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杀了金圣叹
自古以来，南京人一向喜欢看热闹，尤其喜欢看杀人。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了南京，这个城市看似风平浪静，没有什么特别波澜，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说起来是亡国，大明朝这一次是真的没了，南明小朝廷在南京闹腾没几天，终于完蛋。一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早已没什么改朝换代意识。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满人要说了算，就让满人说了算。让大家剃头，留发不留头，南京人一开始都觉得挺别扭，这事非同小可，“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也曾想抵抗，最后剃了也就剃了。
1661年的秋天，金圣叹在南京三山街被杀了头。他好歹也算是位历史文化名人，评点《水浒》，评点《西厢记》，编《唐才子书》，基本上可以算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了，不过当时看热闹的南京老百姓，未必真知道他是谁。事实上，与金圣叹一起被砍脑袋的，还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堆人：
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这样的杀人看着有些轰轰烈烈，南京历史上屡遭屠杀，老百姓无数次经历了自己的被杀，能在街头热热闹闹看杀别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要杀那些有名望有来头的角色。一千多年前，曾有两位被捕获的皇帝，在南京街头被砍掉脑袋，他们是后秦的姚泓和南燕的慕容超。除了这个遥远的历史记忆，著名的砍头示众，还有朱雀桥边砍杀张丽华，倾国倾城佳人貌，原来红颜是祸水，张美人从胭脂井里与陈后主一起被拉上来，成了亡国的替罪羊。
满人逼着汉人剃发，剃了也剃了，杀文人金圣叹也一样，杀了也就杀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金圣叹因为“哭庙案”被砍了脑袋，很少有人去认真计较这是为什么。很显然，案子并不简单，同案在南京三山街一起被批发砍头的多达十八人。关于金圣叹被杀，民间更多的只是看热闹，只是讲段子，是说他临死前怎么样，怎样表演，如何雅谑，说了什么，捉弄了什么人。版本太多，都煞有介事，都很好玩，真假难辨：
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民间议论金圣叹的被杀，向来以戏说为主，都是不靠谱的八卦传闻，禁不起推敲。譬如他临死前，曾告诉儿子，说花生米与豆腐干一起搁在嘴里咀嚼，有火腿味。又说毛豆放在锅里水煮，“啖之以醋，当有蟹味”。砍头不要紧，只要玩得爽，金圣叹留给民间的形象，才华横溢能文善诗，落拓不羁放浪形骸，仍然还是晚明名士风范。
事实真相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作家孙犁先生在“文革”前，买得一部商务印书馆辛亥革命那年排印的《痛史》，两函共二十册。这本书最初价格四元七角，孙犁购书时，经过多次转手，定价已涨到十五元，当时应该是很贵的一套古旧书。在《痛史》中，有本小册子叫《哭庙纪略》，孙犁读完，写了一个读书后记，对“哭庙案”的分析非常到位。
哭庙案来龙去脉并不复杂，顺治十八年，皇上驾崩，哀诏下达到苏州吴县，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这时候，新任县令任维初，严刑催交赋税，杖毙一人，又大举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吴中百姓不堪其苦，以金圣叹为首的几个秀才，便把文庙大门打开，在庙里痛哭，义愤填膺地写了“揭帖”，公然要求驱逐县令。
“哭庙”是苏州一带的习俗，文化人经常玩的把戏，官府有什么不法之事或不当之举，士子们便聚集在文庙，作《卷堂文》向孔夫子哭诉，然后再召集民众，向更上一级官府申告。所谓“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孚号”是现在已不用的古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君王的号令或诏命，还有一个就是呼吁，这里应该前一个解释。明万历四十四年，松江府的学子一齐发讨伐檄，飞章投揭，讨伐董其昌，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到处张贴声讨的大字报和漫画，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在辗转相传，结果董的住宅被抢被焚，连城外白龙潭的书园楼居也被焚毁。
人多势众的“哭庙”，往往能让官府不敢轻视，但是进入清朝后的这次哭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已经改朝换代，老皇历撞上了坚硬的南墙。哭庙的目的是向上峰告状，要求罢免县令，而县令所作所为，恰恰又是上峰的意思，告县令就等于是告上峰，于是上峰十分恼火，在心里盘算了一番，便让手下写了一个很恶毒的奏折，向朝廷解释：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因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这个奏折真的很恶毒，结局便有了南京三山街杀人一幕，南京老百姓只知道看热闹，根本没意识到哭庙案已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在明朝，特别是晚明，官方对文人通常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名士风度往往会得到追捧。大家似乎都忘了，如今已经是大清，是人家在当家做主，清朝统治者不喜欢文化人没规矩。规矩从来都是人定的，不能说明朝没规矩，明朝只是有规矩而不执行。譬如同样是学规，明朝就有严格规定，在明太祖颁的《禁例八条》卧碑中明确写道：
