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魏晋的风度

魏晋风度滥觞于北方，真正能够发扬光大，应该是在六朝时期的南京。换句话说，魏晋风度的最大市场是在南京，最大的买主是南京人。南京这个城市最能体现它的精髓和神韵，魏晋风度，六朝风流，魏晋在北方消亡了，然而它又在六朝的南京获得了传承，得到了新生。

当然，要说到魏晋风度，首先得感谢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刘义庆等编撰的《世说新语》。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它为“名士教科书”，盛赞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眼光很独特，从来不会胡乱推荐一本书，要想了解南京历史，《世说新语》应该是一本必读书。2015年南京评选出二十四部传世名著，《世说新语》毫无争议地名列其中。

为什么又要说这本书是刘义庆等编撰呢，为什么要加一个“等”，因为事实上，也说不清楚这书究竟谁写的。反正它属于集体创作的产物，通常有一种公认的流行观点，那就是艺术必须要独创。集中大家力量，像写革命样板戏那样合力来完成一本书，这办法似乎不太可取，有点违背创作规律。然而《世说新语》却证明这种编书办法也可行，事实上，你还不能不说它是一本好书，一本非常好的著作。

刘义庆是六朝刘宋时期的一位王子，后来又当了王爷，伯父刘裕是皇帝，自己做过荆州刺史，做过江州刺史，做过南兖州刺史，他的爵位是南郡公和临川王。所有这些头衔都没什么好议论，因为有了《世说新语》，人们爱屋及乌，都喜欢说他聪明过人，说他深得宋武帝和宋文帝的信任，说他备受礼遇，屡屡获得朝廷重用。不过真要说起个人政绩，谈论具体办事能力，这个刘义庆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于是大家都给台阶下，说他“秉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又说当时政治生态环境太差，宫廷斗争太激烈，他呢，为了避祸，就不能不佯狂，成天和一帮文人雅士混在一起。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人雅士都喜欢讲过去的故事，讲一些过去的老段子。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和段子，基本上都属于前朝往事，把它们用精致文字记录下来，再编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

发生在魏晋时期的陈年旧事，能够深深影响南京，能够承前启后，显然与东晋跟西晋紧密相连有关。毕竟还都是司马氏的王朝。譬如《世说新语·汰侈》写王敦与王导，故事发生在西晋，可是二王后来的主要事迹，都发生在南京，都是在南京这个舞台上表演，因此大家怀念西晋，就是在说东晋，就是在说南京：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晋书·王敦传》上也有记载，文字略有不同：

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比较这两则故事便发现，重点不是谁在杀人，是王恺还是石崇，不重要。被杀的是行酒美人，还是吹笛女伎，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东晋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的怎么表演，故事发生的时候，王导还不是丞相，王敦也不是大将军，事发西晋时期，把这个故事再拿到南京六朝的背景下来叙述，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含义。王导与王敦可以说是东晋的奠基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事风格，对六朝南京社会风气，对朝廷或民间，有着直接影响。

王导的隐忍，代表了当时东晋草创时期的仓皇软弱，也表现出了坚毅忍耐的柔能克刚，这就仿佛南朝更多时候，虽然以一种文弱形象示人，它的生命活力，它的自我调整能力，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强大。而王敦跃然纸上的枭雄之色，他的目中无人和不顾死活，他的狂妄他的野心，也反映出东晋在南京定都以后，注定会面对的各种不稳定，无法避免的动荡和错乱。

显然，王敦的故事跟王导相比，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东晋的王业，可以说成也这个王敦，败也这个王敦。王敦之后的桓温，还有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南齐的萧道成，陈朝的陈霸先，身上都明显包含了王敦的影子，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当了曹操似的人物，都是俗称的奸雄，治国打天下有一套，祸国乱天下也有一套。

太子洗马潘滔就曾这样评价少年时的王敦，说他“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

六朝时代的人物，必须戴上了魏晋风度光环，才好看，才有意思，才值得咀嚼。你可能会不喜欢王敦，但是很可能会喜欢他的故事。据统计，《世说新语》中共有四十则故事涉及王敦，这些零散故事，勾勒出了他从名士到叛臣的转变过程，譬如写他刚结婚时一段，读了令人大笑不止：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世说新语》第十三篇“豪爽”一门，共十三则故事，其中前四则都与王敦有关：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

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王敦王大将军字处仲，以上四则故事，都是生动有趣。胡乱击鼓，鼓音急促和谐，表现出了他的气概豪迈，旁若无人，满座看客都赞叹他威武豪爽。纵色过度，身边人劝其要注意身体，他倒是很干脆，立刻就把婢妾数十人，浩浩荡荡地都打发了，说赶走就赶走，让她们爱上哪玩就去哪玩，爱找谁就去找谁。王敦学有所长，精通《左传》，当然最让人吃惊的，还是他竟然毫不掩饰自己喜欢曹操，常常吟曹孟德的诗自慰。也难怪东晋开国皇帝会跟他发急，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这个皇帝还是你来做吧，你想当皇帝，早点说呀。

六朝时期的南京人，显然喜欢这样的故事，皇帝有点软弱，有点无能，这也未必是什么太大坏事。有时候，一个过于独裁昏庸的皇帝，或许更糟糕，更祸国殃民。刘义庆编撰的这本《世说新语》，在故事取舍方面，多少也体现了六朝时的开放程度。封建时代谈民主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在六朝，包括此前的魏晋，文人真正因为写文章而掉脑袋，好像也不太多。

