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黄金的十年
前面已说过，民国时期的南京历史，可以分成四段，也有人把它分为三段。从1912年到1927年，这是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在北京。1927年到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7年到1945年，汪伪时期。1945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北京的叫民国政府，在南京的叫国民政府。
其中最漫长的这段，就是北洋政府时期，十六年。除去抗战沦陷那些年，国民政府时期，前后相加只有十四年。南京人特别喜欢民国这副扑克，自己喜欢打，别人也喜欢为他们打。仿佛自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南京就一直是首都，其实真正作为首善之都的日子，并不多，也就比太平天国的天京十年略长了一点。
民国初期的南京，继承了这座城市固有传统，那就是能够不断凤凰涅槃，只要给一点相对安定，给一定生存空间，它就可以发展成长。太平天国的混乱，给南京带来致命伤害，然而它的恢复，在国内城市中，仍然可以说出类拔萃。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竟然背叛朝廷，悄悄地与帝国主义列强议和，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史称“东南互保”。
南京城是东南互保的直接受益者，徐梵澄先生在《蓬屋说诗》中记载张之洞：
有云：“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故称张南皮，老寡妇指的是慈禧，大臣私下对太后居然有此称呼，可见当时的皇权早已不怎么样，大清确实就要完蛋了。南京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不错，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能够相对自治，能够相对独立。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南京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现代化，这似乎是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趋势。以南京郊区为例，农产品越来越开始考虑到好卖，什么好卖就种什么。原有的种植结构被改变，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大大提高。原来主要种粮食，因为市场需要，开始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南京经济史》上便有记录：
南京农民，除淳化镇及龙潭一带外，其余地方皆以各种旱谷及大豆为主要农产。自近年外商、中国纱厂联合会等委托金陵大学试验美棉，上海面粉公会委托东南大学试种小麦，两种试验场，皆在南京；一般农民见其获利优厚，竞起试种。现南京太平门外，大部分农田，皆改种美棉及小麦矣。
南京的六合县，原先种植烟草甚多，后来花生好卖了，大家改种花生。南京的溧水县曾流行过种植“蓝靛”，后来因为没销路，改种他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上颜料大贵，一时间，由于农商部的提倡，大家又都开始种植蓝靛。
南京还出现了开埠以来的第一家外资工厂，英商和记洋行，当时购地十二亩，租地三十一亩，修建了简易厂房，对蛋类和肉类进行加工，冷冻运销国外，获利甚丰。从原料进厂，经过加工制造，包装运输，和记洋行成为南京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工厂。工人多达五千余人，除了少数技工，基本上是临时工和季节工。在1918年到1922年间，和记洋行生产最为旺盛，旺季每日产蛋约二百吨，宰猪三千头，宰牛四百头，在中国食品加工中绝对享有霸主地位。
这期间，不仅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越来越自由。以中山陵的选址和圈地为例，虽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当局对孙中山以及南方革命党人，一直感到头痛，明知道人家会借此生事，也不得不在面子上“妥为照料”。中山陵奠基典礼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便宣布北伐。在南京的孙传芳，嘴上高喊“保境安民”，决定“不加入战争”，“以重兵严防”。内心却想着坐收渔利，指望吴佩孚打败国民革命军，自己再出兵抄他们的后路，没想到吴大帅说完就完。
吴大帅不行，孙大帅也不行，国民革命军以少胜多，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打到南京，龙盘虎踞的金陵又一次兵临城下。孙传芳邀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代表开会，谋求北洋各派系的大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发于北洋的直皖代表互相攻讦，行同水火，孙传芳转而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张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主力五万人南下援助。孙传芳为表示感激，亲自北上天津迎接奉军南下。
这时候，南京老百姓又开始紧张起来，又想起了太平天国，想起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南京人最害怕战乱，又一直躲不开战乱，直鲁联军的先遣部队一踏入下关，就向前来迎接的江苏省财政厅长索要军饷五十万元，厅长吓得目瞪口呆。直鲁联军军纪很差，肆意扰乱民家，调戏妇女，预征漕粮，勒派特别捐，强行使用一文不值的军用券，用它购买商品还逼找现洋，害得商人不敢开市，百姓纷纷到官府告状。
结果仗还没开打，县知事已弃官他走，省长陈陶遗也宣布辞职。到了1927年的3月下旬，南京郊区的重镇，基本上已被国民革命军攻占。很快南京也落入革命党人之手，国民革命军开始进城。仗打得并不激烈，有人攻进来，有人逃出去。城破之后，抢劫照例又无法避免，胜利者三日不封刀。北伐革命军是胜利之师，不能像那些不革命的军人一样，然而仍然也会出事，出了事，把责任往溃败的直鲁联军身上推卸，推卸到本地的流氓地痞身上，后来又干脆全部推到了北伐军内部的共产党那里。
事实真相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兵荒马乱，向来都是坏人的发财机会。南京市民感到非常悲哀，非常无奈，眼看着自己的城市又一次易主，又一次被趁火打劫，富人被抢，妇女被奸，儿童被杀，房子被烧，这些曾经有过的历史镜头，再次不可避免地重演。战乱引起抢劫，不仅针对平民百姓，很快矛头指向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人，外国侨民受到攻击，享受外交豁免权的洋人领事馆，一样遭受暴民洗劫。
中国人向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起哄时根本不在乎严重后果。都说老百姓怕官，当官的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话是这么说，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外国人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洋人可不好惹，你真敢袭击洋人，洋人就立刻跟你玩帝国主义。停泊在长江里的英美军舰，开始用远程大炮猛烈轰击，炮弹像暴雨一样洒落在南京城内，一时间火光冲天，鼓楼丹凤街高楼门一带，到处都是爆炸声，到处鬼哭狼嚎。
