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南京传 - 叶兆言 >
- 第六章 旧时燕子傍谁飞
01 卧榻之侧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南唐又一次亡国了，南京又一次成了亡国之都。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成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一点文化的人，都会知道南京有个李后主，都读过他的诗词。李煜是标准的南京人，生于此，长于此，而且还特地挑选了个好日子，才从娘胎里跑出来。李煜出生的那年，爷爷李昪在南京当了皇帝，他出生的那天，据说正好是七夕。
李煜如果不当皇帝，可以是个非常不错的文化人，应该去当文化部长。墓志铭上吹捧他“天骨秀颖，神气清粹，言动有则，容止可观，精究六经，旁综百氏”，“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俗话说皇帝是假的，福气才是真的，本来皇位与他没什么关系，虽然也是生在帝王家，因为排行老六，为避免长兄太子李弘冀的猜忌，李煜醉心经籍，不问政事，自号“钟峰隐者”和“莲峰居士”，以此表明自己无意争位。
偏偏造化弄人，到最后，长兄太子死了，比自己大的几位哥哥也不在了，李煜还是不得不当皇帝。想不当都不行，他爹李璟把一个烂摊子，交到了这个文绉绉的儿子手上，如果南京人对南唐的这段历史，还有点记忆的话，那么能够记住的，大约也就李煜的诗词和他的亡国之耻。
一个不想当皇帝的人，最后当了皇帝。一个不会打仗的皇帝，又处在一个必须要打仗的年代。李煜的诗词，达到了艺术最高境界，南京人的有文化，竟然充分体现在一位失意和失败的君王身上。清代词人周济很喜欢李煜，评价他的词时曾说：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毛嫱和西施是中国古代的两大美女，这两位美女天生丽质，化妆好看，不化妆也好看，粗服乱头仍然好看。所谓毛施淑姿，工颦妍笑。温庭筠字飞卿，韦庄字端己，这两位晚唐最著名的词人，词坛地位很高，周济评价他们的作品，认为温庭筠是浓妆艳抹，韦庄是薄施脂粉，李后主则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需要任何打扮。
李后主的词是南京人永恒的骄傲，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李煜这个皇帝当得很窝囊，从他爹开始，南唐就已经不太像话，已经开始奉北方为正朔，苟安江南一隅。他们不得不降制示尊，给自己降格，不敢再公开称帝，而是把南唐当作宋朝的附属国，定位为中原王朝的诸侯。公元971年10月，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屯兵汉阳，李煜非常恐惧，主动除去唐号，改称“江南国主”。于是他爹李璟便成了“中主”，李煜最后亡了国，自然就是“后主”。
李煜内心一直不太愿意承认宋之属国的身份，在南京宫殿中，仍然身着黄袍，所有规制仍然沿用帝王的那一套。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南唐当年不是后周的对手，现在更不可能与宋朝对抗，每当北方的宋朝要来使者，他都得赶紧脱下龙袍换上紫袍，以免让宋使看出自己的不臣之心。李煜的爹李璟当皇帝，虽然也开始臣服后周，金陵台殿还有帝王象征的鸱吻，那是一种装饰殿脊的兽头。到了李煜做皇帝，宋朝使者到来前，必须先撤去，等使者走后再复原。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生性柔弱，却又难免有点小孩子气。其实早在继承皇位之初，李煜就不甘心于自己的诸侯地位，他居然忘乎所以，在南京的御宫门前立了金鸡，并降诏大赦天下，这些礼仪属于天子登基之规格，实属唐突。消息传至汴梁，宋太祖勃然大怒，厉声责问驻汴梁的南唐使臣陆昭符，陆连忙为书呆子李煜开脱，说那绝不是什么金鸡，只不过是一只怪鸟罢了。
附属国的角色并不好扮演，南唐不得不放弃大唐的国尊，谨慎事宋，向宋朝进贡，一次次地前去祝寿和请安，还涎着脸去“买宴”，就是专门派人去宋朝的京城开封请客喝酒送礼，开后门拉关系。《续资治通鉴长编》上便有记录，譬如建隆元年正月庚申，也就是公元960年，就清清楚楚地写着，“唐主遣其子蒋国公与大臣冯延鲁来买宴”。开宝七年，也就是974年，“江南国主遣其弟江国公从镒、水部郎中龚慎修重币入贡且买宴”。
不知道南京的老百姓，想到他们的皇帝如此屈尊，真金白银地到北方去请客买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重文轻武已经成了当时南京人的思维定式，李煜很重视选拔人才，他非常看重科举，直至南唐亡国的开宝八年二月，还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天有不测风云，当年那些考上或没考上的读书人，面对突然而至的亡国，又不知道会有如何感想。