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可进言。
清朝有同样规定：
军民一切利害，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同样的照抄规定之外，满人郑重其事地加了一条：
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与明朝当权者相比，清朝政府显然更害怕士子捣乱，无论哪朝哪代，官员都不会喜欢学生运动。满人做事，远比汉人认真，明人是不讲规矩，有法不依，清人讲规矩，定了法就要执行。文化人千万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杀个把文人，本来跟杀鸡一样，金圣叹有点小名气，有名气又怎么样，照样杀，杀了再说。杀金圣叹，江南的士子都觉得挺过分，这很让读书人寒心，然而说杀就杀，“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还真把文化人给吓住了。
清廷知道汉人内心不满其统治，不狠狠收拾一下，不知道朝廷厉害。哭庙案是清廷给江南士子们看的一个脸色，所谓恩威并重宽猛相济，不给点厉害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把子捏在别人手上，清兵以一种和平方式，进入了南京城，没怎么杀人，没怎么杀南京人，并不意味着人家就好说话，就傻，就讲道理。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血淋淋的教训都放在眼前。
1645年端午节过后的第十天，清军进入了南京城，也就是在同一年秋天，江南乡试便继续举行。对于中国南方的读书人来说，高考一刻都不曾被耽误。科举在，孔孟之道就在，孔孟之道在，中国就在。满人在降清的汉人帮助下，很会对症下药。继续举行乡试的举措非常重要，它足以磨灭明朝遗民的亡国伤痛。事实上，只要科举还在，读书人机会还在，江南的人心就可以保持稳定。
哭庙案收拾的是文人试图干政，清朝政府的意思很简单，读书人嘛，犯不着胡思乱想，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读几本书，继续孔孟之道，学优登仕，摄职从政。用未来可以当官，可以荣华富贵做诱饵，把读书人像驱赶羊群一样，都撵到了科举这条逼仄的小道上。然而科场也有科场的邪门歪道，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回銮之际驻跸南京，对江南的民风并不满意：
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
尽管给康熙爷看的都是光鲜一面，他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江南的真相。这地方有些富裕是真，说白了，所谓富裕，也不过是表面，无非财税缴得多，GDP高，老百姓看上去阔气，并不比北方人更有钱。“粉饰奢华”是前朝留下来的坏毛病，而且社会风气也不理想，大家竞相虚荣，“人情”不够质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读书人风气很坏，很恶劣，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科场舞弊。
事实上，早在哭庙案之前，在南京的三山街砍杀金圣叹之前，清廷已借江南乡试科场案，收拾过一回江南的文化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江南乡试从1645年开始，这一年是乙酉年，十二年过后的丁酉年，以南京为考场的江南科场舞弊案事发，后果相当严重。本来作为明朝遗民，去参加清廷的乡试，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就已经是个羞于言说的伤痛，就已经掉了身价，毕竟这件事很不光彩。后人改编《桃花扇》，写到了侯方域失节，最具有代表性一幕，便是他竟然参加了清廷乡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京人忘不了不久前的《留都防乱公揭》，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清朝的高考指挥棒下，怎么会突然那么没有骨气，突然就都丧失了民族自尊。身上安排新顶戴，胸中整顿旧文章，当时人的心目中，去参加满人的乡试属于失节，参加了还要作弊，作弊了又让人抓住把柄，实在是太狼狈不堪。丁酉科场案起于顺天，延至江南河南山东山西，许多考场均受到波及，这说明虽然已经到了清朝，考场的风气还和晚明一样。然而说起风气不正，也不是南京一处，最后予以惩处的力度，则是江南科场的舞弊案为最重，影响也最大最深远。
丁酉科江南乡试发榜，舆情大哗，落榜的士子多怒其不公，于是又开始哭文庙，辱考官，疑神疑鬼，物议沸腾。万般皆下品，唯有诗书高，清廷早知汉人有各种考场恶习，当时的国史侍讲方猷，弘文检讨钱开宗，被任命为江南乡试主考官，临行去南京前，顺治皇帝曾当面告诫，让他们必须秉公行事。没想到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舞弊案被揭发出来，顺治很生气，龙颜大怒，立即下旨：
方猷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猷、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着郎廷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着明白回奏。
作为江南乡试的主考官方猷和钱开宗被正法，妻子和家产籍没入官。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的卢铸鼎外，全部处绞。被认定参与作弊的中式举人方章钺等八人，各责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以及妻子流徙宁古塔。审理此案的刑部官员，也因“谳狱疏忽”，分别受到处分。
