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南京城里的柏林墙
南京人都习惯偷懒，不太会去想“南京”这两个字怎么来的，清军进入南京城，就仿佛历史简单重复，赶紧要做的一件事，是先给南京这个城市改名换姓。于是在北京开会，将满汉大臣招集到一起议论，拿主意说观点。大伙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意思。其实这时候的顺治，还是个小皇帝，只有七八岁，根本不明白事，当家做主的是摄政王多尔衮。
很快，过了两个月，顺治二年的闰六月十八日，方案终于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将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原设的府尹改为知府。紧接着，多尔衮又给在前线督战的多铎下指示：
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
好一个“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胜利者的口气，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就是牛。这指示有两层意思，其一，多尔衮说的南京，是指南直隶，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这个大南京的范围，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前面已经解释过，包含江苏安徽和上海，现在改名为江南省。其二，应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宁也不算什么新名称，一千多年前，东吴亡国，南京就叫过“江宁”。当时是晋武帝南巡，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只是给南京恢复了这么个名字。
江宁这名字显然复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汉人大臣，满人刚入关不久，哪会有这脑子。与元朝的蒙古人一样，满人根本不把南京这座城市可能会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汉人王朝特别忌讳南京的王气，因为所谓的金陵王气，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隋朝统一中国，立刻毫不含糊地将南京这个城市给灭了，把六朝的痕迹烧得一干二净。满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知道广大的汉人地区，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样，犯不着要特别防范南京这一个城市。
满人很善于用兵，八旗铁骑指向哪，打到哪。自从入关以后，基本上逢战必胜。南京只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据点，在前期，它是进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转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级别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来，再也不允许称什么“京”，再也不是“留都”。对于发迹于东北的满人来说，北京才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宁后的南京，仍然“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不可小觑。也就是说，清政府要凭借这个地方，控制南方。
满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汉人可以不服气，不服气也没用，谁厉害谁狠，谁厉害谁就是精英，谁厉害谁就是狼。汉人只是羊群，但清朝的天下事实上也是汉人帮着打下来，当时进入南京的清军，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军。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没投降，英勇就义，然而大多数晚明的军事将领，都十分狼狈地投降了，都成为满人的爪牙。多铎给朝廷的奏报便称，先后投降的总兵有二十三人，监军有两人，副将有四十七人，骑兵和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人。
当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只能看热闹。南京的城市级别降低，降低就降低吧，这样的历史，过去也曾经历过。当时南京最大的汉官是洪承畴，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后，又得到了满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时还大。洪承畴到南京来坐镇，主要是起到一个安抚作用，他是汉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场面上支撑，南京人的亡国情绪会少了许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这座城市，也不是什么难事。根据记载，当年在南京的清军，真正属于八旗军的数量，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实际兵力仅仅为“左翼四旗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二十八名，铁匠五十六名”。这个数字并不是想当然，还是有来头的，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有确切记录。
此外，维护南京安全的还有绿营兵力四千人，原来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后被编入了绿营。这个比例很有意思，计算起来，绿营的人数比八旗军多了将近一倍，可是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完全没什么战斗力，管管南京城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指望他们缅怀旧主，能够揭竿而起，起义造反，根本不可行。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反抗，起码在南京的外围，在东南沿海，反清复明的战斗还在进行，还在继续。南京人心里显然也还不服气，可是满人不跟你们讲道理，他们来到这个城市，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先开始感受到这份委屈的，是生活在南京的贵族，在过去，这个城市属于他们，吃香喝辣为所欲为，偏偏人家是提着一把屠刀来管理南京，才不会把这个城市中的什么贵族和世家放在眼里。
