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李白来了

隋唐时期的南京城，很像被火山吞没的庞贝古城，它被深深地压在了泥浆里，显得那样安静，那样可怜和无助。晋代衣冠吴宫花草，都埋葬在废墟之中。南京仿佛一座古坟，人们对它除了祭奠，就是哀悼，除了哭鼻子，便是掉眼泪，初唐的大才子王勃，对当时南京有一番惨兮兮的描述：

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阙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尝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

在隋唐统治者眼里，南京这个地方必须小心防范，必须把可能生乱的种子，都毁灭在萌芽状态。气尽山空的江宁小邑，正是北方帝王所希望的。当时喜欢南京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那些心怀不满，或者是南朝的遗民，或者在本朝生活得不够称心如意，多多少少还存着一点反骨，他们看中的是南京的帝王之气。既然隋唐统治者总会有那么一点担心，这种担心恰恰说明了问题，说明了还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很显然，如果在南京这个地方造反，如果在这里作乱，更有可能会获得机会。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文化人，文化人在六朝时代是个很奇怪的群体，他们并不把后人看重的那些所谓文化，当作了不得的东西。譬如书法，好像当时很多人的字，都写得相当不错，能写字的人都是书法家。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有人字留了下来，有人字没留下来。六朝的南京文人最过分一件事，把骈文发展到了极致。不只文章写得好，触目所见，无不琳琅美玉，而且还弄出各种条条框框，制定了各种专门与人为难的规矩。骈四俪六，讲究平仄，讲究韵律和谐，注重藻饰和用典，经常花里胡哨。

骈文过度注重形式技巧，内容表达往往会受到束缚，然而越是难写，越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要运用得当，越可能写出令人意外的好文章。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南人和北人的文章风格并不一样，情调上也有区别。若以三国为例，当然还是人家曹氏父子的文章好看，建安风骨魏晋文章，平心而论，北方文风真的要强于南方。

可是南方人容易骄傲，甚至可以说是盲目骄傲，总是一味地觉得自己文章写得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陆机陆云兄弟去了洛阳，听说左思要写《吴都赋》，就讥笑人家是伧父。相对而言，北人更容易谦虚，更容易吸收南方的先进文化，譬如南京人庾信，从南方流亡到了北方，人家高官厚禄地哄着，他偏要做出满脸萧瑟的样子，一口一个沉沦穷巷，一口一个埋没荆扉。好的艺术品搁在哪儿都能闪光，庾信的《哀江南赋》写了亡国之痛，感动了无数北方人，让多少北佬儿看了流眼泪。

这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很奇怪的文化现象，当时让庾信骗哭的，更多的竟然是北方人。孤零零的一个南方老头，流落在北方，多可怜呀。没人去想庾信的官，其实也做得不小了，待遇非常不错，他生前在北朝的头衔很多，当过洛州刺史，当过骠骑大将军，当过开府仪同三司。究竟哪个头衔最大，哪个待遇更高，恐怕要请专家来解释。能肯定的一点只是，若要较真官职，似乎在北朝的官更大，级别更高，“高官美宦，有逾旧国”。

文学史有时候就这么吊诡，南方人庾信的《哀江南赋》，轰动了北方，北方人左思的《吴都赋》，造成了北方的洛阳纸贵，无论南人北人，只要能够立足北方文坛，只要能够让北方人叫好，哄得北方人高兴，就能够传唱千古。北人真说了好，文学地位基本上就肯定了。这还只能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其二，上述两篇文章有个共同点，都是写了南方的亡国，都是写了当年的南京。亡国实在是个好题材，有痛苦，就会有好文章。痛苦酿成了美酒，慰藉着北方人的得意或者失意。

六朝以后的南京城，因为痛苦，因为失落，深受文化人的喜欢，尤其是失意文人的倾心。这些文人大都与南京没什么直接关系，基本上都不是南京人，他们对南京人的现实生活并不了解，却在这里寻找到了共鸣。隋唐期间，能把南京写好写出色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外地人。有一种浪漫叫诗意，有一种诗意叫浪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南京人的感觉与外地人不一样，就是总觉得自己城市不好，怎么不好，几近麻木，也说不出所以然。倒是那些外来的过客，甚至根本都还没到过此地的读书人，光是凭着神经敏感，便留下了非常漂亮的诗篇。

