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北伐，克复神州，一个梦

东晋要想在南京这座城市站住脚跟，必须高举北伐大旗，在过江诸人心目中，这既是一面团结的旗帜，一根政治正确的标杆，也是一个可以遮人耳目的幌子。作为南渡的北方政权，不能以过于退居南方的姿态示人，否则对于众多南渡北方士庶，会失去号召力与凝聚力。不管怎么说，对于东晋政府而言，无论真假，北伐都是必须的。

东晋在南京定都，与北方基本上是以淮河为界，首都南京面对着滚滚长江，隔江北和淮南与北方对峙，进退自如攻守兼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广阔区域，成为护卫京畿重地，成为抵御北方强敌的缓冲地带。要想北伐，要想守住南京这一亩三分地，首先得发展经济，有了经济实力，有了足够的粮草，GDP上去了，才谈得上打仗，才能打胜仗。

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从头至尾，内乱远远超过了外患。不止南边的东晋是这样，北方的五胡也是内乱不断，没有一天太平。中国人的毛病南北都一样，是不是汉人没差别。南京引以为荣的六朝繁华，乱象丛生，王敦差一点颠覆了东晋，接下来，又是苏峻之乱，桓温之乱。宋齐梁陈，一个动乱接着一个动乱，每一次动乱，都会给南京城带来很大的不安，都是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情况危急时，南京的朝廷也不止一次有过再迁都的动议，譬如苏峻之乱以后，南京城里乱作一团，《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上有记录：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弘卫文大帛之冠，则无往不可。若不绩其麻，则乐土为虚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温峤建议要去的豫章，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三吴之豪所请的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两地都过于深入南方，其退缩的迹象十分明显。不仅无益于北征中原，同时也不利于保守南方，因此王导称之为“窜于蛮越”，而在苏峻乱后迁都向南，也确实有示弱北方之嫌，难免给对手留有可乘之机。

王导认为，逃避是不对的，古代真正有为的帝王，绝不会因为一个地方是否“丰俭”而迁都，如果能够像身着粗陋的“大布衣大白冠”的卫文公那样，有着励精图治精神，迁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迁不迁都一样。如果百姓尽废其业，不能自力更生“绩其麻”，不能织布为衣，身处再好的乐土也是枉然。所以要想维护南京城的稳定，最稳妥的办法是“镇之以静”，忍一忍，群情自安。

东晋选择定都南京，一个重要因素是曾经有过建都历史。人的思维会有定势，孙吴在这里经营数十年，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已经初具规模。可以说这里就是一个现成的首都，现成二字很重要，西晋平吴，建邺成为扬州的治所，虽然政治上受到一定压制，城市级别降低了，但并未遭到彻底破坏，旧时宫室还都予以保留。司马睿刚来南京时，他的住所就是太初宫。

当然，除了孙吴宫室得以保留，南京还依然延续着孙吴时的地位。西晋时期的南方已不复存在独立政权，江南地区仍然相对独立，而南京作为前朝的都城，对于长江以南，尤其是东南地区，仍然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号召力。吴地大族自孙吴以来长期聚居于此，在这里形成了强大影响力。他们显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势力，随着孙吴灭亡而就此消失。

吴地吴人一直都把南京作为实现复国大业的根基，希望重建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政权，通过它再度提升自己的地位，维系其自身的利益。而童谣“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便可以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南京再次成为首都，成为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就是既成事实的“吴当复”了吗。因此，桓温桓大将军西征灭掉成汉，对于南京的居民来说，无论是侨居在此的南迁北人，还是早就在这里生活的吴人，都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了不得的业绩。

如果北伐直通成功，会怎么样，当然很好，过江诸人可以重新回到北方去，还都洛阳，或是再次定都长安。但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怕是从上到下，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老百姓，大家都不太相信，都不敢相信。“克复神州”说说容易，真要做起来就太难了。

因此北伐和光复失地，美梦可以做，也不能太当真，太当回事。东晋曾有过多次北伐，每次北伐，身在南京的帝王，心中都是七上八下，都很担心，一是明白北伐不太可能成功，二是害怕真成功了，功高盖主，再也管辖不了自己骄横的下属。

东晋的皇帝们本来就缺乏威信，前期的王敦，后来的桓温，都是尾大不掉，都是臣强主弱，都是自以为本事很大，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巧的是王敦和桓温还都是驸马爷，王是司马炎的女婿，娶了襄城公主，桓是司马绍的女婿，娶了南康公主。都是文武双全，两个驸马爷对东晋的建立和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是非常危险的人物，都到了要篡位的边缘。

桓温灭蜀以后，声名大振，朝廷忌惮不已，担心他日后难以控制。永和五年，后赵皇帝石虎病死，北方形势大乱。桓温立刻上疏朝廷，请求北伐，却未得到回复。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辄行”，学习前辈诸葛亮的《出师表》，也不管皇上是不是答应，率着五万大军立刻出发，至武昌而止。

朝廷为此惊恐不安，司马昱亲自写信给桓温，极力劝阻，终使桓温率军还镇，返回荆州。皇上不批准桓温北伐，又不能不北伐，于是便派另一名重臣殷浩率军北伐，却屡战屡败，军需物资更被掠夺殆尽，损失惨重。朝野为此怨恨不已，永和十年正月，桓温上奏朝廷，列举殷浩种种罪状，迫使朝廷将殷浩废为庶人。

从此，朝廷内外大权尽归桓温，朝中已无人再能阻止他。接下来，野心勃勃的桓温为所欲为，越来越任性，接连三次北伐，一伐前秦，二伐姚襄，三伐前燕。前两次胜多负少，二伐姚襄时，曾经一度还攻入了洛阳，拜谒先帝皇陵，并设置陵使修复皇陵。然而还是没什么用，占领的土地很快又得而复失。