一大批原明朝的勋贵高官，被削爵免职，被抄没家产。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魏国公徐文爵，被除去封号。徐文爵有个弟弟徐青君更惨，被“籍没田产，遂无立锥”，最后不得不“与佣、丐为伍，乃至为人代杖”。勋戚贵族如此，一般士绅的境况，显然会更糟糕。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不亡国不知亡国恨，真亡了国，再抱恨也来不及了。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有点文化的文人，只能靠书写诗歌来言志抒怀。
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员们出城投降，迎接清军。这个场面很戏剧性，清军大队人马开了过来，耀武扬威进城。清军和平进入了南京，立刻将城市的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地，原来的老百姓呢，对不起，该去哪去哪，统统驱逐：
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通济、洪武、朝阳、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门，居大清兵。
军令如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南京城立刻大乱，原来住在这里的南京原住民，不得不“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号满路”，众多居民不得不移家城西和城南，造成“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官兵军爷免不了要趁乱抢劫，趁机捞一把，清军统帅多铎为严肃军纪，“斩兵抢物者八人”，效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老百姓都害怕兵荒马乱，都担心家破人亡，没想到这个灾难说来就来：
百姓俱狼狈走，稍迟则刀棍交下，立毙。什物悉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
南京城东北部，就这么眼睁睁地成了八旗军的地盘，满人反客为主，鹊巢于是鸠占。很快，到顺治六年，为确保满汉分居，互不干涉影响，干脆在南京城东部修筑“满城”，专供旗人居住。自南京城有史以来，这状况是第一次出现，竟然出现了“城中城”，在城市内部又加修了一道城墙。仿佛过生日切蛋糕，活生生地切了一刀，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满城，与旧城以一道高高的新城墙为界线：
起太平门，沿旧皇城墙基，至通济门止。
不熟悉南京城市格局的读者，对这道区分满汉的古代柏林墙，不会有什么感觉，也绕不太明白。清朝当局曾先后两次修建南京城中的满城，具体方位是以原明皇宫为基础，将皇宫的东墙和南墙拆掉，利用南京城的东南城垣。满城西侧，从太平门内皇宫角竺桥至通济门，沿用旧宫城西墙，添造城垣，南接通济门东侧。满城的西侧城墙上开设两道城门，以便与汉人居住的区域相互往来。北侧城墙是将原明皇宫北墙进一步延伸，整个满城“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是清代直省各驻防城中面积最大的。
满城中修筑了箭亭和校场等军事设施，当然还有八旗营房，满汉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国内其他城市中也有满城，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红黄蓝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内的这个满城如何布局，在清代方志以及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此也很难弄明白。清道光年间，江宁将军祥厚曾奏称：
奴才闻得有人在朝阳门迤南并正阳门之东、西倒塌裹披城墙土坡上种地……查验得镶黄、正白、正蓝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墙均于早年坍塌，砖块无存。
根据此段文字，可以认定到了清道光年间，南京城里这道柏林墙已名存实亡，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同时也可以认定，位于朝阳门，也就是后来改名的中山门以南，正阳门也就是后来的光华门两侧城墙，属于镶黄正白正蓝三旗的辖境。这与八旗方位中通常镶黄旗位于东北，正白旗位于正东偏北，正蓝旗位于东南的规定相吻合，说明清代南京满城的内部格局，极有可能也是遵照了传统的八旗方位。
这道区分满汉的柏林墙，足以造成一个城市的两种不同文化。南京城里的满城，就好像一个巨大兵营，行政上不受地方府县管理，江宁将军是南京八旗驻防的最高长官，其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军事事务是驻防将军的首要职掌，不过驻防旗人的日常生活，譬如婚丧嫁娶，譬如养赡救济，必须也得过问，别人想管都管不了。
满城也因此自成体系，成为南京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八旗通志初集》上便有明确记载：
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
换算一下，每个旗员可分得六十亩至一百八十亩土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人人都是大地主。八旗官兵的主要收入，按说是清廷发给的粮饷，将军每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佐领俸银一百零五两，俸米五十石五斗，骁骑校尉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自雍正朝起，对将军和副都统等高级官员，另增给养廉银，数额是正常薪俸的数倍甚至十几倍。大家都知道满人马上得天下，不擅耕种，有了土地也只能收地租，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当时旗田地租年收入总数为三千九百九十两，根据《佚名奏报江宁驻防八旗每年盐菜及地租项下用银数目事》记载，乾隆年间的具体分配情况为：
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
