟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非常不同，结果霍布斯得出了支持专制主义的结论，赋予主权者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而洛克呢，得出了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的结论，主张政府只拥有有限权力，一旦政府侵犯公民的自然权利，公民就可以推翻政府，甚至不惜重返自然状态。

那么，洛克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到底有什么不同？究竟是谁造假了，谁没造假？哪个人的自然状态更加真实可信？

洛克 vs.霍布斯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洛克的政治哲学。我们知道洛克是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还是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比较来说，洛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人类理解论》，而是《政府论》。《政府论》共分上篇和下篇，上篇是驳论，下篇是立论，上篇驳的是罗伯特·菲尔默的君主专制，下篇立的是混合宪政（mixed constitution）。

相比之下，上篇的影响力远小于下篇，真正让《政府论》成为传世名著的是它的下篇。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核心思想构成了现代国家的经典表述，大约整整一百年后，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几乎照单全收了《政府论》下篇的思想，比如说下面这段不朽名句就是对洛克原文的改写：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认可而产生的。

虽然洛克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过霍布斯，但是他对霍布斯理论的抨击却是随处可见的。

比方说，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毫无道德可言，必然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因为存在着自然法，所以自然状态是有道德的，它是一个“和平、友善、互助互保的状态”。

再比如说，霍布斯主张先有自然权利，然后从自然权利推导出自然法；洛克认为先有自然法，然后从自然法推导出自然权利。

霍布斯认为，为了避免暴死街头，确保和平，自然状态中的人不得不全部放弃自然权利；洛克主张，即使在签订社会契约、进入公民社会之后，人们也没有完全放弃自然权利，而是保留着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成立政府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自然权利。

最后，霍布斯认为主权者不参与签订社会契约，因此也不受社会契约的约束，国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利维坦式的怪兽；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人们只是将部分的自然权利以“信托”的方式交给政府，一旦政府不能履行保护自然权利的职责，公民有权推翻政府，为此不惜重返自然状态。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

通过以上简要的对比可以看出，洛克与霍布斯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自然状态有着非常不同的描述。可是，既然自然状态像洛克说的那么好，为什么人们还是要选择离开自然状态，建立国家呢？

我身边颇有一些不婚主义者，虽然他们也承认不结婚会有一些不方便，比如生病的时候无人照料，父母经常逼婚，但是这些不方便显然还不足以让他们下定决心，就此步入婚姻的围城。那么对洛克来说，自然状态到底有哪些不方便，会让人们决定要成立国家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不便概括为三点：

第一，自然状态中虽然存在自然法，但自然法的特点是写在人类的理性里，而不是写在字面上，也就是说，它不是白纸黑字的成文法。所以自然状态还是缺少确定无疑和众所周知的法律，这种法律可以为所有人都认可和接受，并且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

第二，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一旦发生纠纷，找不到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和公正无私的裁判者，其结果就是人人都是裁判者。

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即使人们对纠纷做出了正确的裁决，也缺少强有力的组织手段来执行这个裁决。

很显然，如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来执行法律，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反过来说，如果人人都有权力来执行法律，也会生出无数的是非和纠纷。这个时候，自然状态就有可能从和平、互相信任的境况堕落为战争状态。

事实上，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三章中，专门讨论了战争状态。洛克说：“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根本的自然法”，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地保卫自己”，“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生命怀有敌意的人”。洛克认为，人类选择脱离自然状态，组成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战争状态。

没国家不一定比有国家更糟糕

说到这里，我相信有些读者会感到非常困惑：这样一来，洛克和霍布斯的基本逻辑不就是一样的吗？难道洛克只是一个伪装的霍布斯主义者？他的自然状态表面上看起来温情脉脉，实质上仍然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关于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界有很多的争论，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霍布斯的哲学重逻辑，洛克的思考偏常理，当我们把逻辑推到极致处，就会发现霍布斯的理论无比强大。这就好比是一个持刀歹徒把你逼到墙角，让你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洛克则始终保持常理的暧昧性，他既不愿做过度反思，也相信事在人为，他想告诉我们，除了利维坦和战争状态，你还有别的选择。

