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一江春水向东流
徐知诰成了李昪，李昪成了南唐的开国皇帝，他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祖父。关于这个李昪，有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昪掌权后，邀请弟弟徐知询来喝酒，用金杯斟了酒给他，说：“哥希望弟弟能活千岁。”徐知询怀疑酒中有毒，便倒出一半分给李昪，说：“我愿意和哥哥各享五百岁。”李昪当即变色，不肯饮酒，而徐知询也捧酒不退，左右都不知所措。这时候，伶人申渐高演起戏来，抢过两杯酒喝下，又拿着酒杯离开了。李昪连忙暗中命人送解药给申渐高，但为时已晚。
陆游《南唐书》记载邀请的对象则是大臣周本：
周本自吴时有威望，烈祖虑其难制，因内宴，引鸩酒赐本，本觉之，辄取御杯均酒之半以进曰：愿以此上千万寿，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为，渐高托俳戏，舞袂升殿曰：敕赐臣渐高。并饮之，纳杯怀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药解之，不及，脑裂而卒。
皇帝要杀个谁还不容易，南唐的故事特别南京，有点弱不禁风，有点儒雅斯文，但是和所有的王朝一样，并不缺乏帝王家的杀气。杨溥把皇帝的位置禅让了以后，被幽禁在镇江，一年后就死了。
杨溥怎么死的，大家可以想象，然后呢，杨氏子孙都迁到海陵，也就是今天的泰州，派兵严加看守，阻绝外人进入。时间久了，杨氏男女只能“自为匹偶，吴人多哀怜之”，一家人可怜到了只能乱伦的份上，多么悲惨多么悲壮。公元956年，后周世宗柴荣征伐淮南，下诏要安抚杨氏子孙，李昪的儿子李璟提前一步，该出手时就果断出手，“虑杨氏为变，使人尽杀之”，杨氏因此绝嗣。
老百姓总是喜欢说故事，听故事，真假不太重要，都会相信，都可以相信。李昪自称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这件事相当不靠谱，然而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上，就是这么说的。《资治通鉴》上又是另外一个记载，说李恪不是唐宪宗之子，是唐太宗之子，所封也不是建王，而是吴王。这一说法更不靠谱，辈分全乱了，从唐太宗到唐宪宗，前后得经过十位往外数的皇上，好在皇帝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反正搞不清楚。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自隋灭陈，时间如流水，转眼就要四百年，金陵王气又一次显灵了，六朝旧梦再次重温，南京又成为一个王朝的首善之都。好事来得总是有些突然，让人意外，事实上，在南京定都的南唐，自开始之日，就没有真正地强大过。虽然从国土面积来计算，南唐一度还是十国中最大的，经济实力也一直处于领先，然而它就是不够强大，就是强大不了。
还是那句话，南京从来都是一个能在乱世中获得机会的城市，它永远是某个王朝逝去的背影，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王朝的避难所。写诗的李白曾经力劝大唐迁都南京，画牛的韩滉“恐有永嘉渡江之事”，做好了迎接唐朝王室转移到金陵的准备，南京人万万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的这座城市，还真成了唐朝最后的落脚点。
清朝陈鳣编撰《续唐书》，根据明朝陈霆《唐余纪传》的观点，认为北方的后唐和南方的南唐，上承唐祚，下启宋朝，应当作为五代十国之正统。这个观点很难说通，很难说服人。公元907年，大唐的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李柷禅位梁王朱温，朱温改国号唐为梁，史称后梁。当时除了后梁，各国仍以唐为国号，仍称天祐某年。到了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李存勖并没有按照传统，以自己的王号“晋”作为新朝称号，而是继续采用唐作为国号，在灭后梁之前，一直沿用唐昭宗时的天祐作为年号。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前晋政权”和“后唐政权”，国号仍然是唐，为了区别李渊建立的“唐”和石敬瑭建立的“晋”，一般称呼李存勖称帝前的政权为“前晋”，称帝后的政权为“后唐”，它们的领袖其实都是同一个人，都是李存勖。
后唐在北方，南唐在南方，虽然都叫唐，此唐非彼唐，都有点自说自话，不是简单的一个乱字，就能对付过去，大家真弄不明白也无所谓。后唐的李存勖是沙陀人，他在北方称帝后，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南唐李昪的做法与李存勖如出一辙，都说自己姓李，都是拉大旗作虎皮。
