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二次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南京这座古都，再次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这个首善之都来得有些突然，说来就来，南京人感到很意外，感到不太习惯。在一开始，大家相信这很可能只是个临时政府，既然临时，能持续多少时间，真不太好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人经常会听见虎踞龙盘这句成语，听多了就似信非信，既当回事，也不当回事。
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最初想法，中华民国理想的定都地点，并不是南京，而是武昌。为什么呢，因为武昌在中国的中心，孙中山的建国主张是“一都四京”，一都就是武汉，四京分别为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早在1902年，在与章太炎先生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特别强调了一句：
金陵不可宅。
就是说，孙中山认为南京不适合做一个国家的首都。他觉得，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候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斥候”是侦察兵的古称，“朔”是北方，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话，就是比较控制北方的能力，武昌要比南京好得多。大清国以汉人为主的“十八行省”，大半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周围，所以“武汉一呼，四方响应”。
孙中山还有过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所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可惜现实和理想，总会有冲突，革命党人不缺乏理想，有时更在乎现实。譬如大家一起开会，最后定都南京，说到底还是为了选人，选武昌意味着要选黎元洪，要在黎元洪的掌控之下，当时军情紧张，形势逼迫，选择南京可以救急。等到清帝退位，中国事实上已出现两个临时政府，一个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的北京看守政府，两个政府要合并，这是众望所归。
根据事先约定，当然是孙中山退出，因此南京的这个临时政府，本地老百姓心目中，实在太临时，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大家还没缓过气来，已经没了。临时政府成立只有一个多月，孙中山便匆匆宣布辞职。孙的退出有条件，这就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当总统。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高官有三类，一是以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二是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首领，三是以程德全为代表的起义旧官僚。这种安排有利于团结各方面力量，然而各部的次长，也就是常务副部长，除海军部次长外，都曾留学日本或欧美，都是同盟会骨干。
这些次长在政府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也有“次长内阁”之称。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让他在南京当总统，处在革命党人的监督和掌握之中，这是南京临时政府领袖们的如意算盘。不过袁世凯这样的老狐狸，当然不可能乖乖就范，老老实实听从革命党人使唤。平心而论，如果放弃党派利益，不考虑各自私心，北京显然更适合作为中国的首都。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员曾投过一次票，结果大多数人赞成首都还应该是北京，赞成北京的二十票，赞成南京的只有八票。
就连老牌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和宋教仁，也认为北京更合适定都，新政府继续在北京定都，有利于政权过渡，有利于控制北洋军阀，有利于防止外敌染指满蒙。孙中山和黄兴很不高兴，觉得大家没有政治觉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必须重新投票。孙中山认为，如果投票定都北京，说明大家都站在袁世凯那边。黄兴更是直接发出威胁，扬言要“带宪兵进去”，把议员全抓起来。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十九票南京，八票北京，一票无效或弃权。直隶，奉天，云南，陕西，山西和江苏这六省议员，两次都坚持投了北京。江苏两个代表，一个叫袁希洛，一个叫陈陶遗，坚持选择北京，为什么不投南京一票，这很值得玩味。
当时的南京人到底是怎么想呢，不重要，毕竟在何处定都，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做主。反正孙中山最后虽然长眠于南京，他这一生中，真正在南京前后待了还不足一百天。1912年1月1日，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3日便解职离任回上海。4月8日，去武汉途中，匆匆路过南京，几乎没什么耽搁，出了下关车站，立刻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联鲸号”军舰。这以后的10月21日，又到过一次南京，这次也只待了一整天。
