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国民代表大会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日本人打败了，南京人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肯定高兴，然而多少还有些发蒙。事情显然是真，听上去却让人难以置信。过去许多年，南京老百姓一直蒙在鼓里，指望汪伪的宣传部，哪会有什么真话可讲。全世界都在打仗，只有南京民众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处在相对和平之中。亡国奴就是亡国奴，在汪伪政权统治下，南京人谈不上醉生梦死，忍辱偷生已成常态。
因此，汪伪政权成立，南京老百姓也曾跟着胡乱欢呼。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南京当局站在轴心国一方，煞有介事地向英美宣战。日军在东南亚大获全胜，占领了上海的英美租界，连同自己的日租界一起打包，美其名曰还给中国，南京人游行庆祝，好像真的已享受到了“大东亚共荣”。南京人用法币，比国统区的法币更值钱。南京还举办过健康儿童比赛，这个比赛在抗战前也有过，它很好地粉饰着和平。毫无疑问，这些往事都将成为南京人的耻辱记忆。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的第十天，开始进行人口登记。登记工作进展缓慢，到第二年2月，才得到一个172502人的数目，到3月底，便增为235056人。随着逃难民众回归，南京人口不断增加。为强化治安管理，在日本人督促下，伪南京市政公署进行了人口总复查，分段分组挨户详查。“尽一日办理完竣”，也就是说，这一天，市署各处司厅，各附属机关及各中小学，除警察厅酌留半数值勤，各小学低年级学生休假一日，其余一律出动，各该地段管辖区公所及警察局队，按原有户口调查统计表，挨户复查。
复查结果，市区总计73665户，总人口为294755人，这些数字相当精确。当年12月，市区和乡区总户数为117679户，总人口为473411人。1939年3月，南京特别市政府开始办理市民证，六岁以下无须领证，十二岁以下无须粘贴照片，居住本市的任何人均须照章领证。市民证上加盖印章，照片骑缝处盖上硬印，“以免混冒”。1940年12月6日，特别市政府又一次进行城区人口总复查，数目是全市615927人。
既然忍辱偷生，大家只能凑合着活下去。平心而论，沦陷期间的南京，无法与此前的“黄金十年”相比，城市管理方面仍然有变化。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菜市场，有许多就是在这期间建成，譬如新街口菜场和科巷菜场，这两个大菜场运营了很多年，像科巷菜场不仅仍然存在，还被列为“南京老字号”。又譬如在交通方面，沦陷前，南京大约有三百辆客运马车。沦陷后，一度骤降到十几辆，运营线路仅局限于三山街至新街口。随着秩序恢复和人口增加，加上汽油严重缺乏，汽车运营成本猛增，马车逐渐又成为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南京的客运马车数量，高达九百辆左右。
在这里，不妨引用我的长篇小说《很久以来》中一段文字：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对于南京人来说，这消息来得有些突然。正是放暑假期间，到再开学时，春兰和欣慰就要升入高中。天气非常热，当时最离奇的景观便是街头站岗的警察，或许是怕引起骚乱，主要街头都有三种警察在那守候。一是汪伪政府的交通警察，穿着黄色制服。一是日本人的宪兵，穿着呢布制服。一是来自重庆方面的宪兵，穿着绿色制服。宪兵又叫军事警察，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只把汪伪负责治安的警察当作警察，其他的那些什么宪兵，名义上叫军事警察，一个个全副武装，与实际的军人也没什么区别。
春兰和欣慰是小说中两位女学生，通过她们的目光，可以看见南京街头最真实，也最离奇的一个画面。1945年8月16日上午，汪伪政府的《中央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居然很不要脸地还发一篇社论，标题是“大家各守岗位！”。用一个很大的感叹号，称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乃“英明果断之举”，警告民众“渴望已久的和平事实，一旦到来，欢忭鼓舞之状，必然会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现若干疯狂”，所以，南京市民要冷静，千万不能“只重感情，不要理智”。
胜利来得太突然，让人感到意外，南京人开始尽情发泄对日本人的仇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城内的黄金地段，划为日本侨民生活居住区和营业区，也就是所谓的“日人街”。“此区域北起国府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正路，东达铁道沿线路”，当时最繁华的太平路，中山东路都包含在内。南京居民逃难留下的住宅和商店，被日本侨民轻易获得。到1938年3月，在南京的日侨，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和台湾人，已达到439人，他们“最初以军内小商店为主，逐步增加了饮食店、钟表店、理发店、杂货店、旅馆”，抗战胜利，这些店铺遭遇了南京居民袭击，似乎也不难想象。
大大小小的汉奸得到审判，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被公审，被公开枪决。积弱多年的中华民国，突然神气十足就成了“四大强国”之一，国民政府十分风光地准备还都。1946年5月1日，蒋介石离开重庆，途经西安，飞抵南京。5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大典。蒋委员长风头出尽，虽然早在半年前，1945年的12月中旬，他曾经飞抵过南京，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次的仪式感，显得更加正式，更加隆重。
