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两江总督大人
南京有个众所周知的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埋在这。城东的紫金山地区因此成为禁地，有军队和太监守陵，擅入者要杀头。明成祖迁都去了北京，死后又葬在那，于是有了后来的十三陵。南京的明孝陵多少有点形影孤单，虽然设立了神宫监，设立了孝陵卫和祠祭署。遇到重要日子，在位皇帝生辰，太祖帝后驾崩之日，都要上香点烛祭以酒果。清明和中元日，也就是七月十五日鬼节，各致祭以太牢，派遣勋旧大臣一人，譬如徐达之后裔嗣魏国公前去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员要陪祭。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牛羊猪全备为“太牢”。这些针对明太祖的繁文缛节，到了大清，自然而然全部取消。魏国公的封号也被削除，明孝陵的地位立刻下降。清军到南京，多尔衮下达命令，“洪武陵设守陵太监四名、人丁四十名，仍给地二百晌，以供祭祀、护守之用，余悉入官”。表面上看，只是将守陵的规格降低，实际效果则是，陵园因为缺乏有效管理，它的光环不再，衰败已不可避免。
南京紫金山最早叫金陵山，汉代称钟山。汉末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为了纪念，东吴的孙权封他为蒋侯。孙权的祖父叫孙钟，为避讳，又将钟山改名为蒋山。南北朝的孔稚珪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北山移文》，收入《古文观止》，广为流传，他笔下的北山，就是紫金山，因此文化人掉书袋，除了说蒋山，也喜欢说北山。
紫金山还有一个称呼，叫神烈山。这个称呼有点莫名其妙，与北京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有关。世宗是武宗的堂弟，武宗是独子，没兄弟没儿子，他死了，堂弟继位。偏偏这位堂弟是大孝子，做了皇帝，不断地给自己亲爹追封。按照皇室规定，这么做很出格，三句两句也解释不清楚，反正史称“大礼仪”之争，闹得十分厉害。皇上总是可以有些话语权，为抬高葬在湖北钟祥的生父地位，嘉靖封生父的显陵为“纯德山”，封祖陵为“基运山”，封皇陵为“翔圣山”，南京的明孝陵当然也得跟着追封，于是诏改为“神烈山”，并在今天的下马坊公园，立了一块“神烈山碑”。
进入了清朝，中山门外的明孝陵，与南京隔着一座满城，很快变得很荒凉。紫金山地区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却在这里留下了一首《侨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亩居，偶因行药到郊墟。
依稀玉座浮云里，落寞金茎淡日初。
塔葬属支城外土，营屯塞马殿中庐。
犹余伯玉当年事，每过陵宫一下车。
这时候，留在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一个个都已削发降清，清廷留发不留头，谁也不敢违抗。顾炎武打定主意，要做明朝的遗民，不剃发不易服。这样的人在当时显得很特别，也很麻烦，因为与众不同，只要一出门，会变得十分惹眼。清朝的遗老遗少在民国初年，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不过是被旁人笑话，在大清时代，顾炎武这种顽固坚持，很有可能会掉了脑袋。
顾炎武在南京，选择侨居在神烈山下，显然也是迫不得已。毕竟这一副前朝人的打扮，会有太多不方便，非要出门，不得不“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他不得不隐姓埋名，自署“蒋山佣”，蒋山即神烈山，表明自己仍然还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他的《蒋山佣诗集》和《蒋山佣残稿》，就在此期间完成。
南北朝时的士大夫喜服五石散养生，服了药，要漫步以散发药性，所谓“行药”。“药后足行千步，信其血导气捎，效能薄震邪薮”，顾炎武的“偶因行药到郊墟”，肯定不会是无意。顺治年间，他曾前后七次谒孝陵，当时的灵谷寺，据说还供奉着一幅明太祖“御容”，瞻仰以后，无限感慨，写了好几首与孝陵有关的诗。除前面引用的《侨居神烈山下》，还有《恭谒孝陵》《再谒孝陵》《孝陵图》《重谒孝陵》，其中《孝陵图》是长诗，前面还有一段长序，十分沉痛：
重光单阏二月己巳来谒孝陵，值大雨。稽首门外而去。又二载昭阳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谒。十月戊子，又谒，乃得趋入殿门，徘徊瞻视，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后盖小屋数楹，皆黄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视明楼宝城；出门，周览故斋宫祠署遗址。牧骑充斥，不便携笔砚，同行者，故陵卫百户束带玉稍为指示，退而作图。
政治文明沦丧，衣冠文化尽废，这是明末清初南京社会风气的基本写照。明孝陵越来越破败，“陵卫多官军，残毁法不捕”。异族入主，山河破碎，借拜谒孝陵，一抒故国之恸，成为明遗民最后的精神寄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上的坚守，国破家亡，作为一介文人，只能做到这样。顾炎武编过一本《建康古今记》，除了不剃发不易服，他学问渊博，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被誉为清代朴学“开山始祖”。
