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酖毒山川亦可怜
太平天国以后，南京人印象中的城市领导者，首推曾国藩。说老实话，大家对他并没什么太好印象，毕竟他杀人太多。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曾剃头”的恶名，永远也别想除掉。除此之外，便是“效管仲设女闾”，开放被禁止的妓院，繁荣红灯区，恢复秦淮的风花雪月。多少有些存心抹黑，曾国藩以一个胜利者姿态，给这座城市再次定位。潜台词很直白，南京有点堕落并不可怕，关键它不应该有太多野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经历了“黄金十年”，开始忘乎所以，忘记了历史教训。繁华总是美好，现代化进程让人很享受。新生活运动一度也曾轰轰烈烈，事实上，进入近现代，南京获得了不少发展机会。首先，几乎所有的晚清名宦能臣，都在南京做过父母官，当过两江总督，他们虽然未能见到辛亥革命，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作为城市管理者，都有过很大功劳。
中日甲午战争刚结束，张之洞便在南京修建了江宁马路，开始尝试把城市往现代化的路上领导。他还提议修建了吴淞至江宁的铁路，也就是后来的沪宁铁路，创办了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当然也包括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从一个城市的发展史来看，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南京这座城市确实有过很好际遇。张之洞两任两江总督，写过一些与南京有关的诗，譬如他的《金陵杂诗》十八首，其中有一首让汪精卫感慨不已：
兵力无如刘宋强，励精政事数萧梁。
何因不享百年祚，酖毒山川是建康。
抗日战争期间，山河破碎风飘絮，成了大汉奸的汪精卫，想到张之洞的诗，尤其“酖毒山川是建康”这一句，不禁要连声发问，大发感慨，高呼“其然，岂其然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也写了一首挺不错的旧体诗：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怜。
据说汪的这首诗，曾流传到当时的大后方重庆，很多人都看到，郭沫若还亲自做了考证，弄不明白“如含瓦石”是什么意思。以郭老先生的学问，应该不会不知道，关键还是在字面背后。
古人习俗，在死人口内要塞进珍珠宝石，既显吉祥富贵，又能防腐拒臭。这是一种待遇，也是荣誉，如果生前不忠不孝，不图上进不够富贵，死后口中就没有珍宝，只能含一块最普通的瓦石，于是照例没脸面去见先人和祖宗。汪精卫显然对“如含瓦石”的形象情有独钟，在《题高剑文画镇海楼图》的诗中，他也写到这四个字：
怀抱久如含瓦石，风尘原不涴山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一件很简单的事，可以做出不同解读。譬如口含瓦石本义是励志，希望自己要有所作为，不要愧对祖宗。但是古人也可以用它来讥讽，嘲笑那些兢兢业业的迂腐之人，风流潇洒的文化人并不喜欢死板，不喜欢僵化，譬如六朝时的阮孚，就嘲笑“勤于吏事，以匡风正俗为己任”的卞壸，说“卿常无闲泰，如含瓦石，不亦劳乎”。换句现代的大白话，就是你总是这样一本正经，成天这样装，累不累呀。
正版国民政府已经迁到重庆去了，南京存在的只是伪国民政府。这时候的汪精卫，完全脱去了年轻时革命者光环，早就风光不再。然而他还是在装，在演戏，在南京市中心，还挂着汪精卫的巨幅头像，“领袖”一词还被某些人常常挂在嘴上。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弹模型，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一个玩意，有点不伦不类，竖立在广场中央，又像纪念塔，又像广告牌，最上端是汪的标准像，自上而下写着一串大字：
汪主席是带领我们和平建国的领袖
“和平建国”是汪伪政权的遮羞布，此时的南京人，生活在日本军人铁蹄之下，充分领教了小日本的厉害。大家都当了亡国奴，心里其实都明白，都知道这年头跟日方合作，就是落水，就是汉奸，汪精卫汪主席，无论他怎么装，无论他话说得如何漂亮，都已经是最大的汉奸，注定要愧对祖宗，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一眨眼，南京美丽短暂的“黄金十年”，灰飞烟灭。没人会想到真有这样的严重后果，没人想到真会做亡国奴。对于南京人来说，抗日战争应该是从1937年的8月13日开始计算，那时候，正是天气最热之际，到夜晚，酷热难熬，许多人不得不跑出室外，到露天去乘凉，在露天睡觉。就在这一天夜里，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人干了起来。此前不久，中日双方已在卢沟桥开战。卢沟桥太远，地处遥远的北方，南京市民并没感到什么危险，并没有任何切肤之痛。淞沪之战不一样，毕竟上海太近了，很快，十六架日本重型轰炸架，开始光临南京。
还是很快，只隔了一天，日机又出动七十架次的飞机，大规模空袭南京。此后便是源源不断，根据不完全统计，在12月10日城陷前夕，南京城遭受敌机袭击，将近一千架次。如果说日本人飞机初次光临前，南京老百姓对战争伤害认识还不足的话，接下来这段日子，这个古老城市开始吃尽苦头。南京城对苦难的历史记忆并不陌生，以往伤痛还没完全消化，这一次源于日本军队的严重蹂躏，更加刻骨铭心。
日本人的战车攻入南京中华门城堡之前，这座城市几乎有六年时间，都在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六年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虽然事发东北，因为南京是首都，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的呼声，从此再也没停止过。南京有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愤怒的学生率先发表通电，要求政府领导抗日。被日军侵略的南京东北籍学生一千多人，情绪激昂地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各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的反日救国大会，庄重肃穆的主席台前，悬挂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字横幅，两旁则悬垂一副醒目对联：