迁都重庆的党国大员，像候鸟一样返回，或许在重庆待久，很多人习惯了吃辣，一时间，南京的川菜馆子开始时髦起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终于又回来了，南京人怎么能不“欢忭鼓舞”，怎么能不“因感情的奔放，而呈现若干疯狂”。新街口大马路上，鞭炮纸屑足有半尺厚。商店玻璃上写着大大的V字。灯光管制解除了，南京城在一夜之间亮起来，老百姓家拿下罩了多年的灯罩，街上霓虹灯扯去蒙了多年的黑布，一位市民回忆当时情景：
日本军人个个低着头，手捧同伴的骨灰盒，列队向下关集中营走去。一路上，中国民众向他们吐口水，投石块，下关的百姓甚至还气愤地拳打脚踢这些曾经欺压中国人的仇敌，还有人命令日本鬼子向中国人下跪，鬼子们只得照办。那些日本商人也在撤退中，他们雇了黄包车托运货物行李，老百姓看见了，齐声高喊：“滚下来，自己拉！”这些日本商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只好下车自己拉车。黄包车夫们咧开嘴笑着跟在车后。那个场面真叫痛快呀！
然而失望渐渐随之而来，伴随着受降，肃奸，接收，每一项工作看上去顺理成章，都喜气洋洋，南京人作为首都人民，很快发现，情况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乐观。抗战胜利不过一个月，《大公报》针对当时接收工作中的混乱与腐败，发表《莫失尽人心》的社评，指出国府仅仅“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当时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官员，当面向蒋委员长进言，说再像这样胡闹下去，虽已收复国土，必将丧失人心。
如果说接收中的某些腐败行为，只是触动了有钱阶级利益，接下来名目繁多的甄别，大大伤害了南京人自尊心。按照过激人士的说法，在沦陷区活下来的男人，都有当汉奸可能，都不能排除与日本人为伍的嫌疑。担任过伪职的要重新登记，要经过甄别和核查才能再次上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人格污辱。日本人统治，大家都恨日本人，现在日本人打败了，仍然还要受他们牵连。
中小学生年龄还小，用不着甄别，大学生就有些麻烦。首先，原来在四牌楼的中央大学，被日本人占据成了医院，伪中央大学一直是在鼓楼的金陵大学上课。现在正牌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复员回来，伪中大必须赶快给人家挪地方。其次是学历认定，日本人在，这些青年学子是亡国奴，日本人不在了，立刻成了“伪大学生”，不但要解散，学生也要编进临时大学补习班，进行甄别和清算。
在民国历史上，大学生向来不好惹，年轻人火气旺，即便被称为伪大学生，一样敢骂娘，敢上大街游行。“科学无伪”，“学问无伪”，只要有真学问，真本事，凭什么不承认学籍。闹到最后，干脆连临时大学也撤销，不听话的学生被取消学籍，听话的学生才给出路，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例，有的直接进入中央大学，有的转学去上海交通大学，有的去安徽大学，还有的被分配去了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农学院。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街头的抗议浪潮，从来也没真正平息过。南京成了大家的上访之地，被整编的退伍军官，苏北的难民，从全国各地赶过来的各种社会团体，动不动便把政府机关给包围了。自“五四”以来，有一个躲不开的词，就是学生运动。考察民国历史，总是和这样那样的学运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年轻人动不动上大街。接下来，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前一句表明不想再打仗，要和平，后一句是要过正常日子，要有饭吃。
当时南京报业十分发达，除了党报《中央日报》，大报小报如雨后春笋。报纸多了，媒体发达，各种各样声音就拦不住。国民党宣传部推行“党化”新闻政策，“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处理方法与尺度，均作出具体规定”，希望能把中国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实际效果当然非常不好，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报纸上的官方报道，小道消息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刚刚打败日本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不过一个多月，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为制止国共开战，上海各界组织了和平请愿代表团，赶往南京请愿，祈求和平。代表团成员都属于当时的社会名流，前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迁川工厂联合会总经理胡厥文，大明公司总经理阎宝航，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可是代表团刚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就出了意外，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6年6月23日记载：
