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在南京的利玛窦

万历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95年，一个叫利玛窦的意大利人来到南京。很显然，这个城市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对明朝时期的南京城，这个老外的评价可不是一般的高，在他的札记中写道：

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地方，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稠密的人口中包括各个阶层；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贵族和官吏。后一类在人数上和尊贵上可以和北京的比美，但因皇帝不在这里驻跸，所以当地的官员仍被认为不能与京城的相等。然而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

同时期一个南京人顾起元，也在自己书里，描写了这位利玛窦：

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

在顾起元笔下，利玛窦是一位“西洋欧罗巴”人。明朝人的知识库里，就算他已经是个很明白事理的学问家，就算对天下对世界地理有所了解，欧洲也只是同一个国家，所谓欧罗巴国，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出自这个国度。利玛窦曾经向万历皇帝进贡了一幅世界地图，有理由相信，地图是利玛窦亲自绘制，上面用汉字做了注解。事实上，这幅《坤舆万国全图》，不只是中国人将信将疑，感到吃惊，后来的外国人也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一幅长三米，宽两米的世界地图，由十二个类似屏风的长条拼成。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熟悉的汉语名词，如“亚细亚”，“欧罗巴”，“大西洋”，“罗马”，“古巴”，“地中海”，“尼罗河”。它与我们如今所熟知的世界地图，总体样貌上已经相差无几。最关键的是地图上还出现了“地球”这两个字，明确无误地告诉大家，世界并不是什么“地方天圆”。

为了哄皇帝高兴，也为了哄中国人高兴，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后来常见的世界地图一样，让中国位于这幅地图的中心位置。或许是因为颠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中国传统思想，这幅地图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万历皇帝大约也只是觉得挺有趣，召集臣下一起看着玩玩，看了也就看了。

当时的南京人也有缘见到了这幅地图，利玛窦为什么会来南京，为什么又会在这里定居，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名传教士，利玛窦遭遇了太多困难，他在澳门学会汉语，然后进入广东，在广东境内悄悄地传教。一开始，打扮很像穿着袈裟的和尚，因为从西方过来，有人以为他是印度人，有人以为他是中东的回民，反正大家也分不清楚什么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后来有高人指点，利玛窦开始改变装扮，穿上中国的“儒服”，留起了大胡子。

利玛窦的计划是在南京建立一个传教中心，有一位叫徐大任的人在此地担任工部侍郎，他是利玛窦的熟人。早在广东时，他们就打过交道，利玛窦曾经送给徐一个天球仪和一只沙漏，这些小玩意在当时很贵重，很能讨好地方官员。然而利玛窦试图利用徐大任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实现，到了南京，利玛窦信心十足地拜访了徐大任，说自己想在南京城常住，并且准备建一个天主教堂，没想到立刻遭到拒绝。徐大任不仅拒绝了他，而且还派兵去威胁收留利玛窦的房东，要定房东窝藏洋人的罪名。

在南京的工部侍郎徐大任为什么会突然翻脸不认人，这显然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要知道，陪都南京远比广东更加保守，这段日子，日本和朝鲜正在打仗，在华的外国人都有可能受到怀疑，都有可能是间谍。徐大任不想惹上私通外国的罪名，无论在大明，还是后来的大清，通夷都可能是要命的，都是汉奸，跟外国人有来往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事。利玛窦很失望，尽管他在后来文章里，说了许多南京的好话，这个城市在一开始表现得很不友善，并不愿意收留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三年后，利玛窦又一次来到南京。这一次，南京不是目的地，他只是借道此地，想去北京见万历皇帝。新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忠铭将要赴京觐见皇上，为皇帝祝寿，或许级别更高的缘故，级别高了，胆子也大一些，这位王尚书也是利玛窦的一个熟人，他竟然同意带着利玛窦一同前往。为什么要贸然带一位洋人北上，一般的解释有两个原因。一是王接受了贿赂，利玛窦送给他一块玻璃三棱镜，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二是利玛窦也为皇帝准备了不少礼物，譬如万国地图，制作精巧的自鸣钟，还有两幅画着基督的油画，王忠铭觉得这些东西很可能会讨得万历皇帝的欢心。

利玛窦如愿到了北京，并没有见到皇帝本人。中国的皇帝岂是你一个老外想见就见，与第一次到南京的情形相似，利玛窦在北京一无所获，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好在他来北京前，停留南京期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当时南京城的总督，也就是应天巡抚赵可怀，他是王忠铭的好友，非常愿意结识利玛窦。赵不仅热情邀请他前去做客，让他在自己府上住了十天，临别还赠送了一笔数额不算太小的盘缠，因为巡抚大人看到这些怀揣宝物的外国传教士，实际上很穷很贫困。