亡国无日，同胞快醒
杀身成仁，今兹其时
一时间，请愿抗日和示威游行，在南京成了常态。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都在国民政府的首都掀起过一波又一波抗日高潮。救国存亡，枪口对外，抵制日货，是当时南京最常见的口号，也是最流行的标语。1937年8月9日，剧作家田汉以“七七事变”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公演，由著名导演洪深担任导演，连演四天，场场爆满。
中日全面爆发战争前夕，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南京人相信，若是真打起来，只要中国人都团结一致，小日本根本就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们人多，我们势众，我们因此必胜。中日双方的老百姓，都觉得有必要大打一仗，从1928年的“济南事变”开始，双方政府事实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放大对立情绪，都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无辜和对方野蛮，都在“用事实宣告全世界”。在日本国内，民众被别有用心地煽动了，反华的舆论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日本的反华宣传，面对日本人的颠倒黑白，国民党上海党部也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双方都在用心炒作，都想让国际舆论站在自己一边。官方利用民意，民意又绑架官方，战争机器已悄然启动，主和的观点始终被鄙视，被唾弃。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主流民意都是要对抗，要教训对方，都希望真枪真刀地打一仗。中方虽然一直处于守势，不断退让，最重要原因不是不想打，而是政府知道自己的国力太弱，内乱不止，知道自己很可能暂时还打不过对方。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被日军占领，很多人太多人被杀，史称“南京大屠杀”。南京保卫战刚开始，南京城就沦陷了。当时的南京人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成了日本人刺刀下的孤魂野鬼。到处都是恐怖景象，太多的男人横尸街头，数不清的女性被凌辱，老人和儿童也不得幸免。到了1938年的元旦，就在今天的鼓楼公园，在鼓楼城楼上，在日本人操纵下，一个号称要维护城市治安的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一位南京的本土名士被推选为主席。
这个人就是陶保晋，他有名声，他也有钱，当时是一位很成功的南京名人。说起来，陶保晋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晋朝的高士陶渊明。他毕业于上海格致书院，世纪初留学日本，有一个日本法政大学的文凭。介绍资料上说他精通日语，学成归国，真实的情况是不是精通和学成，应该打上一个问号。陶保晋在日本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学历，日语是不是真过关，很难说。据说当时教师用日语授课，旁边还有汉语同声口译，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留日中国人一样，非常可能是仅会简单的日语对话。
回国以后，陶保晋长期从业律师并兼任江宁律师公会会长，不是后来的江宁县和江宁区，而是南京律师公会，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被称作江宁。他还是金陵政法学校的校长，江苏咨议局议员，江苏银行检查员，南京总商会法律顾问，这些头衔足以证明他身份非同一般。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陶保晋都是吃香喝辣，都应该算是个人物。当然，他的成功首先还是与经商有关，陶保晋是南京著名的汤山温泉开发者，因为这个项目开发，获利甚丰，得到了非常好的商业回报。
中日关系恶化，始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真正变得不可调和，无法收拾，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年，留在后人记忆中的重点，是新文化，是科学和民主两句口号，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事实真相当然不是这样，当时最让中国人上火的，是巴黎和会，是“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标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被打败了，中国属于战胜国，理直气壮地可以收回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主权。然而经历的却是外交失败，青岛竟然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于是闹得最厉害，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各地民众都跟着闹，南京人也不例外，也示威，也游行，呼吁“抵制日货”。
当时日本的牛奶糖，日本的玩具和文具，充斥市场，南京的学生身体力行，各校宣传抵制日货。有女学生五人，一身缟素，同乘一辆黑色汽车游行，车身围着白布，竖两面白旗，上书“为国志哀”字样。街头到处可见学生头戴自制的白布帽，气氛犹如国殇。市民拒穿日本的洋布洋袜，不用日产的牙刷牙粉肥皂。理发店拒绝使用日本剪刀，学生去剃头理发，一律用中国旧式剃刀剃光头，以示拒绝日货的决心。
在当时的南京，日本正金和汇业银行的钞票，商家俱不收用。下关日本长江轮船公司的轮船，无客可乘，无货可载，空泊在江上。日本人商店，生意萧条，冷冷清清。日本人开的医院，无人光顾。下关各扛驳转运公司拒绝装运日货，黄包车夫拒拉日本人。在三山街，有个日本人带了不少行李，想雇人力车以代步，谁知连呼数人，均遭拒绝。
