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秦淮冬尽不堪观
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
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
这是明朝书法家文徵明曾孙文震亨写的《秣陵竹枝词》，一首民俗风景诗，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枯水季节的南京秦淮河情景。文震亨只是个很小的官，标准的文人，能写字会绘画，喜欢写诗，留给后人有点影响的作品，不是书画，也不是诗，而是一篇《福王登极实录》。
南明福王南京登基，六十岁的文震亨恰好在现场，目睹整个过程。这篇实录十分传神，写到了当时南京民众的兴奋，“都人聚观呼万岁，见两大星夹日而行，钟山紫气中五色云见”，“龙江浮楩楠巨木千章，若为鼎新大内而出者”。好像也没人会想到亡国，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死了，大家仍然十分乐观，特别是听说“辽东总兵吴三桂疾驰至山海结虏入关，大杀贼十数万，夺其辎重无算”，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
南京人很快尝到“结虏入关”的恶果，接下来，清军不仅入关，而且立刻南下，立刻大兵压境，南明小朝廷说完就完。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廷下达了严厉的剃发令，文震亨投河殉国，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而亡。读当年的一些文字记录，清军进入南京，正是雨季，虽然秦淮河水很大，内涝严重，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多像他这样投河殉国的事。可能此前的南明小朝廷也折腾得太不像话，南京人多少有些离心离德，不值得为那帮人去死。
还是回到文震亨的《秣陵竹枝词》，还是回到冬季的秦淮河枯水季节。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就有了南京这座城市。有了这条河，南京城自然而然就活了。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说的秦淮河，都是特指内秦淮。它从东水关流向西水关，流向走了一个“V”字形，从东北端开始，向西南流去，河道的最南端是镇淮桥，然后又蜿蜒向西北。镇淮桥位于聚宝门内侧，也就是今天的中华门内，因为紧靠南门，亦名南门桥。
南京人并不太在乎秦淮河是从哪里流过来，反正它缓缓流过，经过了这个城市。除了内秦淮河，南京城里水道曾经很复杂，有运渎，有青溪，有杨吴城濠，还有金川河。说起来，有些水系现在已不复存在，然而毕竟是南京城历史的一部分，永远都不能抹去的痕迹，它们当年“皆与城外各河脉络贯通，既便客货往来，兼资居民汲饮”。
秦淮河在城东的通济门外与护城河汇流，经东水关流入城内，与内秦淮河相通。外秦淮河沿城墙外侧，在城市西南角分道，也就是在赛虹桥那里一分为二。自水西门城外的石城桥，至西北隅龙江关抵达长江，这一段称之为下河，长十五里，“为漕盐挽运及闽浙各省商货必由之路”。自中华门城外的赛虹桥，至西南隅西新关通往长江，这一段称之为北河，长十二里，“为民田灌溉所赖及安徽、江西、湖广各省行旅通津”。
要想把历史上的南京水网图说清楚，很不容易。沧海变桑田，南京城的文明史，基本上是从一大片沼泽地，慢慢发展而来。遥想当年，在城北，玄武湖与长江相连，白茫茫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石头城也是临江，古人站在今天的石头城上，可以对着浩瀚的长江赋诗。南京城在一开始格局很小，东吴建都时开始都市规划，挖了一些人工河道，譬如运渎，譬如青溪，譬如北堑和潮沟。
用今天的眼睛看古时候南京，很局促很小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小。赤乌三年，“使左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渎”。赤乌四年，“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运渎在西，青溪在东，青溪的遗迹还在，运渎现在已很难考证明白，查看老地图，在晚清至民国初年，今天的户部街淮海路铁汤池一带，还散列着大大小小的池塘，水道十分明显，沿洪武路一线展开，自南向东北延伸，因此研究者有理由认定，这附近很可能就是运渎故道。