在准备去北京进贡给皇上的礼物中，有一幅放在玻璃镜框里的基督像，当利玛窦向巡抚大人展示这幅画像时，南京城的总督赵可怀感到很震惊，《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如此描述：

总督叫他的仆人在香堂中修建了一个祭坛，他在祭坛上摆点燃着的明烛和香，把十字架放在当中。他穿上正式的礼服，必恭必敬走向祭坛，进行四次通常的礼拜，然后登上祭坛凝视十字架像。他总是从一侧走上去，从不直接在像的正前面；他那么长时间瞻仰十字架，仿佛再也不能把他拉开。随后，全家仆人都进行同样的仪式。这种崇敬的仪式成为全家每天的礼节，其中一个仆人奉主人之命保持炉香不断燃烧。总督邀请城里的要人来看这个不可思议的圣像，其中有南京提学使。

作为一名南京的地方长官，赵可怀在基督画像前表现出的那份虔诚，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利玛窦的北京之行可以说完全失败，他几乎立刻想到了回南京，北京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然南京的总督大人对自己那么热情，他显然会欢迎利玛窦的再次莅临。

接下来，在苏州和镇江兜了一圈以后，利玛窦第三次到达南京，并且真的就在这个城市里住了下来。先是住在三山街的承恩寺，后来又在地方官员关照下，找到了另一处安身之地。虽然在北京没见到皇上，可是利玛窦的名声已在南京城传开了。大家都相信这个老外手里有着非常珍贵的宝贝，这些宝贝迟早还是会送到北京的宫廷里去，而只有皇上才配拥有这些贵重的宝贝，因此都想先睹为快，真到了皇帝手里，谁也别想再看到。

那位被利玛窦称为南京总督的赵可怀，就一直以最先目睹利玛窦所藏的救世主基督像为荣，若干年以后，他还经常在北京的官场上吹嘘，说最后送给万历皇帝的那幅油画，曾经在自己的官邸中放过好多天。当然，喜欢热闹的南京人想看的，显然还不止画像，他们还想看看可以奏音乐的自鸣钟，看看那块巨大的玻璃钻石。利玛窦成了一个怀揣宝物的人，他居住南京期间，无论是在承恩寺，还是在后来借住的房子里，拜访者接二连三，络绎不绝。

与外国人来往的禁忌被打破，除了总督赵大人对利玛窦关照有加，新任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还亲自去承恩寺看望利玛窦。这一带头作用影响很大，南京的老百姓眼见着尚书大人身着官服，走进了承恩寺，庙里的方丈连忙出来迎接。一传十，十传百，在王忠铭拜访了利玛窦之后，这个老外已成了南京这个城市中的贵客。

当大家得知关于尚书拜访了利玛窦神父的消息时，所有司法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来向他表示敬意。其中只提三个就够了：刑部尚书及侍郎，和位居二品的户部尚书，这三个像主要客人一样，身着官服，全副排场并带着与他们的高位相称的礼品前来表示敬意。

当时最让利玛窦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南京会有那么多官员。谁的官更大，谁更有权力，这是一门很复杂的中国学问。南京不只官员多，北京有的这个那个，南京好像也有，尚书呀侍郎呀，虚虚实实，多如过江之鲫。还有大官们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豪门。当年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他们的后人还留在这个城市中继续享乐，譬如徐达的后人世袭魏国公，南京著名的瞻园就是他们家。

有一天，利玛窦应邀去魏国公家做客，在瞻园里，他大开眼界，目睹了王府中的各种奢侈，见到了魏国公本人，一个出门可以享受八抬大轿的青年贵族。除了主人，利玛窦还在这见到了两位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一位是南京城的最高军事首长，另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太监总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者将这位太监总管，译为冯保，显然是错了。

万历十岁时当了皇帝，冯保和首辅大臣张居正，基本上可以算他的监护人。据说万历到了十八岁，开始不学好，居然调戏宫女，冯保向太后告密，结果年轻的皇帝被太后罚跪几个小时。因此，张居正一死，冯保也跟着倒霉，不仅与首辅一样被抄家没收财产，还被罚到南京来守陵种菜。利玛窦在南京的时候，冯保已死了十多年，他在瞻园里见到的太监总管显然不可能是冯保。