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印象更深刻的还是二次革命。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走了，黄兴留在这里裁兵，被任命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在辛亥革命浪潮中，南方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光是南京地区就有十六个师，再加上一些杂牌武装，估计有二十多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给财政经济造成巨大困难。而且这些军人大多来自无业游民，东游西走漫无纪律，争名夺利，如果不整顿，祸国殃民。偏偏南京留守没有财权，国库存银只有三万两，根本无法支撑。军队要发饷，要有生活费，被裁撤的要有遣送费。北京政府又不予拨款，黄兴函电交加，不断催促北京拨款，财政总长熊希龄置之不理。
1912年4月11日夜，第七师所部赣军发生兵变，黄兴不得不严厉镇压，处死二百多人。为裁军，黄兴这个南京留守精疲力竭，坐立不安，还是吃力不讨好，还是遭到北洋集团攻击，说南京留守的存在，妨碍了南北统一，“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待人憨厚的黄兴办事认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洁身明志，干脆一赌气，辞去留守一职。如此一来，革命党留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宣告结束，整编后侥幸保存的一部分民军，也被分散各地，革命党人本来不太强大的军事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因此1913年二次革命，南京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谁对谁错，是怎么又打起来，日子又要不太平。辛亥革命，南京打得不亦乐乎，别的城市说光复就光复，唯独南京情况不太一样，颇费周折，好在当时打是打了，也还没怎么太玩命，进攻一方谈不上硬冲，防守一方谈不上死守。打打谈谈打打，革命便成功。二次革命开始，南京人希望也能这样，可以做出要打的样子，用不着太当真，能和平就和平，该谈判便谈判。
当时的宣战书，也就是“江苏独立通电”檄告，由章士钊起草，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口吻发出：
近日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挑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渎，威逼吾苏。溯自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督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督体恤时艰，不忍力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浮言甫息之会，耀兵江上，鞠旅海嵎。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谣诼复兴，军纪大乱。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愦，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对于政府，实不能负保安地方之责，兹准各师长之请，于本日宣布独立。即由兴受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良除暴，本职所存；出师讨贼，惟力是视。
黄兴被任命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即也发布讨袁通电。二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刚开始就底气不足。很快程德全反水，致电袁世凯，称此前江苏宣布独立“乃受胁迫所致，现冒死离宁赴沪，以召集苏属水陆军警议图恢复”。程是江苏都督，影响很大，军心立刻动摇，他还给黄兴发了通电：
诸君如必欲德全至宁，则应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如尚坚执成见，必以江苏之生命财产，为孤注之一掷，既违全国公意，即系江苏公敌。
通电在民国年间很时髦，老百姓常常搞不太明白为什么，只知道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二次革命给南京带来的惊慌，是即将来临的战乱，刚开始，光是看通电，好像还是要去打别人，誓师喊口号，很快敌人就打上门了。南京又一次陷入包围，守城的是革命军，袁世凯派来的部队，有他的嫡系冯国璋，还有当年被民军赶走的张勋。仗打得很激烈，守城的讨袁军英勇顽强，失败还是没办法避免。虎踞龙盘再次被证实蒙人，张勋为报此前的兵败之耻，非常拼命地攻城，主攻方向就是天堡城，也就是城北的紫金山。
紫金山是南京城的阿喀琉斯之踵，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准备攻城，就知道只要打下这里，南京的问题立刻解决。事实上，南京城是个最不易防守的城市，城墙把自己围困了，攻城一方看住城门，城里的军队插翅难逃。双方你来我往，紫金山一旦拿下，南京城的末日也就来临。袁军进城后，按照三日不封刀的允诺，肆无忌惮地开始抢劫。根据当时报纸上记录，冯国璋的兵在下关抢，雷震春的兵在南门抢，张勋的兵在太平门抢。“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所掠之物堆积如山，抢掠后的“赃物皆运至浦口，由火车直运至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矣”。
说起来又是一段血泪史，南京人民顿时水深火热。“焚淫虏劫，十室九空”，据事后江苏省警察厅调查核定，南京兵燹，共使商民四万余户受损，价值高达一千六百万元。新来的民政长视察城市，商店开业者寥寥无几，鞋店里放在架上出售的不过三两双。省行政公署内，死人倚树军马倒地，到处血迹斑斑。