这一段时间内，文人被杀的数量并不少，都不是因为写文章。嵇康可能算一个，即使是算，也很勉强。文人被杀更多的原因，是直接参与政治，六朝时朝代不断更迭，玩阴谋诡计的人不少，文人一旦跟错了主子，站错了队，也就会变得很危险，非常可怕。魏晋风度的最大遗产，是不断地出现相似的乱臣贼子。自从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常态，六朝时期的南京，几乎每朝每代，都出现过曹操一样的强人，出现过像曹操那样的野心家。

比曹操更过分的，则是进一步学他儿子曹丕，干脆自己取而代之。习惯可以成为自然，六朝时期，东晋取代东吴不算，刘宋取代东晋，齐萧取代刘宋，陈朝取代梁萧，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都是先当曹操，再当曹丕，一个人把曹氏父子两人的活都给干了。

譬如刘裕的称帝，就跟玩似的，义熙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19年，刘裕派手下杀了晋安帝。刘裕早有意称帝，但是登基当皇帝前，突然又迷信起来，《资治通鉴》卷一一八上是这么写的：

宋公裕以谶云“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乃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帝左右密谋鸩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饮食寝处，未尝暂离；韶之伺之经时，不得间。会德文有疾，出居于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缢帝于东堂。

就是说，谶言说晋孝武帝死了以后，得有两位皇帝过渡，晋安帝已被刘裕干掉了，还得有个皇帝来凑数字，于是选中了晋安帝的同母弟弟司马德文，先让这位德文坐一年皇帝，再宰只鸡一样地杀掉，然后名正言顺地玩禅让，然后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

可怜东晋自司马睿登基，好歹也延续了一百零三年，前后共有十一位皇帝，这些皇帝都当得可怜巴巴，基本上是在四代人中间传承，其中一半以上在位时间不超五年，最小的一位登基时才两岁。十一位皇帝中最后两个，是司马睿的重孙，他们的父亲是孝武帝，爷爷是简文帝。相比较而言，只有简文帝和孝武帝还像个正经八百的皇帝。

东晋司马氏如此，刘宋和齐萧，包括紧接在后面的陈朝，都是这样。一代报复一代，六朝时期的南京，经历了三百多年，改朝换代就跟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因此当王子也好，当太子也好，找上一帮人编本《世说新语》，或者编本《昭明文选》，还真是挺不错的玩法。不能因为宫廷出面组织了文学活动，有了《世说新语》和《昭明文选》，就此证明六朝时的帝室重文轻武。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相对地说，六朝是有一点文乎乎，这个文，不是有文化，只是文弱的意思。

事实上六朝时期，也没有什么纯粹文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不是说文人地位高，号召大家都去读书，目的还是“学而优则仕”，是为了当官。当官才是众人心目中的正道，为了当官，上进心就可能演变为野心，就难免投机，难免受主子牵连。因此六朝人物更多的不是文人，而是名士，各种各样名士，皇帝像名士，大臣像名士，幕僚门人甚至寒士，都学名士。想上位，想避祸，都要向名士学习。

在《世说新语》中，说到桓温，说到谢安，虽然他们一个个武功了得，都打过大胜仗，然而对他们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好像都不感兴趣，记录的都是风流雅事。不风流和潇洒，就不配称作六朝人物，譬如桓温叹柳，说他北征，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粗壮，一个人已经抱不过来，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后再补上一句，说他“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又譬如描写淝水大战时的谢安，对那场决定东晋生死存亡的战争，无一句正面交代，反而用闲笔大写谢安如何下棋：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王敦“学通《左氏》”，敢在史书上留下这么一句，绝不会是说着玩玩。桓温工书法，字势遒劲，有《大事帖》传世，唐代窦臮所著《述书赋》，收录晋代六十三位书法家，其中便有桓温。谢安跟王敦和桓温相比，若论文化，怎么样不好说，起码也是旗鼓相当。六朝时期的南京，文化不是文人专利，那时候，只要你是个人物，那就必须得有点文化，就必须是个名士。

《世说新语·任诞》上有这样的记录：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孝伯就是王恭，东晋名臣，妹妹王法慧是孝武帝的皇后。不过这个皇后死得很早，二十一岁就过世。王恭作为皇帝的大舅子，很受晋孝武帝信任，应该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六朝时期带兵打仗，大都是文人。他的官做得不算小，权力欲望非常强，官越大，心也越大。王恭野心勃勃地想学王敦和桓温，但是他运气明显不如二位，能力也相差太远。王敦和桓温的气场太强，他们在位时，人不死，只要还有一口气，朝廷便奈何不了。王恭则是被杀了头的，他试图起兵反抗，功败垂成，临了被叛将所杀，脑袋被挂在南京的朱雀桥上示众。

王恭死前毫无恐惧，一边梳理自己的胡须鬓发，一边吟诵佛经。死后家中无钱财布帛，唯有书籍，因此当时有一点见识的人，都为他的死感叹，觉得王恭不该死。他的冤家对头，太傅司马道子正好坐车路过，仔细看着挂在那的王恭脑袋，十分不屑地嘀咕着：

卿何故趣，欲杀我邪？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为什么急着要杀我呢。被杀的人表现得十分优雅，杀人的也表现得十分优雅。可见当时在南京当名士很容易，得意可以，不得意也可以。王恭死了五年以后，司马道子自己也被毒死了，死就死吧，谁还能不死。

这就是大家说的六朝，这就是六朝时的南京风景。

如果谁想了解六朝人物，想体验魏晋风度，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穿越历史，到当时的南京街头走上一圈。你会很容易碰到各种各样的名士，在那里，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名士，你会发现，你遇到的那些人，都能口吐莲花，一举手一投足，都会透露出影视明星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