江南乡试科场案要点，并不是谁在舞弊，而是借题发挥。与后来的哭庙案一样，它的重判和严判，只是代表着清廷要展示的威严。杀头也罢，籍没充军也罢，科场既然是猎取名利的最有效手段，其中流弊就不可能完全根除。中国人的恶习向来难改，明朝是这样，清朝后来也是这样，好坏不过五十步笑一百步。事实上，很快清廷对于此中奥妙，也开始渐渐睁眼闭眼，该抓的抓，该放的则放。
清代中叶以后，每到各省该放考官时，皇上会下谕旨，“某省着某某人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在京文官，叫他们去充任“学政”，去主持考试。被点到名的大臣要“陛辞谢恩”，当京官清苦，这是皇帝一种特殊恩典，故意叫他们去外地弄些“外快”。所以文官们都盼着这一任命，高高兴兴离京去，一路遇见风景名胜，又吟诗又作赋，等任务完成了，满载而归，还可以刻一本诗集。
丁酉江南科场案与哭庙案的共同点，都是突然放出大招，狠狠地杀了一下文化人的傲慢。为什么要杀一杀文化人的傲慢，因为当时的江南初定，安稳还只是表面现象，江南并没有真正驯服，反清情绪还在蔓延，抗清义士还在活动。南京人不太会去想金圣叹该不该杀，皇上肯定是金口玉言，他说要杀，必死无疑，老百姓很少会有这样那样的觉悟，在他们心目中，只能选择盲从，朝廷永远是对的，被杀的人永远是应该被杀。
南京人也不太会去进一步琢磨，在他们城市中进行的丁酉江南乡试，究竟有没有舞弊。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考官已斩首，不舞弊又怎么会杀头呢。那些金榜题名的举子，大多已经返乡，也统统抓起来。“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逮捕入狱，再押到北京，举行当廷复试，“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士子们怕交白卷，遭极刑，只好战战兢兢“尽心构艺”。
有必要解释一下，江南乡试科场案中的江南，并不是特指长江下游以南的江南地区。这个江南其实是明朝的南直隶，具体范围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再加上后来从江苏分割出去的上海市。明亡于清，清朝就给南直隶改了名字，改为江南省，事实上，江南省的大块面积，并不在长江之南，苏南皖南之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都属于江南省。最后为什么不选择在南京复试，倒不是说怕在这里再次舞弊，而是这么大张声势地拉到北京，动静和影响都可以放大许多，能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
当时的江南省中，有两个地方专出文化人才，一是安徽桐城，一是江苏苏州。乡试科场中被认定舞弊的方拱乾和方章钺父子，北京参加复试时被认定不及格的吴兆骞，就分别来自这两个地方。前者是安徽桐城人，后者是苏州吴江人，他们都很有才华。以他们的锦绣文章，中举很正常，没中举才是怪事，然而腹有诗书也没用，没地方去说理，说你舞弊就舞弊，统统流放宁古塔。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章钺与考官方猷都姓方，都姓方便是一家人，便有嫌疑，其实这个方，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从未同宗。吴兆骞成名很早，“松林吴兆骞，才若云锦翔”，当时“诸前辈巨公，恨不识吴生”。因为少年得志，难免恃才傲物，吴兆骞曾对当时极有文名的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就是这么一个名士，在北京复试时，都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还要玩名士气，竟然当堂交了白卷，理由是让他这样的大才子补考，怀疑他会作弊，实在是污辱他的人格，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果当然非常可悲，与金圣叹相比，方章钺和吴兆骞没被砍去脑袋，只是流放宁古塔，已属非常幸运。对于清廷来说，用意很简单，就是要收拾收拾心高气傲的江南文人，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清初的哭庙案，科场案，以及后来更加令人惊悚的文字狱，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就是要严厉惩治，惩前毖后，要把南方士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跟明朝相比，跟晚明的自由开放相比，江南文人的名士气从此大大收敛，清朝皇帝眼里的“粉饰奢华”，也立刻大打折扣。
南京人开始像北方人一样，变得越来越“质朴”，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没有情调。换句话说，清朝时期的南京，再也不会有秦淮八艳，再也不会有《板桥杂记》，更不会有学生运动，唐伯虎点不了秋香，李香君也不会遇到貌似一身正气的侯公子。改朝换代就是改朝换代，改朝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换代让南京人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潇洒。明朝的南京是浪漫的，生机勃勃，活色生香，起码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清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呆滞刻板，暮气沉沉。
清朝的南京变得不太可爱，变得老实本分，变得木讷无趣。清朝的南京，开始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样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