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这时候，南京城里依然还是一片平静，依然风花雪月，老百姓大约也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改良成了一句时髦的口号，革命和革命党这些词汇，大家也不太陌生，究竟能不能形成气候，到底会有多大动静，很多南京人并没认真去想。
当时南京城里，内心最为纠结的是徐绍桢。这一年，身为陆军第九镇统制的徐绍桢，已五十岁，五十知天命，恰恰就是在这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武汉新军第八镇起义成功，南京的新军第九镇只要依葫芦画瓢，完全有可能水到渠成。作为第九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徐绍桢是明朝开国大臣的后人，徐达的第十四代孙。本是一介文人，甲午中日大战那年，中了举人，后来投笔从戎，以“智识高卓，究心中西兵略”而获得重用。
徐绍桢属于晚清第一代有点现代意识的职业军人，统率的新军第九镇，有“八千子弟皆书生”之美誉，手下青年军官中多才俊，大多新式武备学堂出身，譬如赵声是第三十四标标统，林述庆是第三十六标标统，还有柏文蔚和冷遹，都是文武双全，都是很坚定的革命党人。武昌那边已经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南京这边当然也得露上一手。
革命党人这么想，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也会这么想，于是一方要准备起事，一方要防备起事。徐绍桢的手下鼓动“请速举事”，大势所趋，徐大人不带我们干，我们就自己干。徐的上司也开始怀疑第九镇不可靠，采取紧急措施，将张勋的江防营从浦口调入南京，将驻守扬州的王有宏所部缉私营十个营，也临时抽调过来，加强南京的戒备。为防止第九镇异动，两江总督张人骏借鉴广东和湖南的办法，突然收缴第九镇弹药，结果各标营每个士兵，平均不足五发子弹。接着又宣布南京戒严，将各大城门关了。
辛亥革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革命党人如何强大，是大清朝实在太弱。光复成了多米诺骨牌，很多城市只要揭竿而起，发篇通告，贴几张传单，便可以传檄辄定，立刻光复。革命接二连三，革命党人频频出击，到处开花。光复大旗随处飘扬，转眼之间，周围差不多都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远一些的陕西山西云南光复了，近一些的湖南江西安徽光复了，上海光复了，杭州光复了，苏州光复了，沿着沪宁线，无锡常州镇江接二连三光复，连江北的扬州也光复了，只有南京仍然还掌握在清政府手里。
到这节骨眼上，徐绍桢的第九镇宝刀出鞘，箭已在弦上，想不干都不行。商议好了11月8日起事，没想到在沟通上出问题，城里革命党人在11月7日晚上，很莽撞地就先干了起来，城外第九镇官兵闻讯，匆匆赶过去，起义已被镇压。不仅城内失手，攻城的第九镇新军也因为弹药不足，不得不败退镇江。
此时的南京安危，有着特殊意义，天下已经大乱，胜负也就在一念之间，袁世凯给负责守城的张勋打来电报，语重心长：
东南半壁，悉赖我公。
袁世凯的意思十分明显，只要南京还在，革命党人翻不了天。只要南京还没丢，沪宁线上的城市虽然光复，其他省份已经独立，清军随时都还可以再收复。这时候，革命不可阻挡，站在反革命一边的袁世凯却稳操胜算，他的北洋大军掐住了革命党的喉咙，已将武昌团团围住，置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拿下武汉三镇，指日可待。在军事上，黄兴督战的革命军根本不是北洋的对手。
要解武汉之危，只有尽快搞定南京。驻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南京之得失，关系民族存亡，不攻克南京，就不能挽回武汉革命之颓势：
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
一时间，南京成了重中之重，江浙联军组成了，由徐绍桢担任联军总司令。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不得不在南京进行决战，说是决战，相对于上世纪发生的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光复南京之役也许算不上什么大战，死伤人数相当有限。毕竟是一场改朝换代的生死决战，毕竟这一仗，彻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事实上，很快南京光复了，武昌起义惊天动地，而直到南京光复，才正式宣告清朝的大限到了。
这样的结果，一向散淡的南京人肯定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城市，在风谲云诡的中国大历史上，会再次扮演了一个如此吃重的角色。革命军从不同的方向冲进城门，爱看热闹的南京人又一次成了看客。炮声已听不见，零星的枪声也已经结束，南京人怀揣着好奇走上街头。在著名的革命党领袖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土著的南京人，退求其次，就算是革命党中有头有脸的南京人也找不到。因此痛说革命家史，南京人只能又一次惭愧。
南京的老百姓开始咸与维新，兴高采烈相互剪辫子。大家突然发现，原来剪个辫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仿佛闹革命，在不同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代价和结局。清朝留给汉人的辫子，原本和脑袋联系在一起，危险时，剪辫子意味着要丢掉性命，等到大势已去，连袁世凯也与时俱进，剪掉辫子也就是一剪子的买卖。到这时候，水到渠成，剪不是什么事，不剪辫子才是个问题。
用旁观者来形容辛亥革命时的南京人不够恭敬，事实真相或许就是如此。南京是两江总督所在地，掌管着当时最富庶的区域，控制着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历来为朝廷所看重。但是南京人也管不了这些，他们才不在乎自己城市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只是以一种十分现实的心态，非常平静地迎接这场革命。平民如此，普通官员也是这种态度，攻打南京的炮声响起，除了最高层的几位长官夹着尾巴仓皇逃跑，大部分官员都静观其变，既不打算直接参与光复，也不准备为大清尽忠殉节。