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声势很大，决心也很大，却仍然是惨败。这次北伐的最终结局，东晋的敌国前秦由弱转强，至此，东晋政权也从此前的习惯性进攻，转为退缩性的防御。到淝水之战前夕，东晋由强转弱，版图再次变小，消灭成汉后获得的梁益二州，也就是汉中和成都，都已经再次失去。前秦迅速崛起，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国家，先后灭掉前燕，前凉，并吞鲜卑拓跋氏的代国，统一了黄河流域，然后就把它的进攻矛头，直指东晋。

对于东晋时期的南京人来说，淝水之战是建都以来一场最为险恶的战争，决定了南京还能不能是京城，存亡在此一战。虽然战场远在今日安徽寿县的东南方，但是这场来势汹汹的大战，意味着南朝若是打败，东晋所维护的半壁江山，将不复存在，首都南京也要因此沦陷。那时候，前秦确实太强大了，秦王苻坚亲率大军八十万，号称百万雄师，以势不可挡之势杀了过来，《晋书·苻坚载记》记录了他的狂言：

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结果却是东晋以少胜多，秦军大败，刚刚统一起来的北方，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从此，与这场大战有关的几个成语，开始流芳千古，它们分别是东山再起，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淝水之战的意义，完全可以媲美赤壁大战，赤壁大战是东吴立国的根本，也是南京成为东吴首都的必要条件，淝水之战让东晋转危为安，北强南弱的局面不再。双方的军事势力重新归于平衡，北伐和南侵的念头顿时都降低了许多，和平的愿望开始占据上风。

有时候，战争实际进行的时间其实很短暂，然而想打仗和准备打仗，却要花费掉很多很多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江诸人想回老家的念头，正在逐渐减弱。《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个叫卫玠的帅哥，官至太子洗马，人称卫洗马，他刚来南京的时候，形神惨悴，面对浩瀚长江，对身边的人说：

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芒芒”就是茫茫，东晋刚在南京定都时，离乡背井的过江诸人，大约全是这个德性，多愁善感，聚在新亭对泣，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情。据说这位卫帅哥还是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年少时乘坐羊车到街市去，看到他的人都以为是个玉人，都要赶过去观看。

后来有句成语，叫“看杀卫玠”，说的就是这个卫洗马到了南京城，京师的人听说他来了，都想一睹芳容，都想看看这个美男子究竟长成什么样子，都冲过来看他，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卫玠可能也是受到了惊吓，不久就生病，一命呜呼，南京的老百姓纷纷传言，说那位玉树临风的卫洗马，是被大家看死的。

没有人会说卫玠是因为思念故乡而死，他死了也就死了，南京人还拿他的死当笑话讲。历史上，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亡国，南京难免一些亡国情绪。大家完全可以用这样的历史掌故，来讥笑南京人的没心没肺。然而这个故事，似乎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问题，那就是东晋在南京立国以后，“打回老家去”的念头，很快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是个标语口号。一方面，北伐仍然是最具有号召的幌子，另一方面，在南京的过江诸人，对于返回故乡，所谓“皆有归本之心”，随着时间推移，正在变得可有可无。

桓温北伐，收复了许多失地，上疏给皇帝，说：

丧乱缅邈，五十余载，先旧徂没，后来童幼，班荆辍音，积习成俗，遂望绝于本邦，宴安于所托。眷言悼之，不觉悲叹！

“班荆”是聊天的意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坐在一起侃大山。“眷言”是形容人在回顾，出自《诗·小雅·大东》，“眷言顾之，潸焉出涕”。可怜现在的这些孩儿们，都已经在南京成了南方人，聊天时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个都太安于现状，因此桓温提出了建议：

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

这个从哪来回哪去的建议，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对，玄言诗人孙绰上疏抗议，明确说出了不愿意北迁的理由，说北人“播流江表，已经数世”，“植根于江外数十年”，你非要让他们“离坟墓，弃生业”，“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显然有点说不过去。

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明确表达过不赞成北伐的意向，东晋王朝派殷浩北伐，他便直接给中军将军殷浩写信，发牢骚说：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

王羲之认为千里运送粮食，自古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因此“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轻易北伐，“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

说孙绰是玄言诗人，说王羲之是书法家，完全是后人的事情，在当时，他们都应该是敢于直言的政治家。孙绰官拜尚书郎，为文士之冠，那年头，有名望的人物过世，都必须请孙绰为碑文，然后再刻在石头上，由此可见其文誉之隆。王羲之出自著名的琅邪王氏，王导和王敦是他的堂伯父，当过江州刺史，领右将军，因此大家习惯上称他为王右军。

事实上，东晋初年开始，过江诸人对北伐就不够热心，就很务实，那时候，北人在南方立足未稳，的确也无力北伐。不过，不管内心深处究竟如何考虑，至少在表面上，大家还不敢像孙绰和王羲之那样，公然反对北伐，反对北迁。

孙绰和王羲之的声音，至少说明到了东晋中期，要不要北伐已经可以在南京这个城市里开始讨论。“克复神州”这个美梦还在继续做，必须做，大家似乎已意识到它可能只是个梦，一个不太现实的梦。梦可以做，也可以说，没必要太当真。当时的南京人，不管你是吴地吴人，还是衣冠南来的北人，心里都明白，偏安虽然难听，没出息，或许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和平不打仗，可能更好。

事实上，东晋时期南京人的日常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太平，乱世正在远去，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和平了才会有建设，人人都可能有好战之心，谁都想耀武扬威，谁有了钱都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人穷而志短，国富则民强。然而民心就是这样，一方面，发展经济是为了打仗，另一方面，经济真发展了，日子真过舒坦了，真明白了事理，又不太想打仗，还能有什么比过太平的日子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