譬如河南人刘禹锡，南京人动不动会用他的诗来介绍自己城市，什么“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什么“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什么“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所有这些名句集锦，都不是眼见为实，都只是道听途说。写下这些美丽的诗句之前，刘禹锡并没有来过南京。他不过是听人家说说而已，再就是靠自己读的一些诗书，加上了一些想象，然后艺术加工，然后流芳百世。

金陵怀古成了一个不朽题材，成了一个大家都玩得很熟练的文学母题。按说文学要创新，不应该有套路，然而金陵怀古玩的就是套路，大家都在博弈这个命题作文。会不会玩皆靠领悟，能不能写好全凭手艺，大家都在写，篇秩浩繁，高手辈出常咏常新。只要是个文章高手，就肯定写过南京怀古，没有咏叹过南京的诗人，不是好诗人。

最过分的一位就是大诗人李白，没人知道他究竟来过多少次南京，恐怕他自己也稀里糊涂。有人统计过，李白与南京有关的诗歌，多达七十多篇。他几乎成了南京的形象代言人，千百年来，一直在为南京做免费广告。李白与南京关系确实非同寻常，他一生无数次游览或在此暂住，遍赏金陵名胜，广泛结交当地朋友，喝不完的酒，写不完的诗，无怪后人会说：

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

南京的山山水水，无不掩藏着亡国历史，随便挑几首李白诗，南京的沧桑便立刻扑面而来：

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

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

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

醉客回桡去，吴歌且自欢。

地拥金陵势，城回江水流。

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

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

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

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

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

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

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与左思《吴都赋》和庾信《哀江南赋》的繁花似锦相比，李白写南京的诗清新脱俗，像教科书一般简单明了。南京沧桑这杯苦酒，浇灭了李白胸中失意的块垒，而李白的诗句，又成为介绍南京历史最简明扼要的宣传词。自从有了李白，有了李白的诗，要想举例说明南京历史，要想夸一夸南京这个城市，变得轻松容易。

隋唐时期的南京，除了破败，还是破败。作为六朝城市象征的台城，片石不留，没有了踪影。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都没了，哪来的什么台城之柳。艺术就是想象，想象创造艺术，想象中的艺术才是最美的，破败自有破败之艳丽。文化有时候就是一种沧桑，就是无中生有，没有想象力的人，根本没办法描述南京，昔日殿堂楼阁，如今都成为荒园田亩。大家不妨想象一下，曾经的六朝古都，都已经归人家镇江管辖了，你还有什么可以现实主义描写呢，想不浪漫都不行。

也许还可以说的，就剩下两个孤零零的城堡，一个叫石头城，一个叫白下城。石头城仍然还是军事要塞，地方政府办公的所在地，南方一有风吹草动，这里立刻成为重中之重。武则天当政，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作乱，他的策略便是利用金陵之王气，所谓依靠长江天险，足以自固，先取常润二州，倚为根据，再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这次乱哄哄的叛乱，很快被平息，唐朝政府亡羊补牢，赶紧派兵加固南京的石头城。

石头城因此又成了一种象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欲谋篡逆者，总是希望以此为基地，而朝廷要做的，便是千方百计地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安史之乱以后，盛唐不再，藩镇开始割据，比南京更容易生乱的地方，开始多了起来，中央政权动荡不安，危险已经不仅仅是来自南京。为了维稳，石头城的驻军越来越多，南京除了石头城，还有一个白下城，原名白石垒，地点大约是在今天下关的狮子山，对着大江，当时属于江乘县。

在六朝时，白下城与石头城一样，都是拱卫京城的军事要塞，是南京地区水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它曾经是建康的水军基地，当年齐武帝修白下城，目的就是为了北伐。唐朝初年，白下城一度还有点像模像样，因为建康成了金陵县，又改为白下县，其县治就在白下城。可惜这段历史也不长久，很快白下城也废了，直到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才再一次修筑堡垒。