简单地说，河道就是古时候的公路，必须四通八达。内秦淮河既是母亲河，同时又相当于北京的长安大街，是南京这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主干道。河岸人家开始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河道纵横，水路交错，两岸人民要交往联络，就必须借助渡船，借助桥梁。以秦淮河最南端的镇淮桥为例，在东吴时曾被称为“南津”，为什么叫“津”，因为最初还没有什么桥，只是个渡口，陈作霖的《东城志略》上说：
晋立大航以与朱雀门对，故名朱雀航，实二十四航之一，至唐始有桥。
镇淮桥东北的秦淮河上，有武定桥，有文德桥，有利涉桥，这些桥和六朝古都没关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只是唐朝时风景。没有人说得清楚朱雀桥的准确位置，在六朝时它只是一座浮桥，到了清朝，已经沦为传说，“野草溪花媚晚凉，残基犹说晋咸康。镇淮桥北无遗址，何处当年廿四航”。武定桥“在大功坊右”，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也就是说，南京吹嘘起来挺风光的这桥那桥，它们的历史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久远，唐之前并没有镇淮桥，南宋之前没有武定桥。
文德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地点是在江南贡院以南，紧邻夫子庙，基本上可以算作南京当年最热闹的一座桥。“跨文庙泮池之上，蒋山真面，青翠扑人”，这一段河流是十里秦淮精华之所在。位于桃叶渡的利涉桥，也就是相传为东晋王献之送爱妾之地，它的历史更短，到了清顺治初年，江宁一个叫李正茂的知府才在这里建桥，最初是座木桥，康熙时一度改为石桥，后来又改建为木桥。
镇淮桥往西北去的一段秦淮河，显然没有东北方向热闹，不热闹也必须还得有那么几座桥，挨个数过去，有新桥，有上浮桥，有下浮桥。新桥名新其实很旧，原名万岁桥，它的历史倒有些悠久，竟然是六朝遗迹，早在齐梁时期就有，北宋改为饮虹新桥，俗称新桥。然后是上浮桥和下浮桥，所谓浮桥，顾名思义，最初应该是漂浮在水面上，这肯定会影响通航。
丰富的水路交通，给了南京最充分的水上便利，然而有利必定有弊，有水利就有水患。水患注定也会困扰这座城市，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船搁浅滩，到冬天枯水季节，秦淮河通航首先会成为问题。当然，随着城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陆路交通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便捷，水路通航渐渐已不是太大问题。甚至老百姓的饮用水，也变得无关紧要，大家已习惯了喝井水。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与枯水相比，南京这个城市所面临的真正水患，很显然还是发大水，是内涝。
为了调节南京秦淮河水位，在利涉桥东北方，也就是内秦淮与青溪交汇处，设有一个限制水位的东水关，直接控制进入南京城的水量。东水关为砖石结构，共有三层，每层十一券，共三十三券。所谓“券”，就是门洞，俗称为“偃月洞”。上面二层安置守城的将士和储藏物资，最下面一层调节内秦淮河水位，中间的铁栅栏可以防止敌军从水路偷袭。
东水关修建于明朝，它与玄武湖南侧的武庙闸一样，至今仍然还在发挥作用。它们与城墙完美融为一体，在中国建筑史上堪称一绝。秦淮河水流到了东水关，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股顺城墙外侧流淌，成为护城河，另一股穿过水关入城，便形成了著名的十里秦淮。
从线路上来看，入城的水流自东水关进，再蜿蜒向前，经过西水关出，绕城大半圈，是非常合理的设计。城市北面还一个玄武湖，又是个巨大的蓄水池，进退有序，这城市旱涝无虞，应该在情理之中。事实却并非如此，掰开手指粗粗计算，虽然有东西水关，有武庙闸，明清以来的南京，仍然屡遭水灾，“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不假，接下来，随着绵绵雨季到来，南京城里很可能变成一片汪洋。