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都督多，司令多，有自封的“江宁都督”，有自封的“苏军总司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大家已经开始争权夺利。徐绍桢挂名江浙联军总司令，因为此前的身份不是革命党人，不久前在南京又吃了大败仗，各路枭雄并不太把他放在眼里。革命党人对于清政府，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可是在自己内部，观点也就五花八门，谁也不买谁的账。
在南京光复之前，很多省份先后独立，成立了军政府。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致电各独立省，征询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意见，并邀请各省军政府派代表赴武昌开会，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这时候，已宣告光复的江苏和浙江也在酝酿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组织代表民意之临时议事机构。陈其美十分赞成，于11月13日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
民军倡义伊始，百凡待举，无总机关以代表全国，外人疑虑，交涉为难。其美承乏上海，地处冲要，东南孔道，饷械根源，外交重任，尤关全局。
陈其美的意思直截了当，上海有钱有武器弹药，与老外打交道也方便。革命党人的想法开始分裂，临时中央政府究竟是建在上海，还是武汉，各有各算盘，各有各道理，都不愿让步，都在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湖北军政府在全国有很高的威望，武昌为首义之地，是“起义首功，同盟牛耳，众意属之”，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各省的进退。争来争去，最后还是上海方面让步，同意在武汉成立临时中央，于是各省代表开始奔赴武汉，抵达武汉之时，形势又发生逆转，革命党人的处境大为不利，清军在袁世凯指挥下，攻占了汉阳，炮击武昌，代表会议只能改在汉口英租界的顺昌洋行内举行。
武昌岌岌可危，袁世凯随时随地可以占领，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光复了。革命党人立刻做出决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并且一致同意，只要有十省以上之代表到达，即可召开代表大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12月4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还没到南京，留在上海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章太炎和蔡元培等革命党人在一起开会，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随即通电全国。
在武昌的黎元洪得此消息，大为震怒，遂于12月8日致电已经光复的各省都督：
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销，以免淆乱耳目。
也难怪黎元洪要生气，上海的这个选举显然不合法，有点自说自话。既然决定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苏浙沪都督通过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显然违背了大家的决议。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时候的大元帅，基本上就是大总统的意思。
各省都督的代表陆续到达南京，为了谁当大元帅忿忿不平，喋喋不休，有的军人认为黄兴根本不会打仗，声称不愿隶属汉阳败将之下。黄兴听了心里不痛快，提出了辞职，举荐黎元洪为大元帅。于是各省代表在南京的江苏省咨议局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决议“黎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这下高兴了，立刻致电南京，表示乐意“承受大元帅名义，并委副元帅代行其职权”。黄兴则不乐意，不甘心屈居人下，表示坚决要辞去副元帅之职。
很多事情南京人也弄不明白，转眼之间，大家都成了革命同志。然而就算战友之间，也还会有诸多矛盾，首先是大家互相看不起，老革命看不上新同志，有身份的看不上无名小卒，武夫看文人不顺眼，知识分子又嫌军人太鲁莽。革命党人不愿意屈居于旧军人的权威之下，他们看不上黎元洪和徐绍桢这些前朝的军官，眼看着革命的成果被窃取，深感痛心。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回国了，到达上海。革命党人很兴奋，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仿佛只是个局外人。辛亥革命在中国发生，在国外的孙中山很意外，他也是过了好几天，从洋人的报纸上看到新闻才知道。然而以孙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他此时回国，突然出现在国人面前，让革命党人在转眼之间，多了一张很厉害的王牌。毕竟孙中山有着很好的政治智慧，而且非常擅长跟媒体打交道，非常清楚宣传的力量，在与上海《大陆报》主笔谈话时，他信心十足地宣布：
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革命党人的高层在上海宴请孙中山，席间，黄兴与陈其美，还有宋教仁，密商推举孙为大总统，并分头向各省代表致意。孙中山也抓紧时间，会见各省都督府代表，这些代表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为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听取孙的意见。被问到“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时，孙中山回答很干脆：