由此可见，当时旗人在南京的日子十分快活，可以充分享受打下江山的种种好处。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当然应该是老子和老子的后人来享受。清代设立理事同知一职，专门负责审理旗人与南京原住民的诉讼。理事同知在官制上为地方属员，不隶属于八旗驻防。自康熙朝起，清廷将理事同知定为旗缺，只有旗人才能出任此职。因此，虽然名为地方官员，其职责只是保护驻防南京的旗人权益，在处理各种纠纷时往往袒护旗人。
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存有一块《韩绍文等立颂德碑》，为雍正年间的理事同知赫胜额歌功颂德，说他“仪型虽往，恩德犹存”，“自莅任以来，旗民安堵，地方宁静，强梁敛迹，宵小潜踪”，说他“片言折狱，秉正持平，哀矜勿违，小大以情”，说他“无偏无袒，至公至明”。“安堵”是安居乐业的意思，强梁和宵小都是属于坏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对断案的最基本要求，却还要专门拿出来歌颂，足见当时秉公执法，不偏袒旗人，实属非常难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会按月发给粮饷，驻防兵丁不允许从事农工商等产业，过着不劳而获的快乐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满汉矛盾，譬如满汉不通婚，禁止旗女嫁与汉人，旗人男子则可以娶汉人民女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拥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不受地方法规约束，旗人的不法行径便在所难免。特权很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造成罪恶，江宁驻防官兵“日就纵驰，至不堪言，更且习气大坏，多有窝盗包娼、行窃诈民，甚之重利盘债、骂官闹衙，无不任为”，而“该管之官反行百计袒护”，地方官府虽受其扰，亦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当时在南京，出现过一种让市民哭笑不得的盗匪，俗称“旗盗”。一度十分猖獗，没办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参与了偷盗，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为非作歹干坏事：
昼则倚势行凶，夜则纠众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窜归旗，无从究诘。
所谓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实就是投到旗人名下，打着旗人招牌，狐假虎威伤天害理。顺治和康熙年间，八旗官兵买卖人口之风，曾经非常厉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卖身为奴，可是到了后来，风气开始转变，汉人百姓竟然会主动投入旗下为奴。投充者既有孤身前来，亦有干脆携家带口，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下，挂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赋役。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为奴，更有奸恶之徒，借投充之机，仰仗旗人的特权威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
根据嘉庆年间的《新修江宁府志》记载，江南地区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带来的骚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谓“南民投充，惟江宁为多”。这是让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因为当时的投充，“非尽艰窘而然也”，并不是迫不得已，并不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半属作奸恶棍，半属逋罪强徒，急欲逞凶，遂尔走险”，结果就是“一经收录，大肆猖狂，或伙赴市廛以陵商，或横行村镇以诈懦。有司惮其恶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没有人说得清楚，隔绝南京市民与旗人的柏林墙，什么时候被拆除。跟北方的万里长城一样，南京城里这道满城城墙，更多的只是一种摆设，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种心理上安慰。因为年久失修，更重要还是因为没什么实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随它坍塌。一段接着一段毁坏，坏了也没人去修缮，满城的旗人不会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会去修，跌落在地上的旧墙砖，正好被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场。
从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国，到晚清，到民国，到国民政府，到汪伪时期，都会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浑水摸鱼，偷偷地将旧城砖挪为家用。甚至官家也参与过盗拆明城墙这些事，民国初年，大清没了，南京城内“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的旗民，由于生计问题，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许下，靠拆旧城砖卖钱度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昔日的满城，蒋介石曾做过批示，同意军校拆些城墙砖建校舍，因为有关人士反对，遂告停止。
横贯在南京城内的这道柏林墙，最后是不是就这样茫然无存，不得而知。遗忘总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数南京人的记忆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道城墙。晚清时期的鲁迅曾经在南京读中学，当时南京人心目中，显然还留有一道柏林墙。再过不了几年，就辛亥革命了，汉人和满人的对立情绪，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鲁迅先生喜欢骑马，在满城区域里骑马，会遭到清兵呵斥，不只呵斥，还会向学生娃子扔石头。鲁迅他们也不甘示弱，也会用石头进行还击，结果当然是谁也伤害不到谁，大家都只是扔着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