因为城市在长江边上，南京自古遭受水患之苦。操舟行市屋毁民亡，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根据文字记载，早在东吴时期，大的水灾就有过六次。赤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50年，“丹杨、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崩，鸿水溢”。过了一年雨季又来，长江洪水漫溢，“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石碑蹉动，吴城两门飞落”。五凤元年，东吴又一次全境大水，再次因为大雨“水泉涌溢”。
从孙权定都南京，一直到陈朝灭亡，六朝时的南京，平均七年有一次水患。东晋穆帝永和七年，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的两年前七月，无情之江水突袭石头城，南京城“溺死数百人”。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一天深夜，南京城遭到江涛袭击，江水再次倒灌，南京的石头城“沉没”，城下商旅船只猝不及防，被摧毁千余艘，尸陈江面，一派惨状。
整个六朝期间，一共有五十多次淹水事件，时间差不多都发生在雨季。到了公元507年，也就是梁朝天监六年，连续下暴雨，长江水倒灌，城内积水无法排出，导致御道水深三米多，梁武帝的皇宫也被浸在水里，朱雀楼上的屋顶被大风掀掉，梁武帝一度被困，情急中，大臣们只好划船去把梁武帝救出来。
处理水患一直是南京城的最大问题，六朝时秦淮河两岸，为防止河水侵蚀，曾用木栅栏筑起高堤。考古发现，在御道和皇宫内外，有规整的六朝砖修的明沟。皇宫里还有暗沟，暗沟也都是砖砌。在今天南京图书馆一带，发现了深埋的六朝排水管道，说明当时已相当讲究，只是生产力水平有限，还不足以抵御大自然威力。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与一百多年后的盛唐长安城相比，南京城排水能力要领先很多。长安城只有一条宰相府到大明宫的御道，铺上了沙子，供人在雨天时行走，其他土路遇上下雨，三天内不能出门，排水不畅导致长安城被水淹的记载屡见不鲜。
从中唐开始，长江江岸西移，南京的水患相对减少。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出现过一次大的灾情。这一年，整个长江流域发大水，圩堤被淹没，田地毁坏，秋粮绝收。正遇上宋金关系紧张，朝廷也无暇顾及水患。南京城浸泡在水里，老百姓房子被淹，出门必须划船。“操舟行市者累日，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宋史·五行志》有记载，人们吃不上粮食，靠吃米糠度日，江淮一带的流民匪徒，多达数十万。
明清之际的南京，城市规模与以往已不同。东西水关以及玄武湖武庙闸的建成，大大地提高了这座城市抵御洪水的能力，但是作为一座滨江城市，水患问题总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朱元璋在南京定都，他填掉了燕雀湖，把自己的宫殿建在了低洼地带，皇宫前昂后洼，地势并不佳，为解决这个致命弱点，朝廷对南京城的排涝尤其关注。
当时的皇宫与四周水网交错，为了防止大雨，除了借助自然水系和原有的河道外，对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又有了更新。在南京五龙桥和草场门，以及明故宫遗址，都发现过当年的地下排水通道。五龙桥发现的是铜制圆柱状下水管道，明故宫发现了圆柱形水闸，将近两米长，一截截套接，这些水闸的功能，是把皇宫内的水汇入附近御河。
最神奇的考古发现是在1991年，南京建邺路进行拓宽改造，人们意外地发现明朝初年的地下水道，它正对着明故宫，与内秦淮河相通。说明明朝初年的南京城，地下水道不仅有合理布局，设计还相当讲究。这条南北走向的古地下水道横截面呈现拱形，它高两米，宽二点五米，距离地表面有一米，都是用厚厚的明城砖垒砌，人可以自如地在宽大的下水道里行走。
然而明朝的南京，仍然水灾不断，明城墙被多次冲坏，下关的江堤也多次被冲毁。明弘治十五年，接连数日狂风暴雨，致使“江水泛溢入城五尺余”，军民房宇倒塌一千多间，连明孝陵的一些墙垣桥梁，都未能够幸免。万历三十六年，大雨连下近二十日，城内一片泽国，南京地方官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水灾异常，百姓被淹，“盖二百年来未有之灾”。