正是因为这种摇摆性和暧昧性，让洛克一方面呈现出霍布斯主义的底色，承认自然状态有可能堕入战争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在自然法支配下的自然状态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堕入战争状态，所以我们无须忍受现有的任何政府，一旦政府化身为利维坦，对人们的自然权利构成巨大的伤害，那就可以行使革命权，甚至不惜重返自然状态，尽管存在诸多不便，但事在人为，没国家不一定比有国家更糟糕。

麦克里兰指出：“洛克明显认为社会出于自然，国家则属人为。……社会在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先于国家而生，故应该由社会决定要什么样的国家，而非由国家来决定社会应该是何模样。社会分立于国家，以及社会优先于国家这两项坚持，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的骨干。”麦克里兰用“社会”取代“自然状态”，这个做法颇具深意。英国人似乎从来都更青睐与国家对应的社会，与国王对应的乡绅，认为这才是秩序和法律的基础所在。牛津大学教授塞缪尔·芬纳在《统治史》中这样描写那个时期的英国：

乡绅所执行并理解的法律，还有英国的地方行政，已经让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依赖于他们，而几乎一点也不依赖于国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没有国王，法庭、教区、济贫法、城市和乡村等整个国家机器都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没有乡绅，它就根本无法运行。换句话说，对于国王的权力来说，乡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乡绅来说，国王却是可有可无的。

这段话让我想起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那个时候，人们一谈起“社会”就避之唯恐不及。比方说，“某某人是混社会的”，“千万不要与社会青年来往”，“现在社会上很乱”，总之，“社会”这个词总是与黑、乱、混联系在一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过来一个道理，贬低社会就抬高了国家，因为社会强大了，国家就弱小了，社会变好了，国家就可有可无了。

作为思想实验的社会契约论

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更真实，还是洛克的自然状态更真实？

首先，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这两种自然状态都不真实，因为社会契约论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种“哲学解释”，不是对真实历史的客观描述。某种意义上，霍布斯和洛克都存在着循环论证的嫌疑，也即为了获得论证的结果，而事先调整了论证的前提。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指责他们学术造假，就像科学家们指责舍恩一样？我认为不可以，因为社会契约论是一种思想实验，思想实验跟科学实验最大的不同在于，思想实验是启发性的、引导式的，它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去澄清一些原本就接受，但出于某些原因隐而未现的观念。比方说，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虽然初看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就像我们在上一讲所说的那样，只要考虑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比如睡觉时锁上门，出行的时候带上防狼喷雾剂，我们就会意识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非完全是在危言耸听。他用他的思想实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确潜伏着很多危险，必须考虑秩序和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洛克则通过常理和常识安慰我们，虽然人心难测，但情况也许没有那么糟糕，哪怕没有国家，我们还是可以听凭理性的声音，在自然法的引导下建立起一定的秩序。所以说，当两个政治哲学理论互相竞争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谁更符合经验事实而获胜，而是因为谁更能改造人们的观念、更能调动起人们的激情而获胜。

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认为，你愿意相信谁是真的，谁就会是真的。这话似乎非常不靠谱，请允许我稍微做些解释。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作“自我实现的预期”，既然自然状态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而现代国家已经是既成的事实，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自然状态就不是过去时而是将来时。我的意思是说，自然状态是在国家崩溃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相信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你就会为此做各种准备工作；如果你相信它是一个虽然有些不方便，但仍然拥有“和平、友善、互助互保的状态”，你就会为此做另外一些准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这会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期。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证成国家。这个主题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国家，以及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前者问的是国家的必要性，后者问的是国家的合法性。霍布斯只回答第一个问题，不关心第二个问题，对他来说，答案非常明确：必须要有国家，而且必须是由绝对的主权者主导的专制主义国家。洛克的回答则是：国家宁缺毋滥，如果必须建立国家，只有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的混合宪政才是合法的。菲尔默与霍布斯主张的君主专制永远都不可能是合法的，甚至比自然状态还糟糕。洛克的理由是：“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这样一个人，不论使用什么称号——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与其统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其余的人类一样，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