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代表们又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样的担心，说在汉口的代表会议上，我们曾经许诺过，只要袁世凯能够反正，赞成共和，便可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现在应该如何处之，革命党人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孙中山的回答依然很干脆：
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代表们当晚返回南京，第二天上午开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对于“保留总统位置予袁一节，认为不必要”，而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必须保留，因为还有的省份没有光复，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一句话，现在要选举，选举出来的只能是“临时大总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在这天晚上，各省代表举行了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会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三名。再然后，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用无记名投票法，共十七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孙中山在上海得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即复电：
南京各省代表诸公鉴：电悉。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归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刻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各省都督府代表陪同下，由沪专车赴宁。“沿途军队及绅商人民来送者，人山人海，拥挤非常。”“沿途各站，共和万岁的呼声，闻于数里。”专车抵达南京下关，孙下车与各欢迎人握手为礼，然后转市内的江宁铁路，在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下车，又坐上一辆蓝色彩绸绣花马车，从东门进入两江总督署，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晚上十点，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在总统府大堂举行。礼炮二十一响后，由各省代表联合会推举的代表景耀月致辞，随后，孙中山登上讲台，举起左手，宣读誓词。
至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事实上，从光复那一天起，南京就成为一个权利场。革命党人纷纷涌向此地，投机者也如期而至。革命还未最后成功，武昌仍然告急，这里已俨然像个官场。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赶到南京，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瓜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由于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南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具有金陵王气的六朝古都南京，在各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昌起义时，革命军的旗帜是十八星旗，仍然还带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独立色彩，十八颗星象征着汉人省份。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最后选定的国旗，是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千万不要小看了五色旗，从武昌起义到南京光复，从汉人闹独立到五族和平共处，也不过就两个月工夫，辛亥革命迈进了一大步，此时的中华概念，事实上就是清政府原有的疆域，它不再仅仅是一场汉民族的革命，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革命。
南京悄悄地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从结果来看，它仍然还有骨子里的软弱，正是这种软弱，导致了袁世凯最后获得了大总统一职。然而有时候，妥协并一定是坏事，让步也不是没有一点意义，妥协和让步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结果，这就是取消帝制，反对民族分裂，停止南北对抗。从光复那一天开始，南京就担当起了领导和调和的任务，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什么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一次次满足了当时各种势力的诉求，为未来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为大家找到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
不管怎么说，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有着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民主，有些混乱，有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心斗角，有让人不齿的权谋，但是说到底，还是浩然正气占据了上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虽然只是初级阶段，虽然看上去是乱哄哄的，却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