话题还是赶紧回到伟大的诗人李白身上，回到他和南京的关系上。李白的金陵情结，有其十分荒唐的一面，首先相对于当时南京人，他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好汉。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人家李白不只诗写得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见过，什么大场面没经历过。他到过京城长安，跟皇帝老儿一起喝酒，公然为杨贵妃写诗，让高力士脱鞋子。写实也好，传说也罢，敢天子呼来不上船，像他这样的狂士，天底下又能找到几位，因此他老人家一到南京，立刻有许多羡慕他的此地乡贤，急吼吼地希望能够结识，而李白也很乐意，他也想见见隐藏在金陵的高人。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从李白的诗中，可以看到当时南京人的好客，看到南京人的文学热情。李白在南京到处喝酒，临别时，金陵子弟纷纷赶来相送，酒逢知己千杯少，越喝越有感情，越喝越有文化，结果便是似通非通地吟出了千古名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南京这个地方，显然太适合李白这样的人物。

在南京，李白以诗会友，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草裹乌纱巾，倒被紫绮裘，与酒客棹歌秦淮，达晓歌吹，害得两岸民众拍手称笑，怀疑是六朝时期的王子猷又来了。他与当官的一起喝酒，“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杨江宁是当时南京的一个县令，基本上就属于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北湖是玄武湖，一边喝酒，一边怀古。与不相识的名士干杯，“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痛饮，并为自己的诗加上自注，“时于落星石上，以紫绮裘换酒为欢”。因为李白写到了落星石，后来的南京人一直在琢磨，想不明白，十分苦恼，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李白在南京显然是玩得很嗨，他甚至还写文章，自称是南京人，这绝对是喝高了的胡说八道：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这段话出自《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读了几本书，积累了少许学问，立刻会表示怀疑，觉得李白不可能这么写，不可能这么不靠谱。譬如明代胡应麟的《续笔丛》，就认为文中的“白本家金陵”乃“万万不通”，因此断为伪作，李白不可能这么胡说八道，他不可能是南京本家。清代的王琦力驳其说，王琦是李白研究权威，他注的《李太白全集》是研究李白的入门之书。王注认定文章就是李白写的，非常坚定地维护了李白的著作权。清朝人做学问，要比明朝人高明得多，李白不是南京人几乎不用讨论，真假不重要，说白了只是一个文风问题，李白一生中，胡说八道太多了。

诗人的话不能太当真，没必要太当真，不管怎么说，李白的《上安州裴长史书》还是一篇研究李白生平的重要文章。大家都知道李白说话，向来有真有假，虚虚实实，喜欢吹牛，不吹牛就不是文人，不说大话就写不了诗。文人永远都在自吹自擂，可是你真要研究李白，要谈及诗人的生平，后人能使用的那些说明文字，有很多必须还得出自这篇文章。

李白的最大问题不是吹牛，不是说大话，他的问题是太热心参与政治，而且经常还莫名其妙地站错了队。书生干政是文化人大忌，好为帝师，又向来是文人最致命的软肋。李白如果只是自己喜欢南京这个城市也罢了，南京是一个有文化含金量的城市，李白作为一个文化人，怎么能不喜欢，也应该喜欢，问题在于他竟然撺掇唐王朝迁都南京，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大谈迁都金陵的好处：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睹。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李白自己就是胡人，虽然此胡非彼胡，写这篇文章不久前，因为组诗《永王东巡歌》，他差点掉了脑袋。“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文人一得意，忍不住就会忘乎所以。“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李白一介穷书生，谈王说霸，竟然怂恿永王李璘割据称帝。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下了大狱。幸亏有人出手相救，而救他的这个人，正是李白为之代笔的“宋中丞”宋若思。

说起来，李白也真是没有记性，因为自己严重的金陵情结，在代笔文章结尾处，他干脆赤裸裸地对朝廷来了这么一句：

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

这是篇可以送人性命的文章，用心有些天真，也有些险恶，几乎是在想分裂国家。好在谁也没把这有可能掉脑袋的话当回事。李白如此胡说八道，并没连累宋若思，稀里糊涂就蒙混过去。朝廷突然变得很理智，没有太深究。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已不是盛唐，在中国大历史上，此时的唐王朝危机重重，显然已经不把南京当作潜在危险，金陵王气变得不再重要，现在，最难应付的是藩镇割据，天下很快又要大乱，乱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