说到明孝陵拜谒，不妨顺便提一下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创造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在位时都是六下江南，只要下江南，必定要到江南的首府南京转转。明孝陵埋葬着前朝皇帝，别人怕犯忌不敢去，他们无所谓，兴师动众来到南京，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去明孝陵祭拜。其中只有一次，康熙的第四次下江南，行色匆匆，在南京待了两天，便迫不及待离开，不得不“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太祖陵”，是历次南巡中绝无仅有的事情。
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康熙爷第一次过南京的情形，他亲率“内大臣、侍卫、部院官员往谒明太祖陵，于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次于宝城前三奠酒”。同样是看到了亡国原因，与顾炎武谒陵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康熙从明孝陵的衰败中，看到了“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依”，看到了“六朝偏安，弗克自振”，看到了“成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康熙还因此写了一篇《过金陵论》，大发兴亡感慨：
门户日分而士气浇漓，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
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心情不一样，康熙盛赞明太祖的丰功伟绩，“礼文隆渥，逾于常祀”。在明孝陵，他还写下了四个擘窠大字，此后谁要去明孝陵，都会迎面看见刻有“治隆唐宋”的御碑。不会作秀的人当不了好皇帝，康熙的谒陵被誉为“千古盛德之举”，载入史册，与明太祖当年歌颂元朝的皇帝如出一辙，朱元璋也曾说过成吉思汗祖孙起于漠北，“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说到底，都不过是借题发挥，表明自己这个天子名正言顺，拥有主宰天下的正统地位。
事实上，当时在南京城，真正能像顾炎武这样有骨气的，绝对凤毛麟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都是说说而已，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更多的是老老实实地做顺民，国家兴亡与他们有屁的关系。改了朝换了代，经过丁酉江南科场案，经过金圣叹的“哭庙案”，南京土著居民变得更加老实，晚明的恶习改了许多。南京的城市级别与前朝相比，大大降低，然而仍然还是一个硕大的官场，只要形形色色的官场还在，当官的仍然还是可以逍遥快活。
清廷派洪承畴来到南京，前面已经说过，洪是汉人，在前朝就是大官，官至兵部尚书。到了清朝，继续是大官，继续得到朝廷重用，比前朝的官还要大。他胸有成竹地来到南京，对于如何管理这座城市，脑海中已有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案，上报清廷，很快便得到了认可：
江南改京为省，一应设官，自当与各省一例。应如所议，设操江都御史一员，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员，分守江宁道一员，按察使司按察使一员，驿传兼盐法道一员，分巡江宁兼江防道一员，整理马政道一员，按察使司经历、知事、照磨各一员，省城内掌印都司、操捕都司、管屯都司各一员，都司、经历、断事、都事各一员，江宁府知府一员，江防同知、马政同知、船政同知、管粮同知各一员，捕盗通判二员，查盐通判、水利通判、管粮通判各一员，推官一员，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各一员，江宁府儒学，江宁、上元两县儒学教授、教谕、训导俱照旧，两县县丞各二员，主簿、典史各一员。
这段有些啰嗦的文字记录，有助于了解当时南京的干部配备。洪承畴知道，要稳定南方，首先要把南京的这个官场给稳定住。清王朝已定都北京，“居北制南”，南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与北京并称都会，宜“去京之名，存设官之实”。把当官的搞定了，也就把老百姓搞定了。世易时移，为什么大家会很在乎城市级别，原因就是级别高，官员名额就多，能分给大家的糖果也多。很多职务听上去都很奇怪，反正属于官场一套，弄不明白查查百度就行。当然，也可能查了百度，仍然还不明白。
说起清朝时南京最大的官，无疑还是两江总督大人。南京人很在乎虚名，这基本上也是明朝留下来的后遗症，留都的虚名不复存在，现在，此地又有了一个两江总督。老百姓吹牛，排座次，总是喜欢讲两江总督的重要。大清有八大总督，两江总督排名绝对靠前，仅次于北方的直隶总督。事实上，两江总督官衔虽然不小，真正的实权很难说，它可大可小，有时候很牛，有时候也就那么回事。
两江总督之名，最初可以上溯到洪承畴的“总督大学士”，当时清军刚占领江南，这一职务的最初使命，只是“招抚南方”，辖境并不仅限于江南一省。顺治四年，马国柱被任命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接替洪承畴。过了两年，河南划归直隶总督管辖，马国柱的职务变为江南江西总督。几经折腾，到康熙后期，江南江西总督开始简称为两江总督。江南省又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从此两江总督的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以及后来从江苏分裂出去的上海。
