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江宁马路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了。对于南京市民来说，多年围城终于结束，噩梦一样的年头正在过去。清政府接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这个城市的人口锐减，生产与社会组织破坏殆尽。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荡涤瑕秽，润色山川”，稳定和重建社会秩序，重振南京的经济。
到太平天国后期，据熟悉当时南京情况的英国翻译富礼赐和美国商人赫德均估计，全城人口约为七万人。李秀成被俘，在自述里也提到，城破前夕，城内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太平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这些数据未必准确，都只能当作参考。死的人肯定很多，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国藩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指示手下，“虽使周孔今生，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因此说湘军在南京杀人无数绝不是什么虚构。
南京人的痛苦就是，太平军来，被广西粤匪杀得够呛，湘军来，又被湖南蛮子杀得很惨。广西人厉害，湖南人更厉害，共同结果就是让南京土著居民吃足苦头。湘军攻入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臭气熏天，“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随军入城，其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况：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当时南京老百姓真是痛苦不堪，没有来得及突围跑到城外去的太平军大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到处放火。入城的湘军为了挖掘金银财宝，亦四面放火。疯狂劫掠对南京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一年以后，李鸿章到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空城，断壁残垣，田宅多成瓦砾，哀鸿遍野，难民饥寒交迫，要想恢复南京城正常秩序，真不知道从哪下手，他不由得大发感叹：
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
管葛是管仲和诸葛亮的并称，这两人都是古代治国有方的名相，李鸿章的意思是南京糟糕到这一步，就算管仲再生，诸葛亮重现，也没什么好办法。他觉得这个城市要想喘过气来，恢复昔日繁华，“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李鸿章的前任是曾国藩，曾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立下了盖世大功，手下都劝他干脆自己做皇帝算了。大清无可救药，不如趁乱像朱元璋那样，在南京扯上一嗓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说不定也就成就了帝业。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称帝的野心，他担心的只是自己功高盖主，进入南京后，一个劲地打报告，要求裁撤湘军。为什么会这样做，后世有过各种猜测，有一点常常被人忽视，就是湘军纪律太差，匪气太重，“暮气已深”，很容易失控。事实上已失控，这支虎狼之师任其发展壮大，必将成为祸害。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因为这个烂摊子实在太糟糕，南京的破败令人难以想象，有人劝李干脆将两江总督衙门移往扬州算了。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的十八年后，到了1882年，又一位中兴名臣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他描绘当时的南京仍然惨不忍睹：
江南克复廿年，而城邑萧条，田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四十余年前光景，判若霄壤。
甚至到1896年，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距离剿灭太平天国已三十多年，南京城元气还没完全恢复，仍然没太多振兴之迹象，在给皇上奏折中，他诉苦说：
城内辽阔过甚，兵燹以来市廛萧索，城内有居民者三之一，空旷者三之二……北城一带，蒿莱弥望，匪类潜踪，命案抢夺间见叠出，商旅来往，官吏趋走，备极颠踬，公私旷废。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带给南京城的伤害实在太大。不过说归说，诉苦是诉苦，作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只有把现实状况说得不堪一些，才有可能突出自己的政绩。事实上，城市面貌正在好转，已经有了变化。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战乱，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自然会有一种很好的修复能力。
如何使得南京这个城市从创伤中恢复，历任两江总督不得不面对。曾国藩采取的措施，是尽快恢复高考，在湘军进入南京的当年，开科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1864年的12月，甲子乡试如期举行，应试者一万三千多人，共得正榜二百七十三人，副榜四十八人。这一措施立刻见效，“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被中断的江南乡试自此恢复，直至1906年科举被取消。
曾国藩第二个措施是“繁荣娼盛”，让秦淮河先热闹起来。商女不知亡国恨，南京克复不久，秦淮河上便出现了画舫灯船，时任江宁知府涂宗瀛专程拜访曾国藩，建议予以取缔。没想到遭到否决，曾国藩认为灯船画舫尚不够多，亲自带领幕僚登船游览秦淮河。这是首次以官方形式，允许官设妓院，数量被限为六家，此后只许加人而不许增院，“以示乐不可极”。消息一经传出，土著和客商闻信而来，秦淮河上白舫红帘，又见昔日繁盛。
秦淮河两岸的河房大批被毁，荆棘塞道瓦砾堆阶，青楼妓馆密布的旧景无法再现，只能在秦淮河上做文章。晚清时的南京楼船，多为湘军水师战舰改装，设有门舱，有仆从照应，有餐室和书房，还有“卧榻与浣濯、便旋之所”。船尾有舵楼，可以登高远眺沿岸景色。楼船外，游船还有很多花样，有小边港、火食船、摸黑船，摸黑船为晚清独有，专门用于夜游。流落他乡的秦淮名妓，战后纷纷返回，可惜人老珠黄，风光不再。邻近的扬州也饱受战乱蹂躏，加之盐务改革，众多盐商破产，依附于盐商的扬帮妓女纷纷涌入南京，一枝独秀，“风流薮泽，全属扬帮矣”。
