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南洋劝业会
1911年的辛亥革命前夕，南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正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城市革命。这个城市正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在市政建设方面，南京城开始有点突飞猛进，最突出的标志便是有了市区的江宁马路和宁省铁路。
此外，还出现了国内第一家官办电话局，南京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市内电话的城市，“分段安设德律风，以线传语，以期呼应灵通”。“德律风”就是电话，最初用户只有十六家，皆为南京的各级官署，到1905年，用户已达到六十家。1910年秋天，坐落在西华门外的金陵电灯官厂，第一台发电机组正式开始运转，为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提供晚间照明，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此时此刻，南京已从太平天国的伤痛中，慢慢苏醒过来，它的发展开始惊人，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游客的眼光看到。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并没在南京人的心头产生多少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经过大清两百多年统治，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一直都在当顺民，早已习惯了异族统治。有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终于明白什么叫船坚炮利，领教到了洋人厉害。还有中日甲午大战，大家明白不仅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人碰不得，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东洋人，也一样不好惹，甚至更不好惹。有识之士终于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渐渐成为大家都认同的道理。
向日本人学习成为当时的一条捷径，理由很简单，日本为什么能够强大，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太难，日本人用的是汉字，与我们同文同种，学习他们会方便许多。譬如梁启超就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一时间，学习日本成了速效救心丸，去日本留学的人多，在南京的日本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外籍教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大量日文词汇开始进口中国，新鲜的时髦用词，譬如革命，譬如发明，譬如法律，譬如化学物理，譬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直接拿过来就用，不仅是使用，这些词汇让我们再也离开不了。当时的南京人一点都不仇日，而且很羡慕日本，把日本视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带路大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新的列强，居然把俄国人都打败了。日本是东方民族成功案例，非常适合成为中国的榜样。当时知识分子中留日学生很多，他们对日本认识深刻，有亲近感，像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从南京去了日本。
从日本到中国来观光的日本人也多，这些人为南京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笔墨，很有史料价值。杨洪俊先生的《日本明治游记中的清末南京》一文，对有关游记进行了认真梳理。当时日本游客文章中，集中提到的南京出行道路有三条，一是出中山门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江宁马路，一是宁省铁路。游览明孝陵是多数日本游客的选择，从城内至中山门，也就是当时的朝阳门，路还比较好走，可以乘坐马车和东洋车，而出朝阳门后，可供选择的主要就是驴子，众多日本人游记中都有记录。
在1899年，有个叫内藤湖南的日本人，就是骑驴去拜谒明孝陵。到了1908年12月，来南京观光的小林爱雄，游记中写到了中山门外“驴子成群”，“十来个年轻赶脚”在招呼生意。枥木县满韩观光团，东业同文书院第七期学生，在中山门外换乘了驴子。1909年7月到南京的胜田主计，发现“自门外只能乘人力车或骑驴”，他雇了一辆人力车，结果发现还不如干脆骑小毛驴：
但仍十分艰难，上坡下坡都几乎无路可走，而且所行之处非泥泞即砂砾，终于不得已屡次下车徒步前行。如此看来，还是驴子才是最好的选择了。
与中山门外的行走艰难相比，城内江宁马路的平整，以及道路两旁新种的杨柳，让年轻的日本游客印象深刻，下面这段文字写于1899年：
自下关入仪凤门，沿张之洞（甲午乙未之役时暂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际）所修筑马路，行近二日里，抵达近总督衙门之科巷的东本愿寺学堂，暂居于此。此马路平整，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树皆在离根部约三尺处生出树杈。此时已值孟冬，枝叶难免萧疏。不禁想到，若为初春，草木萌生，朦朦嫩绿定会让行人车马意气风发。若巡路者用心修理清扫，持之以恒，单是此处可比拟上海，甚而强过我国帝都了。
七年后，1906年7月23日上午，日本人德富苏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坐马车进城，“行七英里地到达南京领事馆”，夹道的柳树大了许多，绿树成荫，“所走道路之修洁”，让他略感惊讶。又过了五年，1911年7月3日，还是一批日本同文书院的学生参观南京，负责来接的松岛君把行李装上马车，自己坐在行李一边，先行去了南京城内的宾来馆，那些学生不得不沿着江宁马路，步行去目的地：
我们步行出发，从下关到南京通行的这条林荫道着实是好。绿柳枝上，有鸟儿嬉闹，真可谓之为“文明的绿门”。
这时候的江宁马路，在日本学生眼里已是很漂亮的林荫大道，而且四通八达，“各路均可行东洋车及轻马车”。当然，更让日本游客满意的，还是市内轨道交通，这种便利，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与文明世界的同步。宁省铁路的一等客票，价格为每站五分，全线单程三等票价为二角，二等四角，头等八角，还可以带行李，与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马车和小船相比，既经济又快捷，铁路营业状况极好。小林爱雄记述了在半山寺游览时，看到的铁路道口情形：
途中过一道口，立一大门，上大字写着“眼见火车，往来人等，车马勿过”。
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南京，这期间，同盟会成立了，革命党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武昌起义之前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与南京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天高皇帝远，革命也很遥远，南京显然还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
在南京的历任两江总督，几乎都是晚清的能臣，平心而论，都为南京城市现代化，多少做过一点实事，有过一些贡献。李鸿章让南京有了现代工业，左宗棠让南京有了开放口岸，张之洞让南京有了大学和江宁马路，而宁省铁路能够应运诞生，则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有着直接关系。端方在当时虽然还算不上改革派领袖，在封疆大吏中，他的思想无疑属于最新潮的一位。