江南省的总督名称与辖境一直在变动，巡抚和布政使等官员的驻地也经常会变。清朝改京为省，曾在江南省设立了三名巡抚。凤阳巡抚驻泰州，辖江北淮安扬州庐州凤阳四府及滁州和州徐州三州，并协助淮扬总督办理军务。安徽巡抚驻安庆，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五府，广德一州。江宁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
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办公，这个大约会是后来很多南京人想象不到。整个大清期间，南京都叫江宁，在南京办公的叫江宁知府江宁布政使，而江宁巡抚不在南京，在苏州上班。其实江宁巡抚就是江苏巡抚的前身，只不过江南省原有三巡抚，后来重新组合，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巡抚一直都在苏州。南京作为两江总督府所在地，它的行政职能随形势而变，基本套路就是，如果世道不安定，两江总督大人的权力就会大一点，必须党政军一把抓。
相比较而言，两江总督最要负责的是军事，有权“节制三巡抚、一提督、六镇”，即江苏安徽江西三巡抚，江南一提督，苏松镇，狼山镇，徐州镇，寿春镇，九江镇，南赣镇六总兵。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他的权力更大，大到他自己都有些害怕。权力大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曾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因为要与太平军作战，他必须拥有非常大的兵权，四省巡抚和提镇悉归节制。然而一旦剿灭太平军，就犯了功高盖主的大忌，变得十分危险，于是连忙请求削藩，主动削去自己的兵权。
南京的两江总督署，位于沐府东门，即今长江路总统府旧址。太平天国占领江宁，将总督署改为天朝宫殿，即天王府。太平天国覆亡，天王府大部分毁于战火。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又在原址重建，次年四月竣工。两江总督是南京最大的官，应该是一直就在这里办公。
清朝时期，南京一共有过八十三个两江总督。最初三位都是汉军旗人，所谓汉旗，基本上就是汉奸的意思。老百姓的观点可以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南京人心目中华夷之分，不再是满人和汉人，而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满人刚入关，对内地风土人情一无所知，对江南一带的民风根本不了解，启用介于满汉之间的汉军旗人，以汉治汉，显然能起到非常好的沟通作用。经过三任汉人两江总督，天下越来越太平，接下来，两江总督的头衔，基本上落入满人囊中。
一直到道光年间，两江总督的职务，大多由满人来出任，渐渐地，汉人总督开始多于旗人。从套路上来讲，考虑到南京所处的位置重要，太平年月，一般都让满人来担当总督，因为在和平盛世，说起来也算是个封疆大吏，两江总督也就是个用来享乐的闲职。毕竟江南的重点不仅是军事，更重要的还是保障税收，这是维持清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的生命线，顺治皇帝就有过明确批示：
总督、巡抚，责任不同。巡抚专制一省，凡刑名钱谷、民生吏治，皆其职掌；至于总督，乃酌量地方特设，总理军务，节制抚、镇文武诸臣，一切战守机宜，调遣兵马重大事务，当悉心筹划。
总督大人只要把枪杆子抓住就行了，雍正爷也有过差不多批示：
巡抚统率全省文员，提督统率通省武弁，至于总督，则兼文武而统辖之者。
道光皇帝之前的历任两江总督，非进士出身者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旗人出身的两江总督，大多不是科举正途出身。这些人天生就是贵族，承袭世职，根本用不着什么学历和文凭，即便没什么真才实学，在太平年代能够下放江南，来南京干上几天两江总督，也不能算是太委屈他们。
汉人要想在南京担任总督，则完全不一样，必须得有功名。担任两江总督的名人很多，大清历史上很多厉害的角色，都干过这差事，譬如林则徐，曾国藩兄弟，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端方，都是清代的重臣。上述名人中，除了端方，都是汉人。事实上，两江总督一职，权力有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大致说来，除了紧紧把握枪杆子之外，民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毕竟在清朝，和平的年月更多。
清朝后期，两江总督开始承担一些新的职责，譬如兼管漕运和河道。清朝在八大总督之外，还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与水利部长。两江总督把这两项差事兼任了，可以想象其职务的重要。此外在扬州设有巡视两淮盐政，监察御史一员，专管盐务，道光十年裁两淮盐政，改由两江总督兼理。到了咸丰和同治之后，两江总督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掌管中外交涉事务，“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也就是说，都管到浙江福建和广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