依靠科举的踊跃，依靠秦淮河灯红酒绿，显然还解决不了南京的问题，改变不了南京现状。李鸿章当了两江总督后，在南京大搞洋务运动，最著名的就是金陵机器制造局，迈出了实业救国第一步。他的理想是把南京变作一座工业化城市，向洋人学习，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军工业。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主张要保留湘军和淮军，不只在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相比，他这种判断，似乎要高出一筹。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南京人对这个条约具体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反正兵临城下的英国人走了，事也就完了。1856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是和英法两家同时干仗，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法国提出要求，要将南京辟为通商口岸。好在当时南京处于太平军控制，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这个条约，根本实现不了。太平天国灭亡，英法公使分别召会清廷，以《天津条约》为依据，提出“将江宁地方，安置埠头，为通商之所”，并称已“派员前赴江宁，察看沿河地方，择取何处便于贸易，即将该地指定，并将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
清廷无奈，只能派员会同英法官员前往实地勘察，同时拟将江宁织造署改为南京海关。没想到太平天国之祸乱，已把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映入眼帘的是：
人民之死亡转徙者不可胜计，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疮痍残败之状几于目不忍视。
英法公使遂认为此时的南京，在通商上并无多少价值，于是只大致指划“狮子山城河之间”为备用之地，并未提出设立租界的要求，南京的开埠因而被搁置。以当时的社会舆论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躲开了“夷化”，避免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当然，相对于城市发展，也可以说南京失去了一次机会。
再往后，到了1868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下关河西宗泰字铺设立了“洋棚”，方便旅客上下。1877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买下旗昌洋棚，保守的清政府担心此地有了轮船码头，会再次引起列强觊觎，只允许南京港进行客运，不允许货运，所以这些“棚厂”在当时只能算是简易码头，又设栈房供乘客候船，乘客用小划子往来江心接送。1882年乡试，南京作为江南考场，共有两万名考生从水陆两路到达，结果乘轮船前来的考生在下关登岸，因小划子翻沉，溺毙多人，本地绅士数十人便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速建码头。
左宗棠碍于清廷态度，要求在呈文中“切勿说出码头二字，缘非通商处泊岸，例不准设码头也”，只能称其为“功德船”。“功德船”的出现，使南京港具备了轮船停泊作业能力。随着港口运输能力的增强，清政府不允许在下关设码头的规定，已成空文。1895年，张之洞主持修建了一座公用轮船码头，称为“官码头”，仍不允许轮船在此装卸货物，但每年上下旅客，已达十万人左右，下关商市逐渐兴盛起来。
南京的航运条件本来十分优越，海轮可以直达。1895年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获取在华铁路修筑权，资本输出增多，开辟南京为通商口岸的愿望变得强烈。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致函清政府，强调南京应当与汉口和九江一样开放。1899年5月1日，本应在1858年就开设通商口岸的南京，终于正式开埠，金陵关开关，地点就设在下关。金陵关成立之初，曾悬榜招贤，没一个中国人敢于应招，后来虽有华人参加，职位均比较低。当时中国尚未有专门人才培养，税务司和重要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实权长期掌握在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手中，金陵关的会话办事公文来往，都以英文为主。
南京口岸未设租界，也没有工部局等组织，金陵关成为列强在南京利益的代表。清政府在下关设立商埠局，将金陵洋务局改为两江通省洋务局，管理口岸事宜，金陵关中也派中国人担任监督，这个监督无实权。各国纷纷在下关江边建造码头，经营客货运输，沿大马路一带设店经商。很快巨贾云集，商铺林立，随着外商增多，进出口贸易增加，下关地区开始繁华起来，“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一向落后的城北下关，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让南京人看热闹的新地方。
事实上，只要没有战乱，南京城市现代化几乎不可阻挡。金陵关开埠之前，也就是1895年，张之洞下令修筑江宁马路。这条马路自下关轮船码头，经仪凤门和鼓楼，直抵汉府街的总督衙门。马路用砖石铺设，石料由绿营兵采自紫金山，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路标准，路幅六米至九米，大部分是砂石路面，个别路段还是木块路面。不少路段晴通雨阻，只能通行马车和黄包车，也只略优于土路，即使这样，江宁马路大大改善了城区交通，成为后来南京大马路的起点。
旅客自下关轮船登岸，行李物件需要车辆运输，成泰马车公司应运而生。那年头还没汽车，马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成泰公司由上海昇大马车行承办，南京的商人刘逢霖等招集商股，纠合股本洋银一万元，置办马车数百辆，极大地方便往来行人。江宁马路的开通，直接带动了城北经济，沿着马路，商民房子盖了起来，店肆林立热闹逾恒。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十分兴奋地汇报修路成果：
三月以来，贫民食力者，竞造手车，以为生计，往来如织，马路两旁，小民购地造屋者日多，不过三年，可成街市。
江宁马路是晚清南京很好的一个市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了民生，造福南京人民。除了这条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大马路，到了1909年，南京又有了一条市内铁路，取名宁省铁路。在此两年前，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建成，这件事非常重要。上海一向是南京下属的下属，过去几十年，上海飞快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沪宁铁路的开通，以及即将开通的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改变了陆路交通布局，使南京成为长江下游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南洋劝业会最后择址南京，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水陆交通便利。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就得到了验证。1909年建成通车的宁省铁路，彻底改变南京交通状况。在此之前，除了骑驴子，坐马车和坐轿子，乘船，市民无法享受其他交通工具。宁省铁路全长7.3公里，起自下关江边，从北向南，一直通往两江总督府。这是一条真正属于城市的轨道交通，也是国内第一条专门服务城市的交通线路，其运输功能与后来的地铁相当。它穿越市区，跨惠民河，经栅栏门，过三牌楼，过丁家桥，过无量庵。无量庵这一站就是后来的鼓楼，然后沿北极阁南麓，从两江师范学堂后墙，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后面，跨珍珠河，在太平北路东侧南折，经过督署衙门的东墙，再往前走，到达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
1911年，宁省铁路更名，改称江宁铁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在南京的下关转车，通过当时中国唯一一条市内轨道交通，直达“总统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