南唐国弱，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宋朝，只能被动防守，苦苦哀求，哀求没用，就坚壁清野固守城池，希望能够用这个办法拖垮长途奔袭的宋军。南京城最后被围了将近一年才被攻下来，这已经很不容易。居民无法出城，“城中米斗万钱，人病足弱，死者相枕藉”。南唐军民士气低下，宋将曹彬再三致书劝降李煜，均被拒绝。李煜不降，围城日久，宋军中已生不满情绪，曹彬担心进城后，军队掳掠烧杀之事难以约束，于是心生一计：
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某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君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彬即称愈。
宋军与吴越军发起总攻，南京城被攻破。曹彬率领军队进城，李煜奉表纳降，与群臣迎拜于宫门。曹彬使人高呼：“曹将军甲胄在身，受拜不敢答。”因为进城前的约定，南唐士民受保全者不少。城破后，曹彬又下令大搜军中，令不得藏匿民间妇女。然而对于吴越军队，他的禁令似乎失去作用。作为帮凶的吴越兵大开杀戒，南京的昇元阁，即南朝时期的瓦官阁，毁于一旦，昇元阁为江南名楼之一，破城之时：
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妇避难于其上，迨数千人。越兵举火焚之，哭声动天，一旦而烬。
就是那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统一的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天下归宋，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事。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注定要结束，宋太祖赵匡胤按部就班，采用了假途灭虢之计，首先灭亡了南平和楚，又灭亡后蜀，灭亡南汉，然后就是南唐，再然后便是随手拿下吴越国。
作为消灭南唐的帮凶，吴越国很快也就不复存在，南唐的亡国之日，差不多就是它的灭亡之时。为了一统天下，宋太祖可以说用心良苦，规划远大，他不仅将南方和北方成为一家，完成了统一大业，还专门设立一个金库，用来储蓄钱财和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国的契丹人手中，赎买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
不管怎么说，南唐这一页就算翻了过去，南京人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首都京城的地位肯定是没了。这一切与当年隋朝灭陈几乎完全一样，“最是仓皇辞庙日”，李煜作为俘虏，只能在“教坊犹奏别离歌”的音乐声中，垂泪对宫娥，凄凄惨惨地离去。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说完就完，说没了就没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还是那句套话，统一毕竟是件好事，统一起码可以减少内战，统一了也就安稳了。人生总是会有一些胜利者，总是会有一些失败者，谁最后来完成这个统一也无所谓。南京人又一次接受亡国的现实，混乱照例是避免不了。根据记载，入城的宋军纪律还算严明，趁火打劫的吴越军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从东面冲了进来，烧杀抢掳，不光彩的事情做了不少，给南京人留下了很沉痛的记忆。
当然，历史书是后人写的，通常又是站在成功者的立场上，宋军是不是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难说。把过错推到吴越国军队身上，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南京人更恨帮凶。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远亲不如近邻，这些话从来都是说说而已，远交近攻，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才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南京的富户遭到无情地清洗，人被杀，房屋被烧，财物被抢走，一千多年前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仿佛又在南京街头重演了一遍。
