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桃花扇底看前朝
明朝初期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定都开国，当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儿子明成祖永乐大帝继往开来，又接着干了十八年。应天府因此成为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朱元璋初入南京，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到洪武四年，精确统计应天府户口，全城“军民官吏人户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九”。
过去更在乎的是户口，是看有多少户人家，通常是按户口收人头税，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人口为统计单位。按照专家的推算，洪武四年，南京城中各色人等，已接近三十九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很说得过去的大城市。然而朱元璋还不是很满意，他老人家苦孩子出身，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一心要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大的土豪。
对于城市管理，朱元璋喜欢大换血，喜欢玩人口大挪移，喜欢换来换去。这种近乎极端的做法，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志，给南京原住民带来灭顶之灾，留下了一道道难以磨灭的创伤，让南京在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万历年间的南京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便写道：
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
明朝人眼里的“苏、浙”是苏州和杭州的意思，当时还没有江苏这个词，江苏省还没有诞生，坊厢的具体解释就是，安置在城里的居民为坊，弄到城郭之外去住的是厢。中国古代城市区划，城中曰坊，近城曰厢，随着城市扩大，“坊厢”又往往可以泛指市街。当时大规模人口“填实京师”，据《上元县志》记载有两次，一是洪武十三年，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一是洪武二十八年，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进京。在朱元璋的进京指标中，既有全国的富人，也有穷人，即所谓为富人配套服务的低端人口。
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是七十万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大都市，不折不扣的首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为有太多移民，这时候的南京话已不纯粹，不纯粹就变成了国语，就是通行的普通话。永乐大帝迁都后，南京人口立刻走入低谷，将近一半的人去了北京，当官的走了，工匠们走了，许多从事三产的服务人员，也浩浩荡荡地跟着走了。
当然，说当官的都走了并不完全准确，南京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官场。物无两大，权以一尊，虽然南吏部不与铨选，南礼部不知贡举，南户部无敛散之实，南兵部无调遣之行，可是南都的六大部名义还在，级别仍然。毕竟此次迁都与以往南京历史上的亡国不一样，应天府不再是首都，仍然还是留都，大明王朝的太祖坟在这，祖宗在这。江南经济地位已无可动摇，这里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经济支柱，首都可以北迁，必须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这帮着看家护院，帮着收租子。
粗略地估算，永乐大帝迁都，南京人口急遽下降到三十万人，然后又慢慢增加，到明朝末年，应天府常住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人。总体而言，明朝时期的南京，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好的，还是安定的，富庶的，社会风气呢，却有点越来越不像话，《客座赘语》对此就有记录：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再解释一下，正德和嘉靖之前，也就是1505年明武宗当皇帝前，南京民风还是十分醇厚。推荐人材，讲究以德服众，讲究真才实学，那时候的读书人很有些读书人样子。所谓“逢掖”，是古代读书人穿的服装，引申为读书人，“呫哔帖括”这词早已不用，前面两字是朗读，后面两字是经卷，抱着书死读的意思。渐渐开始不像话了，读书人再也不像读书人，老百姓呢，也越来越不像老百姓，越来越不循规蹈矩，越来越不靠谱。
仍然是以服饰为例，明朝初年穿衣服有严格规定，绝不允许乱来。正德和嘉靖之后，天高皇帝远，规矩不再是规矩，穿红戴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头上帽子千奇百怪，脚上鞋子也是五花八门：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
必须交代清楚，这些五花八门的鞋，不是穿在女人的三寸金莲上，是蹬在大老爷们的脚上。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你若在南京大街上行走，看见一位男同志趿着一双大红绣花鞋，千万不要吃惊。
