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 我们反复做的事成就了自己：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幸福就是让灵魂过上有德性的生活
上一讲我们谈到最高善“eudaimonia”的最佳翻译是“繁荣”，但是这个翻译看起来稍微有些别扭，试想一下，如果你在大街上被央视记者拉住问“你繁荣吗”，你会有何感想？所以为了表达的方便，让我们还是暂时使用“幸福”这个译名，尽管在大街上被记者拉住问“你幸福吗”，同样会感到非常别扭。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想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呢？
亚里士多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他虽然主张“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也承认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沉思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幸福生活必须既有“外在善”又有“内在善”，内在善指的是心灵的宁静、身体的健康，外在善指的是外部环境的确定和安全。亚里士多德说：
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还有些东西，如高贵出身、可爱的子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就会暗淡无光。一个身材丑陋或出身卑贱、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所以如所说过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
这段话告诉我们，普通人要想获得幸福，除了有“外在善”的保障，还特别需要有好运气。事实上，古希腊文“eudaimonia”由“eu”（美好）和“daimon”（精灵）组合而成，意思是“好精灵的呵护”，也就是汉语里的“吉星高照，万事亨通”。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之一生不可能总是吉星高照，怎么办？《俄狄浦斯王》告诉我们要泰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亚里士多德却不这么认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这样问道：“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获得的，还是神或运气的恩赐？”回答是：“如果所有事物中最大、最高贵的事物竟听命于运气，那就同事物的秩序相反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幸福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不是听从于命运。
可是如何才能让幸福听命于我们自己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要努力让我们的灵魂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在获得幸福的过程中，德性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被称为德性伦理学。
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
那么，什么是有德性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
关于第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智德性（virtue of thought）和伦理德性（virtue of character/ethical virtue）。理智德性涉及人的认知和思维活动，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伦理德性事关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的各种适宜的反应和行为，主要通过习惯来养成。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分类狂人，特别喜欢对各种概念进行精微的区分，他把理智德性又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智慧，理论理性认知一般性的原理，实践智慧涉及理性对具体东西的把握，有时候人们把它又翻译成“明智”。
那么，什么是实践智慧或者明智呢？
多年前，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过一句话：“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茅于轼无视穷人的困苦，甘做资本家的代言人。可是我却认为这句话恰恰体现出茅于轼的实践智慧。茅于轼说：穷人是弱势群体，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哪怕说错话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没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但反过来，为富人说话则不同，因为历史的原因，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加上我们有仇富的传统，所以为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虽然不愿意为富人说话，却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是很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于轼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容易出问题，所以他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茅于轼当年还说过另外一句话：“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很多教条主义者和立场先行的人，听到这样的说法第一反应就是我反对！可是如果结合具体的社会现实，你就会发现茅于轼的这些论断充满了实践智慧。为什么他主张廉租房没有厕所？不是因为他歧视穷人，认为穷人就只配用公共厕所，而是因为很多廉租房实际上都被各种关系户霸占了，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手段，才能确保真正有需要的穷人住上廉租房。
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理论智慧是对一般性原理的认知，它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而且在这方面年轻人可能还会胜过老年人，比方说小孩子学习奥数、围棋就特别容易上手，布谷现在还不到五岁，在玩“智慧金字塔”游戏的时候，她已经能在十次游戏中胜我一两次了。但是实践智慧却不同，它是理性对具体事物的把握，成年人往往会比小孩子更有实践智慧，因为它要求你拥有足够多的经验知识和足够明智的判断。
德性必须是一种习惯
实践智慧虽然属于理智德性，但它却与伦理德性存在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功的伦理教育会造就一种结合了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的品质（character），这是一种理性与习惯相互成就的状态。
伦理德性的英文是ethical virtue，这里的“ethical”源自古希腊文“ethos”，意思是习惯或者习俗。这意味着人的伦理德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习惯养成的。自然物是不可能改变其本性的，比方说，石头是自然物，它的本性是下落，哪怕我们向上抛一万次，它也还是要下落。但是人不同于石头，人是可以通过教育特别是习惯的养成来改变自然本性的。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的隐含之义是好色是人的自然本性，好德则不是，它是后天教化和习惯的产物。康德曾说：“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相比于康德，亚里士多德会稍微乐观一些，他相信通过习惯和教化的力量是可以努力把人性这根曲木稍稍掰直一点的。
我就经常跟布谷这根曲木做斗争。因为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趋乐避苦的人类本性。每天早晨赖床，腻腻歪歪起床后，又拖拖拉拉地洗漱、吃早饭，等收拾妥当，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其结果就是养成了迟到的坏习惯。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让她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在这个过程中，讲道理是无济于事的，哪怕你跟她说了一百遍：“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也还是没有用的。所以重要的是实践，通过实践让她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理性的教导在先，还是习惯的教导在先？他的回答是习惯的教导是起点，理性的教导是终点。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对的，那就意味着获得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说理和论证，而在于实践，在于习惯的养成。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我们不是通过反复说的话成就了自己，而是通过反复做的事成就了自己。光靠耍嘴皮子是无法获得德性的，偶一为之的善行也无法让我们获得德性，它必须是一种习惯。所以，“一个人的习惯活动怎样，他的品质就是怎样的”。在城邦里，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使他们变好，在家庭中，父母通过塑造孩子的习惯使他们变好。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宁可说，它最重要。”
伦理学是一种良善生活的艺术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质疑说：这不就是家长制的教育方式吗？在一个意义上，它是家长制，但是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要比家长制这个简单的标签更为深入。事实上他是在强调“情感教育”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学不是简单地遵守某些枯燥乏味的道德规则，伦理学是一种良善生活的艺术，其中就包括了内在于良好行为之中的良好感受。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喜怒哀乐都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本身无所谓对错好坏，但是针对什么对象感到快乐，以什么方式发怒，则是有对错好坏之分的。比如，如果有的文化传统放纵孩子恃强凌弱、虐待动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一种非常坏的情感表达和教育方式。201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波士顿的街区儿童游乐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仅数目众多，免费向公众开放，而且个性鲜明，设计别具匠心，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虽然在里面玩得很热闹，但却乱中有序，彼此谦让，表现出很好的manners。有一回布谷在爬一个晃晃悠悠的悬梯，当时她才三岁多，动作比较迟缓蠢笨，这时候跑过来两个六七岁左右的大孩子，头也没抬准备往上爬，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上面有个小宝宝，于是立刻收脚，安静地站在下面等候，直到布谷艰难地爬完了梯子，他们才开始爬。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却反映出良好的情感教育的基本内容，比如规则意识、关爱弱小，而不是自我中心，仗势欺人并以此为乐。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起对该快乐的事物的快乐感情和对该痛苦的事物的痛苦感情，正确的教育就是这样。”
良好的习惯不仅为德性的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理性思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起点。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仅仅通过理性论证说服过一个人？是不是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经常发现哪怕费尽口舌，哪怕已经让对方哑口无言，还是无法通过理性论证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针对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早就做过思考并且给出了答案，他说：
论证与教育似乎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学习者必须先通过习惯培养灵魂，使之有高尚（高贵）的爱与恨，正如土地需要先耕耘再播种。因为那些凭感情生活的人听不进说服他改变的话。
这个观点突出强调了习惯养成和情感教育的重要性，这在当代哲学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比如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就认为讲故事才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相比之下，论证不仅无效而且无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认为，如果要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感，就不能通过理性的反省和研究，而必须借助“想象力”和“同情心”来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把他们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