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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六朝人物（上）
04 新亭对泣
说起东晋时期的南京历史，多少有些凄凉。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东晋是个很奇怪的朝代，前前后后，居然也存在一百多年，说长不长，说短真是不短。虽然辛辛苦苦守住了半壁江山，在南京人记忆中，这是一个帝王不太像帝王，大臣不太像大臣的王朝。这里是首都，中华文明的中心，皇帝在皇宫中发号施令，有时候管用，有时候根本不管用。
毫无疑问，东晋并不强大，相对于混乱的北方，经济形势却越来越好。东晋奠定了一个江南的基本模式，这就是相对和平与注重经济。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两股势力在较劲，在竞争，一个是来自北方的豪门，说起来，这些人也都是难民，属于无家可归的主，可是一到南京，立刻反客为主，操着北方的侉音，嘴里冒着葱蒜的气味，谈天论地指手画脚，完全不把江南吴人放眼里。另一个是土著的江南士族，也算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内心深处充满不服气，像中原人鄙视南方一样，对南来的过江诸人看不入眼。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个故事选入了中学教材，可以说家喻户晓，没人不知道。它给当时的南京人随手涂了幅漫画，哭着鼻子，流着眼泪，可怜巴巴的样子，从此加深了大家对这座城市柔弱和没出息的印象。一般的注释，都说新亭在南京城西南处，究竟在西南的哪个位置，千百年来意见不能统一。首先望文生义，新亭总得有个亭子，亭字从高从丁，所谓停也，所谓留也，“道路所舍，人停集也”。
《说文》上有“汉家因秦十里一亭”，本义应该是古代设在路旁的公房，供旅客停宿或观赏风景。据专家考证，新亭始建于东吴。南朝刘宋时，山谦之的《丹阳记》上有记载，说新亭源于“吴旧亭”。又有一种说法更早，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出现了私营旅店，“亭”通常作为旅途歇息和迎宾送客的场所，南京的新亭应当也有此功能。
古代的名亭，既然可以用来观赏风景，便应该会留下一些好诗，六朝时期梁陈之间的阴铿，有一首《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
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唐朝的李白也有一首《金陵新亭》：
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
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顗情。
四坐楚囚悲，不忧社稷倾。
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
2015年5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主办了一场研讨会，中国专家与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六朝学研究者，一共讨论了六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新亭的位置”。西善桥街道主任朱向东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介绍自己考证成果，他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却因为多年钻研南京历史文化，获得了学界专家认可。
朱向东的结论，根据各种文献记载，新亭不仅是一处聚会场所，南京人迎送亲朋好友的地方，更重要的还是六朝时期长江岸边的重要军事营垒。从军事地形角度出发，通过对地貌的实地考察，他改变了过去单纯从文字到文字的考证，将新亭故址缩小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
新亭很可能就在今天凤台南路和软件大道的交会口南侧，也就是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小行校区周围延绵的小山岗上。《建康实录》上曾说，卫玠“葬新亭东，今在县南十里”。根据这句话可以推断，卫玠墓在县南十里，新亭在墓西，其地点差不多就是现南京市安德门的菊花台。换句话说，新亭应该是在菊花台附近的山上，它既可以是个亭子，也可以是一座小山。
著有《乾道建康志》的史正志，在《新亭记》里有文字记载新亭：
南去城十二里，有岗突然起于丘墟垄堑中，其势回环险阻，意古之为壁垒者，或曰此六朝所谓新亭是也。
史正志是南宋时期的人，在南京担任过三年军政要职，正是在他手上，又一次复建了新亭，然而是不是还在过去的原址上，有过争论。事实上，即使是在南宋，也不能确定原址在哪，只能说大差不差，是同一片区域，大致就在那个地方。有些事既要当真，也没必要太当真。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新亭紧靠长江边，是南朝历代国都建康城的西南要塞，地形必须险要，风景殊异反倒无关紧要。
东吴时的新亭，只是饯送迎宾宴集之所，到了东晋之后，作用发生了改变。刘宋孝武帝征讨刘劭，曾在此修建营垒，他的手下王僧达，因此改新亭为“中兴亭”。当时上游举兵下犯，必定要经过新亭，后来的南齐太祖萧道成便称它是“兵冲”之地，也就是兵家必争。
在交通还不发达的古代，长江水道基本上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很显然，南京的新亭，军事作用才是最主要的。新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新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诸人，只是在这对泣，只会在这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
有一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于寻阳，远道而来进攻南京，朝廷惶骇，当时还是刘宋大臣的萧道成，与将军们聚在一起商议对策，时间紧迫，情况危急，大家一时无话可说，都拿不出主意。最后还是萧道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以往长江上游叛乱，都因为行动迟缓导致失败，桂阳王一定会吸取前人教训，率轻装部队急流东下，乘我们没防备，来一个突然袭击，因此应该在新亭防守，“以当其锋”。
形势已经如此，大家也没别的招数，只好都同意他的意见，都签字画了押，只有中书舍人孙千龄不同意，这家伙与桂阳王已有“密契”，也就是说曾有密约，早就怀了二心，说还是应该按照过去的办法，派军去据守梁山。
帝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筑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未时，张敬儿斩休范首，台军及贼众俱不知。其别率杜黑蠡急攻东垒，帝挺身上马，帅数百人出战，与黑蠡拒战，自晡达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帝执烛正坐，厉声呵止之，如是者数四。