明朝初年，严格规定老百姓的服饰，庶民只能是“服浅色”，不得穿金戴银，首饰也不允许用金玉珠翠。到明朝中期，特别是到了晚明，经济发达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律令开始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上上下下都不讲规矩，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越是不允许，大家越是想试试。按照规矩，教坊司乐工，也就是在妓院打工的老少爷们，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所谓的绿帽子，以不同于士庶。然而在明朝后期却坏了规矩，已经“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
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竞相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突然引领时装潮流。“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既然良家妇女不再“耻类娼妓”，结果便是“女装皆踵娼妓”，“奴隶争尚华丽”，大红礼服竟然可以作为“常服”，“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早已非常普遍，封建的等级制度，朝廷制定的各种规矩，各种条条框框，说打乱就打乱了。
古代妇女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多，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最不容易奏效，“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女人的事有时候比男人还难办，晚明时的很多南京妇女竞尚虚荣，在服饰上争奇斗妍，往往不顾经济实力。“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
最过分的是南京某些尼姑，虽然遁身空门，却仍然心系红尘，“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人耳”。看过《金瓶梅》的人常会怀疑，当年的社会风气怎么可以是那样，怎么可以，答案是当时确实就那样。还是拿读书人来说事，往好里说，是解放思想，打破了等级制度，已经有一点点资本主义萌芽。往不好里说，整个社会风气相当堕落，人心不古，读书人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晚明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两种混乱，都是不可收拾，都是亡国之兆。在北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最后把崇祯皇帝活生生地给逼死了。在南方，则是社会风气的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下流，“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百毒俱发，势在必亡，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以往。考察当时的南京，形象地说，就是娼盛和文盛。娼盛用不着过多解释，余怀《板桥杂记》描述当时的妓院，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
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环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眺心挑，绸缪婉转。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
所谓文盛，并不是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文化人闹得太欢，折腾起来没完没了。快到乡试之年，各地读书人都跑南京来准备高考，借着“文战”之名，想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能如何快活，便如何快活。“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南都名妓的价格可不便宜，鸨儿爱钞姐儿爱俏，男人要有钱，还得有才，还得长得好看，否则人家根本就看不上。譬如当时的名妓王月，字微波，《板桥杂记》中说她“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其比也”，又说她面色“如建兰初开”，“如出水红菱”，能写一手漂亮的楷书，能画兰竹水仙，能唱吴歌。
关键是人家架子还大，“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可是一旦她看中了谁，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王月看中了“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妹夫孙临，便与孙“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大姑娘可以倒贴，只图个快活，这位叫孙临的帅哥，对王月始乱终弃，他后来娶了另一位名妓葛嫩娘为妾，葛并没有名列秦淮八艳，身份也远低于王月，因为不止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后来名气甚至比王月还大。