有必要提一句，李昪在南京建立南唐时，后唐刚刚灭亡，前后也就十四年，它是五代时期统治疆域最广阔的朝代。“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南唐建国前，“梁晋吴蜀四分天下，后唐以一灭二，天下四分已得三分”，然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强大的后唐说完就完，说没就没了。
南唐好歹延续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这四十年相当重要，给了南京很多实惠，首先是城市规模，过去三四百年间，六朝痕迹基本上被覆盖，吴宫花草晋代衣冠，已是太久远的传说。南唐开始了实实在在的城市建设，它几乎再造了一个新城。面积也扩大，遵循唐朝的制度，南唐仍然是州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以州统县，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以下设场镇乡。昇州治所统辖江宁，上元，溧水，溧阳，句容，广德，当涂，芜湖，繁昌，六合，铜陵，青阳十二个县，比之今日南京，范围更为广泛。
更重要的是和平和安宁，这才是老百姓的最大需要，李昪出身微贱，早年在战争中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身上颇有贫民皇帝风范，陆游《南唐书》对他评价很高：
帝生长兵间，知民厌乱。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性节俭，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帷，左右官婢裁数人，服饰朴陋。建国始，即金陵治所为宫，惟加鸱尾，设阑槛而已，终不改作。元宗为太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闻，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间连年丰乐，兵食盈溢，群臣多请恢拓境土，帝叹息曰：吾少在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诚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吴越国大火，焚其宫室帑藏兵甲几尽。将帅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听。遣使厚持金币唁之。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
就算做秀，李昪的这些行为也是应该表扬。说起来有些矛盾，李昪“性节俭”，连太子李璟要用“杉木作板障”都不允许，南唐的京城还能漂亮到哪里去了。事实上，当时的南京的确也算不上多么漂亮。一个城市的繁华永远是相对，南唐初期，人口流动频繁，原有的户籍制度遭到极大破坏。北方连年战争，“干戈相接，人无定主”，地也没人种了，蚕也没人养了，北人南逃渐成趋势，李昪显然看到这是个机会，于是下诰安抚人心：
其向风面内者，有司计口给食。愿耕植者，授之土田。
意思是说，凡是愿意成为南唐子民的百姓，就应该有口饭吃，愿意种地的，就可以分块地给他们。这个政策几乎立刻促进了社会安定，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解决了难民问题。考虑当时人口稀少，耕者有其田，并不是很难做到，南唐境内的土地，因此得到了更充分开发利用，很好地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大家都知道，在农耕社会，农业是根本，治本于农，务兹稼穑。农业好了，经济自然就发展了，南京的繁华也在情理之中。
和平的重要性，在南唐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看一看五代十国时的北方，五十三年中居然换了五个朝代，平均十年换次国号，有十五个人过了一把皇帝瘾，平均每人只能享国三年。其中有七个人是通过篡位方式，有五位是杀掉了自己父兄。五代十国与三四百年前的南北朝非常相似，宫廷之内，充满了血腥。北方那么混乱，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极度不幸，什么叫乱世，当时就是真正的乱世，生不如死。
虽然已过去了三四百年，历史的阴影还在，那些恐怖故事，仍然让南京人记忆犹新。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原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平民百姓饱受亡国之罪，除了南逃这条活路，留在北方的汉人，不是战死，就是惨遭蹂躏。男人当奴隶累死，女人晚上被虐待白天被当作军粮。有记载说胡人喜欢吃人肉，军队中常有一大群女子，被称为“两脚羊”。