抗战前夕，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底层调查，注意到“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经济抵制有时候确实也管用，可以成为很好的幕后推手。五四运动并没能够收复青岛，中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山东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山东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汉口和贵阳的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开始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当然，所有这些成绩，除了有效的“抵制”，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应该还是有着重要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处于上升势头之中。虽然内乱不止，南京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显然一片光明。陶保晋与同样是南京名人的史量才，就是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创建了南汤山兴业公司，开山修路，凿泉建屋，用最新式的园林建筑，开发汤山温泉，修建了陶庐。
史量才是《申报》的老板，著名的报业大亨，有他的支持，陶庐温泉声名鹊起。这是一笔十分有眼光的投资，陶保晋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汤山温泉“如汤沸然，与日之箱根温泉相埒”，箱根是日本的温泉之乡，最负有盛名的疗养胜地，陶保晋的陶庐，就是想打造一处中国的箱根温泉，很快，这个梦想实现了，据《南汤山志》记载：
民十六年党国奠都金陵，中央当局沐浴于此，蔚为名胜，媲美华清。
蒋委员长和他的新婚妻子，以及党国要员和新贵，纷纷在汤山休闲沐浴。陶庐曾是国民政府接待外宾的名胜之一，日本总领事就曾被安排在此度假。这里成了首都南京的度假胜地，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萧条，经过南汤山兴业公司开发，各式各样的建筑，雨后春笋般出现，首都电厂汤山办事处，汤山邮政局和电报局，卫生事务所，农业实验室，汤山小学，江宁县第六区警察局，江宁县第六区汤山镇公所，纷纷落地生根，处处呈现繁荣景象。
达官贵人的别墅和公馆也建了起来，有钱人热心出资捐款，助修公用的“汤泉馆”，与民同乐，《南汤山志》便明确写着：
蒋委员长独捐五千元，宋部长允捐四千元。
这本是一个实业救国的好例子，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尤其东南沿海一带。南京因为是首都，可以说更得风气之先。陶保晋也因此功成名就，更有钱，更有名声和地位。他开始沽名钓誉，大做慈善，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世界性团体，不涉党派，不谈政治，没有什么慈善范围以外的企图，专以救济灾患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
然而，然而日本人来了，气势汹汹杀进了南京城。这时候，陶保晋六十出头。在今天的人眼里，六十多岁不算什么，可在当时，心态上完全是个老人。他没追随国民政府西迁，去做义民，而是选择留在南京城里，当难民。1937年12月8日，南京红卍字会与外国人士商议，在难民区设立办事处，又在五台山广济寺和鼓楼金陵大学设立粥厂，救济难民，“每日就食者不下三万人之巨”。
红卍字会宗旨是布道扬善，赈灾济贫，遇到战乱，安置和掩埋尸体是职责所在。日军大屠杀期间，无数遇难者横尸街头，南京处在瘟疫蔓延的危机之中。由陶保晋担任会长的南京红卍字会，不得不挺身而出，共收尸43121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仍然还保存着这批珍贵的《红卍档案》，准确地记录了当时情境。
大好人大善人陶保晋，很可惜地成了南京自治会主席，这多少有些让南京人扼腕叹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不管怎么辩解，这都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是他辉煌一生的终结。合作为了救人，抵抗为了赎己，身处旋涡之中，想不问政治绝不可能。陶保晋的悲剧，他的人生污点，或许就该从1938年的元旦开始算起，从登上鼓楼城楼那一刻开始，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说起来，与汪精卫主动当汉奸不一样，他这个自治会会长，很有一点被迫的意味。据说本来另有人选，可是开会的时候，日本人自作主张，突然宣布陶保晋是会长。黄泥巴落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抗战胜利，南京人民兴高采烈，惩治汉奸，汪精卫已病死，只能掘坟抛尸来解恨。陶保晋以汉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按照首都高等法院规定，不服判决可以上诉，同罪获刑的周作人，便是通过上诉减刑四年。
陶保晋没有上诉，他认罪服法，十分平静地接受了判决。
陶保晋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二年，褫夺公权三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红卍档案》在国际法庭上，成为震惊中外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铁证。日军刚占领南京期间，没有一个南京人处于安全之中，《丁丑南京屠城记》的作者祝晴川，一位曾经留学日本军校的国军少校，伪装成平民躲在金陵大学附近的陶谷新村，因为精通日语，经陶保晋劝说，出来担任红卍字会交际处副处长，他回忆陶保晋当时曾对他说过的话：
日军自进城以来杀戮、纵火、掠夺、奸淫连日猖獗不止！住在我火瓦巷南京市红卍字会的家属及逃到那里的难民数百口，老少妇女无不被其奸污，有羞愧自杀者多人。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连红卍字会的家属，也同样惨遭日军的强暴，南京这个苦难深重的城市，当时所遭受的蹂躏，所蒙受的屈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