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军乃胜利之师，帝国主义列强敢这样对待，居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事态进一步扩大，双方都捋起袖子，帝国主义不怕，中国的北伐军也不怕。害怕的是各自老百姓，北伐革命军给南京的外国侨民造成了很大恐惧，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正在自家书房埋头创作小说，正沉浸在小说情节中，突如其来的混乱让她不得不赶快离开，成为一名狼狈不堪的洋难民。
这位自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深知老实巴交的中国人一旦犯起浑来，一旦成为义和团，立刻会变得非常可怕。不止一名外国人被抢劫，不止一名外国人被杀，帝国主义与中国结怨已久，不久前上海发生的五卅血账还没清算，仇恨早已淤积在那，暴力一旦蔓延，事态就难以控制。历史真相往往会被掩埋，被遮蔽，被掩埋和遮蔽的真实原因，不只是因为后来歪曲，因为加工篡改，还因为当时就没认真弄清楚。
一条条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流言蜚语像色彩斑驳的蝴蝶一样空中乱飞，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来源不重要，真假也不重要。大家就是忍不住要议论。有人说英国领事被愤怒的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一把青龙刀斩首示众。有人说英国领事夫人被二十七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西方外国妇女被强奸。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似乎在短短一瞬间，得到了最充分宣泄，当时中国人最恨的还是大英帝国。
对日本人的仇恨也在增加，据日本的媒体报道，此次事件中，日本重伤五人，被强奸者有三十五人。与英美表现出的强硬有所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显得非常克制，他们的海军陆战队遵照政府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且拒绝参与英美的行动。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海军少尉荒木，感到未能完成护卫使命，竟然因为自责剖腹自杀。
北伐革命军以胜利之师的形象进入南京，南京人当时听到最多的口号，看到最多的标语，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很快口号和标语有了变化，变成“反三民主义即反革命”，变成“实行清党运动”，变成“打倒投机分子”。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南京人来说，三民主义并不陌生，然而什么叫清党，什么叫投机分子，还真有些弄不明白。1927年4月9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神气活现地来到南京，就在第二天，一起携手进入这个城市的国共两党开始翻脸。
在南京人心目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南方革命党，都是一家人。就在4月10日这天晚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常委侯绍裘，调查部长刘重民，妇女部长张应春，青年部长许金元，南京市总工会秘书主任文化震，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陈君起，这些共产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然后呢，统统被处死，装进麻袋，扔入南京通济门九龙桥下的秦淮河中。南京这么干，上海也一样，4月12日大开杀戒，比南京的势头更猛，史称“四一二”惨案。
当时，不只是国民党人杀共产党人，国民党自己也闹得不可开交。转眼之间，武汉和南京又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在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和“国民政府”，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就和辛亥革命最后关头一样，国民党人为定都武汉还是南京，再次争了起来。在4月18日这一天，南京的国民党人在丁家桥举行了“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又在今天的白下区公园路公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庆祝大会，蒋介石等要人分别到场发表演说。
南京的国民政府就这么匆匆成立了，这个城市又一次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又一次改名江宁为南京。南京人对这个新首都再次将信将疑，毕竟当时还有一个武汉政府，还有一个更名正言顺的北京政府，都说自己是中央政府。各省地方政府被不同派系的军阀把持，根本不听这些中央的指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定都南京宣言》：
在此国民革命急速进展与民众热烈盼望国民革命完成之时期中，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愈益重大。
从此，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黄金十年”，稀里糊涂就开始了。以个人建功立业来看，蒋介石成为当时最为风光的男人。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蒋成为这所招生并不太多的军校校长。不到三年时间，他已经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带着自己的学生，从广东一路打到南京。没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局，也没人会想到，这还不是个人成就的终点，在打下南京的一年后，北伐军继续攻占了北京，张学良在东北通电易帜，南京国民政府成了真正意义的中央政府。
形势变化得很快，接下来，很多事情让南京不敢相信，让南京人想不明白。蒋介石动不动就通电下野，然后总是很快又复职，地位越来越稳定，位置越来越上升，而且呢，还迎娶了宋美龄，与孙中山先生成了连襟。尽管蒋介石与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形同水火，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理想，然而一般老百姓也弄不太清楚。人们有理由相信，是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庇护着国民党，庇护着南京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好像各人都在干各人的事情，蒋介石忙着继续北伐，得志的党国元老们在争权夺利，失意者便假装退隐出国当名士。当然，还有另一些干实事的同志，为新南京的城市建设大显身手。