这个岁月，同样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战乱就能解释清楚，有谁分得清鲜卑匈奴氐族，有谁能弄明白慕容鲜卑拓跋鲜卑陇右鲜卑。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号，前秦后秦，前汉后汉，前赵后赵，东魏西魏，有一个北魏却找不到南魏。
南唐并不尚武，经过南北朝和隋唐的时间洗刷，南京人身上早没有了吴人的血性。南京市民忍辱负重，爱好和平，作为帝王的李昪也不喜欢打仗。对周边国家，总是能找到不需要开战的理由，西边有楚国，南边是南汉和闽。吴越国在东边，与南唐以苏锡常为界。吴和越本是一家，现在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国家，不打仗当然不是因为友好，而是一直不怎么友好，很不友好。南唐最后被宋朝所灭，吴越国是非常残暴的帮凶，当时伤害南京老百姓最厉害的，不是宋军，而是倾举国之兵，直接参战夹击南唐的吴越军队。
南唐前后有过三个皇帝，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如果说当时的南京还有什么可以炫耀，那么就是有过一段相对和平的环境，有过比较发达的经济建设，以及非常繁荣的文化。以文明程度而言，当时南京，应该是中国境内最先进的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达程度，都足以成为城市建设楷模。南京人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战争，大家的日子过得挺好。
自唐朝的安史之乱，武人干政成为常态，这也是北方政权激烈动荡的根本原因。南唐的基本国策是以守为攻，除了中主李璟打过几仗，能够写进历史的武功几乎没有。与它的邻国吴越国一样，南京对北方一直小心翼翼，忍让忍让再忍让。南唐对武人干政的限制，广用儒吏，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文官政治在战争中也许不合时宜，但是治理一个国家，管理一座城市，显然要比武人专业得多。
以杭州为都的吴越国比南唐小，一直担心自己会被吞并，因此它一直是北方王朝的保护国。与吴越开战，意味着向强大的北方宣战，这是南唐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事实就是，无论南唐还是吴越，都不是北方朝廷的对手，吴越的策略是傍大款抱大腿，它以一个东南小国自居，不管北方五代是哪一代，谁称霸就跟谁结盟，谁膀子粗壮就受谁保护。南唐则多少还背着一些包袱，还要忍不住唱几句“恢拓境土”收复失地的高调，很快这高调也不敢再唱，因为根本就没那个能耐，南唐只擅于文治，无力武功。
公元955年开始，短短几年之内，北方的后周三度入侵南唐，南唐始终被动挨打。寿州一战，周世宗柴荣御驾亲征，周军势如破竹，攻占泗州濠州楚州，南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李璟没办法，上表柴荣自请传位太子李煜，并请划江为界。打不过人家只好服输，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两个县。
南唐的灭国也是迟早的事，后人坐着说话不腰疼，义正词严地指责南唐的投降主义路线。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撰写，人们也习惯了以成败论英雄，胜利者怎么都是对的，失败者怎么都是错的。南唐重视经济，重视文化，因为失败，很可能就是功不抵过。历史上因为穷兵黩武造成亡国的例子更多，但是大家还是坚持认为，投降主义和软弱才是亡国之原罪。如果不投降，便会怎么样的空洞假设，千百年来一直在人们口头流传，同时还被不断地写进书本。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失败就是失败，亡国当然是有原因，然而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理由。光有GDP显然也没用，整体军事实力不如人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天经地义，这是硬道理。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想分裂就分裂，想统一就统一。
“皇天眷佑，锡祚于唐”，南唐应运而生，应运而亡。反正结局就这样，时也运也，南京的历史上，此前并不缺乏亡国之君，已经有过一位孙后主，有过一位陈后主，到了南唐，再出现一位李后主，应该也不能算是什么太大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