这一段记录于《南史·齐本纪》上的文字，足以显现出当年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气势，萧道成后来成了南齐的开国皇帝。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别光想着东晋是如何的软弱不堪，软弱和强硬从来都是相对，根据史书记载，最早在新亭驻军，应该是征西大将军桓温。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死后，桓温的权力达到巅峰，他“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陈兵卫”。也就是说在新亭安营扎寨，随时随地准备发动军事政变。在当时，要想军事政变，必须先除掉谢安和王坦之，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是简文帝临终时托以治国重任的顾命大臣。
说到东晋，说起南京，必然会想到当年的王谢两豪门。事实上，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中的琅邪王氏，很快就在南京失势了，很快就开始衰落。风水轮流转，王坦之虽然也姓王，却不是琅邪王氏，而是出自山西太原，此王已非彼王。桓温是个新贵，很像他的前辈曹操和王敦，都是“臣强主弱”的狠角色，都习惯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完全不把孱弱的皇上放在眼里。而且桓温也是位驸马爷，权倾朝野，只要再除掉了谢安和王坦之，他便可以独自一人说了算。
王坦之也可以算是东晋名臣，是官二代，父亲是尚书王蓝田。他心里非常害怕，问谢安应该怎么办，谢安也没什么好办法，形势搁在面前，只能坦然面对，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时候，桓温暗藏着杀机，表面上是邀二人到新亭宴集叙旧，地点就选在山上的亭子里。此处地势高峻，且山顶开阔，可容数千人，是中军大帐的所在地，在四周埋伏一些刀斧手很容易。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发生在南京家门口的鸿门宴，谢安和王坦之如约来到中军大帐，见了桓温，王坦之已汗流沾衣，连奏事的手版都拿颠倒了。谢安则从容镇静，入席而坐，问候完毕，对桓温说：
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听说古时候有道的诸侯大臣，他们的卫兵应该设守在四方，你明公英名一时，又何必要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旧时对有名位者尊称“明公”，三国时，吕布被曹操打得狼狈不堪，在白门楼上对军士们说：“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吕布帐下的首席谋士陈宫便说：“逆贼曹操，何等明公。”吕布想投降，陈宫极力反对，说曹操这样的人，哪能算狗屁的“明公”，我们怎么能向他投诚呢。
谢安此时称桓温“明公”，把桓温与曹操相提并论，弄得桓温很不好意思，便传令下去，立刻撤掉躲在后面的士卒。就这样在谈笑之间，临危不惧的谢安，在南京城西南处的新亭，为东晋朝廷避免了一场颠覆政权的战争。当时南京，还没有后来的高大城墙，发生在新亭的这一幕，感觉就好像是发生在城门楼上。
不管怎么说，已经定格的新亭对泣历史画面，确实有些悲惨，有些让人不堪。很容易给人产生不好印象，仿佛东晋的过江诸人，只会像个娘们那样地哭泣。本来北方人来到南京，反客为主，也不想就此死死地赖在江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滞留南京也是没办法，毫无疑问，他们把有家不能回的情绪带到了南京，失败的阴影一直像乌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城市。
然而伤心归伤心，乌云笼罩归乌云笼罩，毕竟是处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很多人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安逸，越来越没有了“克复神州”的斗志。不过这显然也不是当时南京的全部，熟悉东晋典故的人，一定还会记得祖逖的闻鸡起舞，想当年，祖逖渡江北伐，中流击楫，那是多么的英勇豪迈：
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
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
逖将其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祖逖北伐曾收复了大片河南领土，最后已没有力量再北渡黄河。他再也没有回来，就死在了北方。所谓“睿素无北伐之志”，既是事实，也有些习惯性的臆测。以东晋初年的实力，北伐只能是一种空洞口号，朝廷君臣必须体现出北伐之意。决心必须要有，具体怎么实行另当别论，司马睿自身的地位难保，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强悍的主，加上江东的经济状况，当时经济仍然还是南不如北，北方正在衰退，那只是因为战乱，以经济基础看，当然还是北方更好。
永和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346年，桓温上疏朝廷，请求伐蜀，未等朝廷回复，便与征虏将军周抚，还有辅国将军司马无忌，一起率军冒险西进。朝廷得知消息后，忧虑不已，认为桓温兵力过少，又是深入险要偏远的蜀地，担心他最终会兵败而回。结果却是屡战屡胜，沿长江而上，已经进逼至成都城下，在郊外的笮桥与成汉军队决战。
当时战况惨烈，东晋的军队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死，成汉的军箭矢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诸将皆有些惊慌，意欲赶快退兵，而负责击鼓的士兵，却在一片慌忙中，误击了前进的鼓声。这个错误犯得很及时，于是晋军破釜沉舟，拼死一搏，终于反败为胜，大败汉军，桓温趁胜攻入成都，灭了成汉政权。
成汉是五胡十六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率兵消灭它的，就是东晋的桓大将军。至此，东晋领土面积扩大了许多，对于首都南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非常出乎意料。要知道，东吴时期孙权梦寐以求，也没能够得到蜀地，现在三国时期东吴和蜀汉的国土，都已经归南京所有了，这是南京城从未有过的荣耀。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东晋软弱，若以当时获得的领土面积而论，东晋又何弱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