李煜曾一再表示，一旦南京城亡，将在事先准备好的柴薪上，与自己所藏的名画宝物，一同化为灰烬，以谢列祖列宗，“自言若社稷失守，则尽室赴火死”。李后主精于鉴赏，好文物，宫中所藏非常丰富，图书画帖数以万卷，法帖如钟繇王羲之真迹，皆印有“内殿图书”字样，或者是“建业文房之宝”和“集贤殿书院”印章，签名盖印，题诗作跋，宋军即将攻陷金陵，李煜便关照宝仪黄氏：
此皆吾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
不知道宝仪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大约是掌管文物的女官，而且跟李煜也有过一腿，宋朝陈彭年《江南别录》上说李后主妙于笔札，好求古迹，城将陷，“谓所幸宝仪黄氏曰”，这里的“所幸”二字，不会平白无故。根据李煜的这道命令，南京城破后，黄氏依旨将宫藏书画焚烧殆尽。
李后主是个性情中人，一个眼睛重瞳，当皇帝实属勉强，南唐在他手上，还能够偏安十五年，已经很不容易。李煜为政重仁慈宽刑罚，轻易不肯多杀一个人，每遇到死刑论决，总是希望能少杀几个人，遇到不得不杀的，忍不住就要流眼泪。陆游《南唐书·后主本纪》上说，李煜曾亲自跑到大理寺，参与判案。中书侍郎韩熙载觉得这样不对，坏了规矩，于是便上奏，说狱讼这种事，自有刑狱掌管，非皇上所宜驾临，因此请求罚内库钱三百万以资国用。
这充分说明李煜的开明，不开明，臣下不敢这么说，更不敢罚皇帝的款。当然这话说了也还是白说，他也不可能听进去，然而也没有为这事发怒，觉得自己下不了台。李后主最后死在北方，消息传到南京，江南父老感到很伤心，皇上虽然无能，文弱，书生气十足，毕竟还不是一个坏皇帝。
传说李煜生于七夕，死于七夕，说法很多，各路记载互相矛盾，既不可信，也不靠谱。当时撰写的两块墓志铭，言之凿凿，应该是铁板钉钉，可惜生卒日期已不一样。反正李煜只活了四十二岁，这个没有疑问。至于他是不是被牵机药毒死，他的心爱的小周后，是不是被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强幸，正史上当然没有写，野史上的演义，也千万不能太当真。南京人只是怀念李后主，觉得太可惜，可是光怀念他的仁慈，光觉得可惜，又能有什么用呢，历史永远属于胜利者，失败者还能被怀念，已经相当不错。
表面上看，宋灭南唐，与隋灭陈十分相似，都是把南京的皇帝抓到北方去，都是南京作为京城的地位从此不再。然而对城市的破坏程度，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宋太祖没有像隋文帝那样，下达命令把南京从地球上抹去。在对待所谓的金陵王气上，无论是宋太祖，还是宋太宗，都比隋文帝更大度，更开明。与隋唐不一样，宋朝时期并没有过度地打压南京，相反，它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城市。
北宋时期南京的地位，和南唐相比虽然有所下降，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最重要城市。公元975年，北宋改江宁府为昇州，辖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五县。当时的昇州是路一级的治所，行政级别高于通常的州，除了掌管州的民事和军事，还管理着江南诸州的水陆转运。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平定江南后，改江宁府为昇州节度，节度州是宋代州中最高军事等级，相当于特大军区。
公元1018年，宋真宗又改昇州为江宁府，并置建康军，同时封皇子赵祯为昇王，兼江宁知府和建康军节度使。赵祯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因为江宁府为他当昇王的封地，江宁府又称为“昇国”。嘉祐四年，也就是1059年，翰林学士胡宿对宋仁宗进言：
昔陛下建国于昇，犹列次国，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进昇为大国，而与晋皆无得封。
意思是说，皇上你可是从南京这个城市出发登上皇位，南京的地位因此就应该特殊对待。宋仁宗即位后，听从胡的建议，以昇州为“大国”，不再封与他人。因为这里是宋仁宗称帝前的封地，地位特殊，所谓龙兴之地，岂容他人染指。宋仁宗非常重视南京，常派亲信大臣出任江宁知府，如包拯包青天和王钦若。
不只宋仁宗如此，宋朝的其他几位皇帝，对南京同样是关注有加。任用的官员地位日渐提升，王安石就曾三次出任江宁知府，两次从江宁调任，到首都汴京担当宰相，由此可见在北宋，江宁知府一职，还是相当重要，炙手可热，譬如同样是几次出任宰相的王钦若，就也当过江宁知府。在当时地方官员中，江宁知府是个很优质的美差，如果你在当时的宋朝南京应天府做官，这个南京应天府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不是明朝的南京应天府，调到江宁府来当官，还属于“优安近便之任”，而从江宁府调往广州去做官，便已经是发配和贬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