说起民国时期的南京历史，虽然只有三十多年，可以分成四段，前期是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由冯国璋的直系军阀控制，袁世凯死后，冯被推举为副总统，但是他并不愿意去北京，继续在南京坐镇，把自己的督军府，改为副总统府。冯国璋去北京就任临时代理大总统，北上前，安排其心腹江西督军李纯接任。直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京的最高军事长官，无论是李纯，还是齐燮元，还是后来的孙传芳，都是直系军阀系统。
这一段时期，南京处于休养和恢复阶段，战乱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毁坏，当政者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北洋政府时期的南京，“南京”的名称再次被撤销，首都的头衔转瞬即逝，继续使用前清的名称“江宁”。江苏都督府已从苏州迁往南京，南京仍然还是江苏省的政治中心，是省道县三级行政机关所在地。“道”是金陵道，金陵道设治于江宁，辖“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丹徒、丹阳、溧阳、金坛、扬中共11县”。
看民国时描写南京的小说，常常读到“道台”这样的字眼，道台就是金陵道的最高长官。江宁县下面又分为七市九乡，这个“市”其实要比县还小，譬如江宁镇和秣陵镇，还有淳化镇，就叫市，而凤台和汤泉就叫乡。不管怎么称呼，叫江宁也好，叫金陵也好，南京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军事要镇，一举一动，对全国的政局仍然还有影响。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这是很大的一件事，非常大的一件事，它的深远影响，当时人并没有意识到。孙中山临终时，总理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还有几位国民党大佬，聚在一起讨论归葬何处。汪精卫提议北京景山，理由是民间传言，说孙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后身，然而昏睡中的孙中山突然醒了，明确表示要葬在紫金山上。
当时都不知道紫金山在哪，七嘴八舌，有说在广西，有说在广东，最后一个叫陈去病的国民党元老一锤定音，说在南京，就是南京东郊的钟山。明朝宋濂引唐代《地理志》结论，说江南名山有四座，分别是衡山，庐山，茅山和蒋山，蒋山就是俗称的紫金山，因为避孙权祖父孙钟的讳，改名为蒋山。说老实话，与其他三座大山相比，紫金山小了一些。
中山陵的选址和圈地，还是很认真的，1925年4月，北京政府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和江苏省长韩国钧，令其妥为照料。宋庆龄和孙科来南京选址，首先出席了一场南京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大会非常热闹，宣读了孙中山遗嘱，举行祭礼，由卢永祥主祭，韩国钧陪祭，各界名流登台演讲，当时还放映了有关孙中山活动的电影，以及讲话的录音唱片。从早到晚，到会致祭者，“有五万余人之多”。
在4月23日的晚上，葬事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紫金山中茅山坡为墓址所在地。到了第二年的3月，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紫金山举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当时南京还在北洋政府控制之下，对南方的革命党人，自然心存戒备，孙中山乃辛亥革命功臣，当过临时大总统，进行国葬有法律依据，因此不能不敷衍，不得不派军警维持秩序。这期间，官方最担心老百姓会趁机闹事，因为全国上上下下，都存在着一种对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只要有机会，肯定要大闹一番。
再过三个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就要北伐。出人意料，南京的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最激烈的冲突，不是南北对抗，是南方革命党人自己闹得不亦乐乎，很多真相南京人也弄不明白，就知道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街头到处都在集会，游行，散传单，震天动地的革命口号。
自从辛亥革命后，革命成了年轻人心目中，非常正面的一个符号。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必须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都在向往暴力，事实上，“二次革命”不只是倒袁，它已成为一连串的革命运动。比二次革命更激烈的运动是大革命，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南京已经是南方，可是对于南京人来说，广州那边才是真正的南方，广州那边才是真正的革命策源地，有些思想的南京青年，不喜欢南京的沉闷，就像在辛亥革命时赶往武汉一样，开始纷纷奔赴广州。
这一段岁月，在中国现代史上被称为“大革命”时期。可是在南京，并不能感受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氛。中山陵已经开始动工，南京却还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大革命的影响更像是场游戏，北洋军阀自己也在干仗，孙传芳统治着南京，与他的前任差不多，他把南京，把东南几省当作自己的禁脔。与另外一名直系大军阀吴佩孚一样，他根本不相信广州的那个国民政府，不相信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能够掀起多大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