正是因为端方努力，才有了宁省铁路的通车，同样也是他的坚持，南洋劝业会才得以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能够选址南京，很重要原因，是南京的城市建设成绩突出，南来北往交通便利。“扼长江之要，上溯湘鄂，下达苏沪，轮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则沪宁铁路已通，省城轨道又将告竣”，环视当时国内，很难再找到比南京更合适举办的城市。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影响极大。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前后共有二十多万中外人士参观。会址选在城北，南起丁家桥，北至三牌楼，东邻玄武门，西达将军庙，占地七百余亩。在形式上，完全借鉴了美国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媒体对这个劝业会评价很高，称赞它是：
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产品之大广告场也，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
《申报》热情洋溢地把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南京，与“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相提并论，说它们“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南洋劝业会绝对盛况空前，城市形象也因此获得了极大提高。会场内共设立了三十四个展区，有各个省的展馆，有分门别类的专业馆，还有华侨馆和外国馆。
南洋劝业会期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品，也有来自南洋和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共约一百万件。当时还成立了一个南洋劝业研究会，学者李瑞清为会长，实业家张謇为总干事，组织专家对各种展品进行审查评奖。结果一等为奏奖66名，二等为超等奖214名，三等为优等奖426名，四等为金牌奖1218名，五等为银牌奖3354名。今天的读者不太明白什么是“奏奖”，就是这个奖要报请皇帝奖赏，要皇上他老人家说好，才算是真的好。在当时，“奏奖”才是最高奖，而我们今天普遍看好的金奖和银奖，反倒是具有了安慰奖性质。
南洋劝业会的会场布置得极为隆重，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专门设了电梯，可以登高遍览整个场景。宁省铁路每小时发一趟车，会场内到处都有马车和人力车，随喊随到。早在筹办期间，就专门修建了通往会场的劝业路和丰润路，为方便参观者游览邻近的玄武湖，特地开辟一个新城门“丰润门”，也就是后来的玄武门，这个地方有了城门，以往要想游览玄武湖，“必自太平门出，非舟莫渡”的不方便，再也不复存在，也为即将来临的民国，将玄武湖开辟为现代意义的公园，做好了铺垫。
鲁迅先生当时是浙江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兼博物教员，他亲率全校二百多名师生赶来南京观摩。考察他们的行走路线，从绍兴经杭州到嘉兴到苏州，这一路应该是坐船，再从苏州乘坐刚开通的沪宁火车到南京。到了下关车站，已是夜晚时分，同学们走下站台，抬头一望，只见对面狮子山上，用电灯排列成约一米见方的“南洋劝业会”五个大字，对未曾见过这么多电灯的学生来说，真是大开眼界。有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他是鲁迅好友，慷慨解囊，居然赠送给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着“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大家拿到这个杯子，视同至宝，爱不释手。
那时候，还未开始现代小说创作的大作家鲁迅，马上就要三十岁，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另一位名声显赫的作家茅盾，还在上中学，那一年十四岁。茅盾也随着学校一起来参观，在南京玩了三天半，临走，买了几块雨花石，带回家送给母亲作为纪念。苏州草桥中学的师生，也组织大家参观南洋劝业会，他们运气不太好，刚走到会场正门，突然下起一阵很大的急雨。同学们兴致勃勃，好像并没当回事，照样停步立正，成双行，向左转，报数，然后散开队伍，到各个馆去参观，秩序井然。第二天的《会场日报》做了特别报道，说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来参观，完全是军队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
与“振兴实业”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相比，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它的“开通民智”和“引领风气”，更为明显更加有效。它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先进的工农业产品，衡量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成为西方文明向中国展示魅力的最直观场所，西方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展品，不仅代表现代技术，代表现代管理，也代表了先进思潮，让正在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事实上，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几个月前，1910年的1月7日，《申报》就刊登过一篇《劝业会与立宪》的社论：
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
通过观摩和比较，参观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只可惜当时中国，当时的南京，虽然有过一阵热闹，有了一点新气象，经济上仍然封闭匮乏，社会风气仍然恶劣，骨子里仍然保守。从规模上看，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一次商业预演，在当时堪称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交易会，与外国的博览会相比，差距还是太悬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以参加人数为例，南洋劝业会为二十多万人，平均每天一千人左右，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1903年日本举办博览会，每天的参观人数，已高达三万四千人。
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更像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帝制时代结束前的一场嘉年华。大清朝眼见着就要完蛋，此次盛会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竞争心也确实刺激了政治责任心，然而民众虽有改革之心，清朝政府却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当时“富商大贾，凡结伴而来者，无非快游览夸豪举耳，真能研究农业，考察工艺者，百不获一”。“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劝业会耗资数百万，成交额数千万，临了亏空严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当初筹办劝业会，曾考虑过要恭迎慈禧太后驾到，准备修建一座行宫。原计划放在行宫门前的一对汉白玉石貔貅，还没来得及运到现场，慈禧她老人家先驾崩了。结果这两只守护神兽，只能当作摆设，只能作为见证。现如今，它们与湖北水泥厂当年送去参展的一个水泥阳篷，成为南洋劝业会仅存的珍贵遗物，还保留在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校区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