至于《桃花扇》中的男主角侯方域，也是个既有钱更有才的帅哥，不仅名列“明末四公子”，而且排名还在方以智前面。他云游金陵，就住在桃叶渡，“日夜召故人善酒者，挟妓弹琵琶纵饮，所治盘馔甚盛，费辄不赀”。公子哥只会乱花钱，随身所带的银子很快用完了，便大大咧咧地赊账。因为赊账，引起口角发生冲突，于是酒后无德，竟然“急叱出挝杀之，投其尸秦淮水中”，其行为与流氓恶霸并无两样。那时候，“侯氏势方张，见者皆咋舌不敢问”，也就是大家都装着没看见。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南京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正好是乡试之年，众多东林党的后人到南都参加科举。说起东林党，大家会想起魏忠贤，想起阉党，到崇祯年间，阉党已经失势。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扬眉吐气，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叫“复社”，一时间，凡是东林的后裔都依附复社，这个小团体风头很健，很能来事。这一年的南闱乡试，年轻的王谢子弟和东林孤儿，连翩入场，气焰虽然很盛，可惜战绩并不理想，“明末四公子”中的侯方域，陈贞慧，冒辟疆，纷纷落榜下第。
当时有个叫阮大铖的文化人，在南京也是大出风头。阮颇有才华，最初同样是个东林党，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名列二十四位，比黑旋风李逵只差了两名。后来投靠了阉党，为士林所不齿。魏忠贤被清算，他也跟着身败名裂，两头都不讨好，便逃回老家隐居。偏偏家乡又来了农民军，不得不到南都避乱，在南京买房子置地。阮大铖是个颇有心计的人，喜欢拉帮结派，与流寓于南都的安徽绅士结合，发起组织了一个“群社”，钱澄之《皖髯事实》上说：
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
所谓边才，是专指治理边疆的才能。阮大铖野心不小，与复社的年轻人相比，他应该属于文坛前辈。晚明时期，南京人特别爱看戏，那时候最红火的剧作家是阮大铖。大家一边欣赏他的戏，一边忿忿不平骂娘，骂阮大铖，骂他曾经附逆阉党。南京人的戏曲欣赏水平很高，政治正确的觉悟更高，当时阉党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攻击阉党便成为一种时髦。因此一方面，阮大铖的戏在南京很叫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梨园弟子罢演《燕子笺》的一幕，这可是阮大铖最有名的代表作。
阮大铖的戏当时真的很火，不仅老百姓喜欢看，很多复社名人也忍不住一次次去观摩。大家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怎么能够为这么一个逆贼捧场呢。于是便有了《留都防乱公揭》，也就是一张要驱逐阮大铖出南京的大字报。当时在这个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侯方域，有冒辟疆，还有黄宗羲，共计一百四十多名，都是有头有脸的文化名人。阮大铖立刻声名狼藉，灰头土脸，再也没办法在南京城混下去。
发生在南京的《留都防乱公揭》，成了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个重要情节。说起当时南京，没有一本书能比《桃花扇》更合适，更形象更传神。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桃花扇》中大唱了正气歌，而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其实就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南京人必须要感谢《桃花扇》，这本书虽然在北京完成，首演也在北京，描写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南京，说的也是地道南京故事。大家都知道清朝文字狱厉害，能出现《桃花扇》这样一本爱憎分明的书真是奇迹。桃花扇底看前朝，阮大铖的戏曲虽然曾在南京叫好叫座，还是很容易地便被大家唾弃和遗忘，毕竟政治正确最容易深入民心。在《桃花扇》中，阮大铖属于不折不扣的反派，是坏人，侯方域与李香君则是正面形象，是好人。复社同人都是正能量，与阮大铖一正一邪，黑白分明。
阮大铖在南京当过南明的兵部尚书，他这样劣迹斑斑的还能重用，也可以看出南明小朝廷的不堪。清军来了，阮又很快投降，非常无耻地带领清军攻打福建，一心惦记着当满人的福建巡抚。他这样的汉奸败类，如此结局意料之中，让人不太能接受的是侯方域，这位《桃花扇》中的正人君子，曾经在南京大出风头的第一号男神，当年的学生领袖，最后也落水成了汉奸。
文学中的正面形象常常可以蒙人，南京人可能还不知道，与阮大铖相比，深得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喜爱的侯方域，所作所为，并不比阮大铖好到哪里。他降清之后，曾为清军统帅张存仁出谋划策，献计掘开荆隆口黄河大堤，为清廷剿灭令其头疼的反清武装，坐稳中原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张存仁传》便有记录：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园，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中原许多地区一度曾因此变为无人区，死伤以百万计算。大家或许都知道侯方域参加了清廷的科举，对于明遗民来说，这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因此，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并没有应试科举这一幕，而是虚拟了他与李香君双双出家入道。后人在改编《桃花扇》时，增加了这个情节。很显然，并不是孔尚任不知道应试这事，显然是知道了不愿意写。然而助纣为虐，与清政府合作，为张存仁献计出点子，让张十分精准地扒开黄河大堤，孔尚任肯定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大约也就不会再写《桃花扇》了。
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是屠狗辈，这件事，在南京的李香君肯定也不知道。秦淮八艳的意义，就是她们都懂得人生的“大义”。李香君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为自己当初爱上这样一个男人痛悔不已，肚肠子都会悔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