南京城开始大拆大建，为了奉安大典，迎接先总理孙中山的灵榇，市政官员手上仿佛举着一把尚方宝剑，有了规划，画好红线，要拆哪就拆哪，想怎么就怎么。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当时国内，甚至国际上，一条能够叫得响的大马路。在南京的城市历史上，张之洞下令修筑的江宁马路，曾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市政建设，与之相比，中山大道的开通，在一开始，却难逃劳民伤财的恶名。它几乎遭到城市居民一致反对，不只本土人士不赞成，当时在这居住的一些外国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譬如赛珍珠女士，她就对这种不顾市民疾苦的拆建，感到特别愤怒。
市政当局专门聘请了外国专家，在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撰了一部《首都计划》，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城市规划。它明确提出了要将首都南京一地，不独成为全国城市之模范，还要与欧美名城相媲美。首都计划吸收了当时古今中外的先进设计理念，对抗日战争前南京城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此，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
“黄金十年”的说法，出自一个美国佬之口。在抗日战争中，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作为驻华美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在美国国会演讲，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
从1927年建都，到1937年日本人攻入南京，这个本来就有点富庶的东南重镇，在市政建设方面，确实获得了非同凡响的进步。南京在突然之间，变得漂亮了，变得繁华起来，它变得非常现代化，变得开始跟国际接轨。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当时的南京人见证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奇迹。
首先是人口增多，因为成为首都，这样和那样的衙门随着增加，到这个城市来做官的人多了。怀着各种目的的打拼者，如过江之鲫，纷纷涌过来寻找机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增加了，马路变宽了，死去的孙中山地位越来越高，他已经成了国父。奉安大典是这个城市最热闹，也是最有仪式感的一次运动。为了准备迎接灵榇，为了安葬先总理，安葬后一次又一次的祭奠，一个又一个纪念日，没完没了。
南京市民在见证城市发展奇迹同时，也看到了国民政府的种种不易。不管怎么说，这个中央政府在一开始，仍然还是一个地处东南的小政府，它只是在逐步地好起来，在逐步地壮大。武汉国民政府取消了，北京北洋政府完蛋了，东北易帜了，南京成为公认的首都，公认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然而大家未必会真正听从中央指挥。
事实上，从定都南京的第一天开始，国民政府就陷入内外交困。先说外，国民革命军的口号是打倒列强，进入南京时引发的“南京事件”，以及继续北伐的途中，与日军发生激烈冲突的“济南事变”，让帝国主义心生疑虑，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列强并不太愿意与新生的南京中央政府合作。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则成为当时中国最危险的头号敌人。
再说内，“先安内，后攘外”，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北伐干掉了老军阀，新军阀又同时诞生。在南京人印象中，国民政府没太平过，北伐胜利了，紧接着便是1929年的蒋桂两广之战，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1932年的四川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的福建事变，1936年桂系联合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当然，还有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进行五次大围剿。
这些马不停蹄的战乱，离南京都很遥远。南京以中央的名义在指挥作战，报纸上都是些报捷的好消息。事实当然不完全是政府宣传的那样，好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与南京的城市面貌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样，国民政府也在风雨中一天天变得强大，蒋介石的独裁地位，也一天比一天更稳固。1927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刚进入南京，他也就是一个最高军事将领，在国民党人地位中，还屈居后辈。到1937年，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
因此，说到南京的“黄金十年”，不得不强调两点。第一，这段时期，欧美经济大萧条，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急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南京此时大搞城市基本建设，正好给了西方世界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都可以在南京大出风头，大显身手。第二，外患和内乱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凝聚力，抗日成为首要话题，“九一八”事变让中国失去了东北四省，紧接其后的淞沪“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国难和救国成了最常见的标语口号。
南京市中心，也就是新街口广场，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炸弹模型，它预示着战争或许根本无法避免。多难兴邦，严重的内外交困，既是南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难题，同时也是造成“黄金十年”的直接动因。譬如中央军对红军的围剿，每一次都没有成功，然而最终结果，是红军越来越困难，最后被迫转移和长征。红军在前面跑，中央军在后面追，这一跑一追，客观上扩大了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区域。前面已说过，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各省地方军阀并不完全买账。红军长征的路过，让地方军阀陷于两难，要么剿共与红军血拼，要么让出道来，让中央军深入其境。
很多人都相信，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最大获利者是陷于困境中的共产党，却不知道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蒋的领袖地位因此被真正确认，到圣诞节那天，在张学良陪同下，蒋介石离开西安飞往洛阳，消息传出，举国狂欢，爆竹声彻夜不绝。第二天中午，飞机从洛阳飞抵明故宫机场，南京市民夹道欢迎，万人空巷。
自从1927年北伐革命军进入这个城市，如此热闹和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第一次。抵达南京的第二天，不只是南京，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蒋委员长脱险大会，庆贺国家躲过了一次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