丙、上海举行“反内战”游行，与散发“反乱”传单之学生冲突。
丁、上海各界争取和平代表马叙伦等到下关与苏北难民代表冲突，遭受殴打，大公报记者亦受伤。
戊、无锡两报馆被军人捣毁，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允赔偿。
发生在南京的这个“下关事件”，让国民党当局大丢颜面。大家都相信政府在背地里，做了很不光彩的事，老百姓希望和平，希望不要发生内战，民心所向，可惜内战还是避免不了。接下来，很短的时间内，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国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制宪国大”在国府路的国民大会堂召开，目的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原计划有2050名代表，各党派经过分配，计国民党220名，共产党190名，民盟120名，中国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最后又是说话都不算话，各不相让，当家的国民党拼命往名单里面塞私货，共产党抗议退出，民盟拒绝参加，大会最后算是咬着牙召开，开了也跟没开差不多。
1948年3月，又一次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目的为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因此又称“行宪国大”。这时候，国共已打得不可开交，南京的国民代表大会，无论它有多热闹，多隆重，还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肥皂泡，成了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的最虚假繁荣。当时中国到处硝烟，国共两党大决战，楚河汉界你死我活。这是天下之争，战场上谁赢，谁就可以得到天下。人心向背会决定胜负，谁获得民众支持，谁就更可能站在胜利一方。
当然，话还可以两头说，谁得到了天下，老百姓必定支持谁，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对于南京人来说，几乎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国民代表大会期间，南京人心情根本不受战争影响。国府路附近，也就是后来的长江路周围，黑压压停满了权贵的小轿车。南京街头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和平气象，是地方就扎上一个大大的牌楼。到处都是大标语，到处都是记者，身穿美式军服的青年军官，开着美国佬的吉普，搂着漂亮的南京姑娘，大街上奔驰而过。
大家感兴趣的只是各种八卦，都知道蒋委员长注定会当选总统，有悬念的只是谁会来当那个副总统。在一开始，蒋介石似乎也不想当总统，他曾提议由胡适来担当。这个想法立刻遭到国民党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为什么要让一个毫无功劳的书生来坐享其成。据说胡适也曾给中共领袖写过信，希望毛泽东能够坐下来，与蒋介石谈判协商，认为中共也可以仿效英国大选将邱吉尔选掉的例子，通过和平手段，借助民众选票，达到权力之顶峰。类似观点，胡适当然没少在老蒋面前唠叨。当时形势下，胡适的书生之见显然不合时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1948年4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上，面对国大代表，面对中外记者，胡适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谈到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国民党创立者孙中山本是个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于是就有了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有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很具体地分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指出：
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
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国民党人，说“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因此“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发表这次演讲的日子，正好是西方愚人节，胡适明知道自己说这番话，这一番最基本的道理，未必会有作用，或者说肯定没有作用，国民党当局绝对不可能听进去，但是，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在大会上说，没有用也要说。
就在两天前，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虽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胡适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他甚至相信“蒋公是很诚恳的”，自己则“实无此勇气”接受。一天以后，经过反复衡量，胡适决定接受竞选总统这个建议，他向前来寻求答复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