相比较起来，清朝时期南京的大水患要少一些。这个少，只能说是相对。数据往往可以骗人，引用不同的资料，查看不同的文件，有些记录自相矛盾。事实上，根据印数只有八百册的《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记载，1736—1911年，南京共遭遇大小水患六十四次。其中乾隆朝二十一次，嘉庆朝两次，道光朝十五次，咸丰朝三次，同治朝四次，光绪朝十八次，宣统朝一次。计算下来，平均不到三年时间，南京就要遭受一次水患的侵袭。
明清时期的南京水患，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河道畅通关系到水利体系的正常运转，所谓“岁时旱涝，尤复籍资蓄泄，必须一律疏浚深通，使内外脉络贯通，呼吸相乘”。平时要疏浚河道，这是水利工程的重点环节。明万历四十四年，曾对秦淮河进行了一次疏浚。此后直至清嘉庆年间，南京城内外大规模的河道疏浚屈指可数，由于长期缺乏疏导，“秦淮渐就淤塞”，越来越不像话：
嘉庆辛未以来，民犹殷阜，夹淮运起屋者众，河身日狭相近，弃灰土瓦砾者率于河，以是日渐淤垫，几成平陆。
清嘉庆年间，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着手再次疏导秦淮河。嘉庆九年，当时的布政使康基田，“率邑中绅士”，疏浚秦淮以及城内其他河道。嘉庆二十二年，又是盐巡道方体，“率邑之绅士”疏浚运渎，反正还是当官的带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自斗门桥至北乾道桥，东至内桥，西至铁窗棂，悉行疏决。始复旧道，可通舟楫，民甚便之。
可惜问题并没彻底解决，积重难返，越往后越糟糕。人患不止，水患不绝，道光十一年气候异常，梅雨期持续时间长，长江中下游各地都是大水。南京“江潮与内水交相顶灌，无路疏通，遂至城内民居、官署多在水中，并贡院号舍亦俱被淹”，“城中被水，十淹七八，水不退者三月有余”。
面对严峻水患，只能关闭东水关，不让洪水进城。内河新鲜水源得不到补充，长期处于死水状态，污秽无法外排。接下来，“满河之水变成绿色，腥秽四闻，时疫大作，死亡不可胜记”。当局只得重新“开放水关，起除各坝”。水患始终困扰着南京，道光二十年，“五六月间连降大雨，山水骤发，江潮涌灌入城”，贡院再次积水严重，乡试再度被迫改期，连高考都要改日子，由此可见灾情有多严重。
有人因此提出引湖入江的设想。历史上玄武湖与长江本来连成一片，宋朝的王安石以粮为纲，废湖为田，湖面消失了二百多年。经过元朝两次疏浚，玄武湖已变成了一个与长江完全隔绝的内湖。新的治水思路是凿断山脉阻隔，利用玄武湖相对较高地势，使湖水直接入江，这样即便遇到北麓山洪暴发，城市面临的水患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从大禹治水开始，疏浚从来都是上策。但是这个设想，在讲究风水的南京官绅眼里，显然无法接受。双方观点没有办法协调，一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另一方认定玄武湖的湖水，经过武庙闸，“通秦淮，出西关，归大江，为钟山随龙养荫真正胎水，断不可旁泻”。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引湖入江的必经之路，即南京神策门一带，系“大龙正脉入城之处”，六朝时曾经凿断，引后湖通江，“故百余年间屡遭杀戮，至明初建都，始复其旧，最忌开凿”。
风水是一种说法，军事防卫还真不能不考虑。一旦开通运河，则“江上诸艘势可进逼钟山，直捣省城之背，于形势险阻尤大不便”。此时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东南地区局势紧张，若开通一条足以危及城防大局的河道，多少有些冒险。结果只能妥协，大水来了，该淹的地方还是在淹。道光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长江中下游接连发大面积水，南京遭遇的水患更是史无前例，“道光己酉年，金陵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东花园、王府巷等处水逾屋脊者数尺，船行其间，为水中树枝所挂，辄至覆溺，人谓之渡海”。
好在太平天国之后，气候异常导致的大水，明显减少，治理水患已不再是地方当局关注的重点。同治九年“浚西城外北河口”，次年“复浚东水关一带河”，光绪五年“疏运渎”，旧有的弊端并未彻底消除。反正就是被动应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简单粗暴的治水，在南京已经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