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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旧时燕子傍谁飞
04 蒙古达达来了
蒙古铁骑开始横扫欧亚大陆，南京人根本不明白蒙古人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抗金的口号已经根深蒂固，是南宋民众心中激荡的主旋律，大家记忆中，北宋亡于金国之手，如狼似虎的金兵，才是国家最大的敌人。因此在观念上，一是要防止金兵继续南下，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一是如果有可能，最好是能将失去的北方领土收复回来。
没想到收复北方领土这事，最后靠着蒙古人的帮助，差一点完成。南宋绍定六年，也就是公元1233年，南宋派江陵府副都统制孟珙，襄阳府守将江海，率领两万军队，应蒙古人之约，合围金哀宗于蔡州。第二年，蔡州城破，宋军和蒙军分别从不同方向杀进城去，历时一百二十年的金朝至此灭亡。消息传到南京城，立刻是一片欢呼之声，毕竟一百多年的仇敌被消灭了，靖康之耻终于画上句号。
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杭州，也就是南宋的京城临安，放在太庙里展示，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君臣举行盛大仪式，庆祝宋金世仇的了结。得意难免忘形，举国欢庆之后，可能是被金国欺负太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按照南宋与蒙古国的事先约定，金被灭以后，宋军和蒙军各自撤退。原来金国占领地河南的归属，宋蒙之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既不属于南宋，也不属于蒙古国，河南成了事实上无人占领的空白区。
于是呢，于是就有了第二年的“端平入洛”，端平和绍定都是宋理宗的年号，因为金国灭了，兴奋过度的宋理宗觉得有必要改国号庆祝，绍定改成了端平。端平二年，南宋发动攻势，派军队入驻河南。对于这个军事行动，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都觉得拿下河南没什么太大问题，要想守住可能就太困难。然而宋理宗被胜利冲昏头脑，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出兵收复了河南境内的“三京”，即原北宋的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短时间内连下三城，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太让人扬眉吐气。
南京人兴高采烈，王师出征，进入河南后，并没有遭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拿下了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三京。很多事情南京人也弄不明白，反正金国灭了，很高兴的一件事。自己的军队又收复河南，更是一桩值得高兴的买卖。然而好消息来得快，去得也快，南宋这边刚开始入戏，还没来得及庆祝，美梦已经破碎，撤退到黄河以北的元军，又一次渡过黄河，将宋军打得鼻青脸肿。
端平入洛的后果是很严重，经此一战，宋蒙联盟公开破裂。这一年年底，蒙古使者来到南宋首都临安，谴责宋廷“败盟”。第二年，窝阔台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宋战争，蒙军大举南下，转眼之间，攻占长江中上游多个战略要地。可以这么说，没有端平入洛，宋蒙之间的战争也不可避免，然而也不得不承认，端平入洛成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宋蒙战争导火索，引起的后患远比金国威胁大得多。
这以后，抗金成了防元，好在蒙古铁骑的兴趣，当时更倾向于西征西进，它的野心实在是太大，饭要一口一口吃，蒙古人的注意力暂时还没放在南宋身上，他们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一路往西，所向披靡。蒙古铁骑往西一直打到什么地方，南京人根本无法想象，只知道蒙古人很厉害，比金人还凶，还要野蛮，在蒙军的压迫下，南宋的地盘越来越小。
那个时期，蒙古人称霸欧亚大陆，想要什么地方，就可以占领什么地方。灭西夏，灭金国，一度逼近东欧的腹地，招降吐蕃，消灭大理。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元朝的正式国号叫大元，取自《易经·乾篇》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元的“大”字与大汉大唐大宋的“大”不一样，后者是尊称，“大元”的这两个字，按规矩是不应该拆分，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上有解释：
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
此后的所谓大明大清，都是学的蒙元。就在元朝建立的第二年，蒙古铁骑拿下了襄阳。据说攻打襄樊，还是南宋降将刘整的主意，刘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他投降忽必烈以后，建议元军先拿下襄阳，浮汉水进入长江，顺流而下进取南宋。襄樊是长江中游的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达六年之久，最后实在守不住，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弟弟，吕文德也是南宋晚期名将，已在两年前逝世。
南宋灭亡的真实历史，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哭笑不得。蒙古军队攻打南宋，基本上就像赶鸭子一样，驱赶着一群对方的降兵降将冲锋陷阵。都说蒙古人残暴，动不动要屠城，然而对付南宋，元军的策略更多的是诱降。吕文焕投降，不只是让襄阳免遭屠城，而且让接下来抗元之战几乎没办法进行。刘整和吕文焕都是当时宋军中非常难得的将才，他们的投降，对于南宋来说，绝对致命。
大家更熟透的抗元故事，可能只是金庸的小说，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郭大侠在襄阳之战中有过出色表演。小说是虚构，宋军在襄阳之战中，确实也可歌可泣。然而襄樊最终还是没有守住，说句时髦的话，也可以算是和平起义了。元军的耐心，终于得到意料中的回报，攻占襄樊后，元军分三路继续攻打南宋，其中从江汉方向攻宋的军队是主力，沿江而下势如破竹。
在南宋末期，吕文德和吕文焕的势力很大，时人黄震的《古今纪要逸编》上便说过，这兄弟俩从两湖到两淮，“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亲戚私人”。南宋朝廷的不少军政要员，都在这个集团之内，因此吕文焕降元，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元军，所到之处，门生故吏纷纷不战而降，仿佛多米诺骨牌倾倒一样，产生了不可阻挡的连锁反应。