然而利玛窦的记录并没有大错，他确实在南京遇到了一位来自北京有着“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太监，这个人“管理京城内的几千名太监”，“还管理着京城的各种城门收税”。明朝宦官政治之厉害，不容置疑，具体是哪位太监有待考证，利玛窦感到无法解释，为什么此人会有那么大权力。这位太监总管早就上了年纪，有点老朽，耳朵听音已重听，必须有个助手在旁边重述别人的谈话内容。大家都称呼他为“千岁爷”，别人都这么叫，利玛窦也不得不这么跟着称呼。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南京的篇章，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南京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有时候，借助洋人的眼睛，我们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熟视往往会无睹，首先，当时的南京人根本不会觉得官多，中国这地方，向来就是乌纱帽多，再往后，到了晚明，到了大清朝，到了民国，这些官都是怎一个多字了得。

自元朝开始，诗词之外，文人开始喜欢玩曲，明朝冯惟敏的《清江引·八不用》，分别描述了乌纱帽，拖天带，皂朝靴，花藤轿等八种官员配制，其中“乌纱帽”写得最好玩：

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

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作为正式的官服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今天看来已经非常的滑稽。按照官阶高低，乌纱帽材质和式样有区别。明朝以后，乌纱帽成了做官为宦的代名词，头上是不是一本正经地戴着，已不重要。南京这地方冬天冷，夏天热，从实用角度出发，乌纱帽那玩意真戴在头上肯定不舒服，顾起元《客座赘语》上说：

南都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汗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巾之上或缀以玉结子、玉花瓶，侧缀以二大玉环。而纯阳、九华、逍遥、华阳等巾，前后益两版，风至则飞扬。齐缝皆缘以皮金，其质或以帽罗、纬罗、漆纱，纱之外又有马尾纱、龙鳞纱，其色间有用天青、天蓝者。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

“忠静冠服”是明朝官员的正装，有着严格规定，“三品以上用云纹，四品以下用素”。在一开始，规矩就是规矩，不可以乱来，到了后来，规矩只是规矩，大家都乱来。利玛窦当时穿的是中国的儒服，这个儒服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讲不清楚，反正就是当时读书人的服饰，是诸葛巾还是东坡巾，大家就随便乱想吧。

明朝中后期的南京，既有京城遗韵旧都气派，又难免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潇洒，不只是一个乌纱帽“殊形诡制，日异月新”，许多事都不太靠谱。利玛窦在自己的住处，曾接待过两位民间高人，一位号称已经三百岁，显然是位敢于胡说八道的骗子，还有一位九十岁，看上去不过六十岁，基本上也是个骗子，扬言能够包治百病。

三百岁的那位老寿星，为掩盖他的谎言，“自称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境外度过”。利玛窦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人“向往延年益寿已经发了狂”，都想学到长寿秘诀，因此骗子极有市场，很容易获得认同。这两个骗子，一个以长寿闻名，一个以医术闻名，合在一起互相恭维互相拔高。他们不耻下问，结伴过来拜访利玛窦，与利玛窦十分严肃地讨论数学问题，理由是他们擅长的“中国风水”，也是数学的一个分支。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还有著名的文化人李贽和徐光启。他还与大报恩寺的和尚雪浪大师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获胜了。那段日子，利玛窦在南京大出风头。他获得了一处“永久性的寓所”，一座新落成的官邸因为闹鬼，准备廉价出手，可是大家都怕鬼，“找不到人肯与鬼怪住在一起”，于是一位官员就对利玛窦宣布：

你素有圣洁的名声。你不怕鬼的话，你可以买下；不争价钱，悉听尊便。

对于利玛窦来说，这真是一个天降的好机会，是天主在援手相助，结果只用了“所耗造价的半价”，他就得到了这套房子。

利玛窦神父发现它比他此前所察看过的任何房舍都更适合他的目的。它坐落在城里最高的地段，不怕河水淹，并且位于南京的大街上，此处街道约有一投石的宽度。从瞭望楼四周，可以看到皇宫和各部衙门。大厅和起居室可供约十名传教士居住。这是一座新盖的房屋，建筑是准备多年之计的。它从前后门都可出入。门前的道路通向另一条大道。幸运的是，出售这座房屋的是工部主事，因此不难获得地方长官批准购买，而在过去，这件事曾造成了那么多的麻烦。事情真像是天主援手为神父们准备了这座房舍。

这座房子的具体位置，应该是正阳门内的西崇礼街，也就是今天光华门内尚书巷。利玛窦不仅获得了房契，还有一张官方的告示，“禁止任何人妨碍他们占有这座房屋”。在当时，一张盖着官印权威的告示相当重要。这里成了应天府的第一座天主教堂，而利玛窦在城西罗寺转湾的住址，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天主教堂，也就是石鼓路教堂。

在利玛窦的指引下，南京开始有了第一个信徒，这人是南京的名人，也算是担任军职的贵族，他的儿子在武举考试中曾获得了第一名。再往后，到晚明时期，据保守估计，南京地区的受洗人数，至少也有四千人，这个数字不算多，然而确实也不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