王世杰字雪艇，这里的“他”就是蒋委员长，也就是说，在4月1日国民代表大会的长篇发言时，胡适对竞选总统一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既然蒋介石愿意让他当总统，死马当作活马医，他也不妨试试，长篇演讲结束，胡适显然意识到种种不妥，意识到不合时宜，当天晚上，他又去找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并把自己与王的谈话，写在了日记中：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后人有过各种猜想，有过辩论，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无论愿意或不愿意，根据当时国情，胡适都不可能当上总统。当上了也没用，也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行宪国大”前后开了一个多月，在南京人眼皮底下，玩过不少花样，玩来玩去，也就那点花样。最后不出意料选出了总统，有点意外地选出了副总统。5月20日，总统就任仪式在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选总统蒋介石穿着当时的正装，也就是长衫马褂，发表了就职演说，副总统李宗仁一身戎装，满脸尴尬地站在旁边，活脱像个保镖。
就职仪式热闹归热闹，南京国民政府的好日子，终于到头。新总统就职第二天，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就闹得不可开交，因为“五二〇”晚会发生了冲突，有学生被抓，同学们一怒之下，立刻宣布罢课三天。接下来的南京，此起彼伏，怎一个乱字了得。学生动不动罢课，商人动不动罢市，物价开始飞涨，天气越来越热，战场上的坏消息，不断传到南京。当局天天宣布自己打了胜仗，事实却是败仗不断，戡乱戡乱，越戡越乱。
蒋介石刚当了两个月总统，中央银行便发行巨额面值的钞票，分别为1万元，2.5万元，5万元，25万元。此举刺激物价大幅上扬，过了一个月，又发行金圆券，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当日之水准，引起了国民政府事实上的经济崩盘。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开始摇摇欲坠。到这年11月13日，国民党高官中文章写得最漂亮的陈布雷，对时局极度失望，自杀身亡。12月23日，造成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在东京被执行绞刑。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达了求和愿望，希望与中共商议“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情况非常危急，形势十分不妙，国民党败局不可避免，为了安定民心，安抚处于沮丧中的南京民众，满脸严肃的蒋介石检阅了十万军人警察宪兵，要求大家“坚定意志，拱卫首都”。然后呢，三天以后，他老人家便宣布下野，在一片悲伤黯然的气氛中，搭乘“美龄号”专机离开了南京。
再以后，到了4月，人民解放军到达长江对岸，《南京通史·民国卷》写道：
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警、宪、特各部于23日凌晨开始撤离，人山人海，道路拥挤不堪，各单位争先恐后，无人指挥。军队纷纷从中山东路经中山门涌入汤山、句容一带，朝京杭、芜杭公路及浙赣线方向溃逃。下关车站和码头也挤满了撤离和搬家的人群，街头巷尾则充斥着散兵游勇，南京城处处呈现出兵荒马乱、人奔车跑的混乱场面。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晚上，江对岸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开始悄悄地渡江。三十五军军长叫吴化文，一个有着传奇中国特色的职业军人，他先后追随过冯玉祥，追随过国民政府时期的蒋介石，追随过汪伪时期的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回归国民政府，最后又临阵起义，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候，虎踞龙盘的南京，基本上成了一座空城，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吴化文的三十五军奋勇当先，拿下了占领南京的首功。一年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总统就任仪式，国府路是何等的热闹。国民大会堂周围彩旗飘扬，国大代表个个神气活现，时过境迁，现在又是多么荒凉，多么萧条。三十五军士兵一路穿插，终于来到国府路附近，经过国民大会堂，沿着无声无息的国府路，在黎明时分，在升起的霞光里，冲进了总统府。偌大的总统府门口，连个站岗卫兵都没有，大院空空荡荡，遍地狼藉，到处散落着文件和纸片，一堆堆焚烧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
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扯下来扔掉，高高升起一面解放军冲锋时用的红旗。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日子，宣告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南京传》至此，也应该告一段落。
2018年5月29日
南京三汊河口，初稿完成
06 酖毒山川亦可怜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