接下来，危在旦夕的南宋军队，只能在离南京不太远的丁家洲，象征性地抵挡一下，然后元军已兵临城下。南京的沦陷没有任何悬念，元军“师次采石镇，知和州王喜以城降。都元帅博鲁欢次涟州，宋知州孙嗣武以城降”，和州就是今天的和县，涟州则是今天的涟水，都是不战而降。“大军次建康府，宋沿江制置使赵溍南走，都统、权兵马司事徐王荣、翁福、茅世雄等及镇军曹旺以城降”，元军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南京。
南京人似乎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危险，一时间，也体会不到蒙古军队的野蛮。与六朝时的改朝换代相比，与南唐的亡国相比，南京人甚至都没感到太多混乱。元军占领南京，立刻以南京为战略中心，忽必烈命令伯颜设行省于建康，命令各守营垒勿进。同时命令阿术率军攻扬州，阻其南援。阿术率军渡江，进围扬州，在扬州东南的瓜洲修造楼橹，一种守城或攻城用的高台战具，在扬州城外围竖起栅栏，修筑坚固的堡垒，截断了宋军增援部队。又派水师堵截江面，控制长江天险，断绝宋军渡江南救临安的通道。
南宋立国，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当时“重兵皆住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元军占领建康，进围扬州，攻占两淮，南宋都城临安便完全失去了保护屏障。元军在建康稍事休整，兵精粮足，战斗力更加强盛，随时可以攻取临安，处在非常有利的进攻地位，而南宋的朝廷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与此前南京的处境一样，沦陷已是指日可待。
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为安抚当时南京的老百姓，伯颜不许元军直接进驻建康，骚扰民众，同时开仓赈济饥民，派军医下民间治病，苏天爵辑《元朝名臣事略》上就有记载：
行省驻建康，时江东大疫，居民乏食，乃开仓振饥，发医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师也。”
这个记载显然有美化的成分，多少也说明一些问题。传说中的蒙古铁骑，动不动屠城，让人闻风丧胆。不过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对象，蒙古人的用兵策略并不完全一样。譬如攻打襄樊，打了六年，基本上也是打打谈谈。事实上，当时的吕文焕根本就没什么谈判资本，已经必输无疑，尽管如此，仍然奋力抗敌，襄阳城内物资紧缺，对外联系断绝，宋朝援兵迟迟不来，形势十分恶劣，已到了实在维持不下去的绝境：
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
1273年的正月九日，在回回炮的助攻下，元军将领阿里海牙攻克樊城，并屠其全城，襄阳彻底沦为一座孤城，元世祖忽必烈降诏谕吕文焕，说尔等拒守孤城，也算是尽忠了，再这么顽抗下去，“如数万生灵何”，也就是说襄阳的几万条生命怎么办。走投无路的吕文焕最终还是投降了，成了南宋的罪人，罪无可赦，襄阳老百姓却因此免于屠城之灾。
《明太祖宝训》上说：
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最笼络人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句口号很实用，可以用来打天下，治理国家，管理老百姓，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朱元璋对忽必烈的称赞，表明他对“胡虏”的又一种态度。蒙古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南京，并不代表元朝取代宋朝多么合理。事实上，与宋朝相比，无论金国，还是元朝，都是文化上的大倒退，都是文明被践踏，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元朝时南京人属于南人，有个流行说法，元朝中国人分成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北人南人都是汉人，学术界迄今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这种划分或许只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要偿命，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欺负他们更多的不只是蒙古人，南京也没多少纯粹的蒙古人，更多的是色目人和北人。其中尤以被北人欺凌，最让南京人难以接受。大家都是汉人，只不过当奴隶的日子早点晚点，又何苦要相煎太急。
近代有研究指出，元代有相当多的汉人在各级官府担任高级职务，其中不少是正职。通过对《元史》，对《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八百六十四名三品以上官员的梳理，汉人占四百零九位，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汉人担任正职的俯拾皆是。认为“元朝各级官府高级官吏，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职”的说法并不准确。
元朝时的南京属于江浙行省，元朝有十个行省，江浙行省管辖东南地区，面积很大，它的治所一会儿放在扬州，一会儿放在杭州。最后还是觉得放在杭州更合适，因为它是前朝南宋的京城，在这里发号施令，更名正言顺，南京人在心理上，也会觉得与南宋时没太大差别，反正给谁都是缴粮纳税。低于行省级别的是路，再下面是府，是州，是县，南京在当时叫建康路，后来又改名叫集庆路。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民间有传说，吕文焕降元后，被蒙古人无情地杀了。这只是老百姓的愿望，真相当然不是这样，历史上，据说吕文焕与文天祥还曾有过一次戏剧性会面，文天祥痛斥吕的降元，吕文焕很狼狈，结巴着说：
“丞相何故骂焕以乱贼？”
成王败寇，文天祥当过宰相，亡国了，失败了被俘，便是阶下囚，不变节就是刀下鬼。事实上，吕文焕在元朝的官做得很大，老了辞官归乡养老，他儿子继续在朝廷里做着高官。元朝的著名诗人白朴，曾写过一首《沁园春》，为荣归故里的吕文焕祝寿，多多少少有点敷衍，有点拍马屁，肉麻当有趣：
盖世名豪，壮岁鹰扬，拥兵上流。把金汤固守，精诚贯日，衣冠不改，意气横秋。北阙丝纶，南朝家世，好在云间建节楼。平章事，便急流勇退，黄阁难留。
菟裘喜遂归休，着宫锦何妨万里游。似谢安笑傲，东山别墅，鸱夷放浪，西子扁舟。醉眼乾坤，歌鬟风雾，笑折梅花插满头。千秋岁，望寿星光彩，长照南州。
公元1298年，吕文焕以私人名义，在南京修建了一个常照庵。常照庵在城正北隅，当时只有很大的官，非常有地位的名人，才能出资修建佛寺。修建常照庵的第二年，吕文焕老死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