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屏
【诗人小传】
（1780—1859） 字子树，一字南山，号松心子，广东番禺（今广州）人。道光进士，官同知，曾署南康知府。其早期诗作多抒写个人生活。晚年家居，目睹英国侵略军的暴行，激发了爱国情绪，所写诗篇如《三元里行》、《三将军歌》等，激昂悲愤，歌颂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斗争。有《松心诗集、文集》等，又辑有《国朝诗人征略》。
三 元 里
张维屏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岗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赏析】
作为描写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诗，诗人以漫山遍野的“杀”声震起人心，统领全篇，使诗歌笼罩在一种历史剧般慷慨悲壮的气氛之中。
一八四一年五月，英国侵略军用大炮轰开广州的门户，占领了泥城和四方炮台，奕山请降。统治者的软弱无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当英军骚扰掳掠，经过三元里时，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农民高举“平英团”大旗，自动组织起来与英军激战。人们将敌人诱至牛栏冈一带，埋伏的乡民一齐杀出，漫山遍野，重重叠叠，像围住闯入私宅的野牛一样，高举锄犁，痛打侵略者，拉开了近代中国团结御侮和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三元里前何来雷声？不是雷声是呼声，不是呼声是歌声，是众神震怒，声贯天宇。因“义”生“愤”，因“愤”生“勇”的乡民齐心合力，无坚不摧。围绕三元里斗争正义性和群众性这一主题，诗人始终扣住“千众万众”，并把他们放在全诗的中心来写。随着诗笔翻腾，事件展开，细节更为具体，情势日益迫切，让诗暂且来个停格，好让我们看清某些精彩的局部：
前进队伍中竟然有妇女———妇女齐心亦健儿；
乡民有什么新式武器———犁锄在手皆兵器。
一百零三乡列阵远近，四面八方，长龙般的队伍正沿溪山鼓噪而进。在乡民的气势面前，“凶夷”是一张张惊慌失措，面面相觑的脸。这里，诗人以“忽变色”三字，既写凶夷恐慌惧怕的心理，又巧妙地从敌方眼睛里反映出乡民的阵势和声威。
一场遭遇战打响了。一方，是嗜血成性，手持洋枪洋炮的侵略军；一方，是高举耕耘犁锄的一百零三乡男女老少。力量对比，不可同日而语，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毕竟不是现代火药的对手，在这些远射程的杀伤火器面前，奕山率领的幽燕之师尚且望风披靡，何况是自发组织的乡民？但战争的胜负，不只决定于武器，还决定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决定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诗人突出地描写了这一点，让人们信服地看到：为保卫家室田庐的乡民一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必胜。
三元里前，黑云压阵，鼓角相闻。正当乡民与英军激战之时，忽然天地轰鸣，狂风四起，暴雨倾盆如注。是自然的巧合？是张天师唤雨师风伯前来助阵？诗人的回答是———人心合处天心到。于是，凶夷的枪炮哑了火。三十六计莫如走。要走？谈何容易，牛栏冈的烂泥，硬是咬住侵略者的牛皮鞋不放，不是重得难以拔脚，就是滑得前仰后翻。于是乎，丢了枪，弃了炮，田塍边的，在地上抓泥爬；高冈上的，挤成一堆直发抖。束手待毙，是唯一的出路。即便是“夷酋”，即便“象皮作甲裹身厚”，同样无济于事———一戈已摏长狄喉。
正当侵略军“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人心大快，军心大振之际，意外的事发生了，英军统帅义律向奕山求救，奕山命广州知府余保纯用威吓、欺骗的手段驱散义军，使处于重围中的英军得以逃遁。“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诗人明知故问，语意冷峻，看似平淡，实胜于裂眦之怒。以下“魏绛和戎”、“金瓯全盛”均为讽刺语，与“不解”句紧密关联。春秋晋大夫魏绛和戎，收家邦之利，乃为上策，而自称金瓯全盛的清政府“和戎”，却要向外敌缴纳金缯岁币。诗人以“风人”自居，在这民族危难的关头，慷慨而赋，“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艺术上，此诗首尾贯注，一气呵成，是叙事诗，更像一篇“诗报告”，即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战地新闻。诗人仿佛是一个特派记者，目睹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报导了斗争的经过，塑造了人民群众的英雄群像。语言质朴平易，明白中见简括，晓畅中见劲健。炽热的感情以淡语道出。四句一换韵，平仄相通，铿锵有力。在反映三元里斗争的本质特征———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这点上，成了梁信芳《牛栏冈》、朱琦《感事》、魏源《寰海十章》等同类题材中的执牛耳之作。
（曹 旭）
新 雷
张维屏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赏析】
张维屏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三元里》、《三将军歌》等作品，倾诉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张维屏又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他对自然万物，寄予深厚的感情，显示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情。《新雷》便是他自己心情和自然界变化融合的代表作品。这首绝句写于道光四年（1824）初春，正是鸦片战争前的十余年。当时清政权腐败黑暗，已臻至绝境；而西方的鸦片贸易，又在不断增加。明智的士大夫，目睹这内外交困的局势，既满怀焦急不安，又渴望新局面的到来。《新雷》正是寄寓这种复杂情绪的产物。
这首诗平顺自然，没有难词拗句，比较容易领会。在艺术构思上，诗人却匠心独运，使诗歌的表达手段，有了新意。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造物无言却有情”，作为造物者的天，即自然界，本来并不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思维。诗人笔下，自然界不但能思维，而且在不言不语之中，饱含着对人类的感情。这表现在害怕寒冷的人类，在最难熬的时刻，自然界会冬去春来，带来温暖。不仅如此，还刻意安排了万紫千红的百花，来愉悦人类、安慰人类。这一切，只等第一声春雷炸响之后，就出现了。自然四时运行，本来是自然界的规律，无情绪可言。诗人有意识地把人类的情绪活动外射到自然界中，使自然界具有与诗人共鸣的思想感情活动。因此，诗人笔下的自然，实际上是诗人思绪改造过了的自然。在这个自然画面上，寄托了诗人对于一种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生活气氛的追求和仰慕，也启示了读者对更新更高尚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的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因为诗人巧妙地运用了移情手法和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来描写冬尽春来一时间情绪的波澜，诗歌虽然短小，却隽永清新，为人传唱。
（陈 铭）
木 棉
张维屏
攀枝一树艳东风，日在珊瑚顶上红。
春到岭南花不小，众芳丛里识英雄。
【赏析】
木棉生长于岭南，作为观赏花木，历史相当悠久了。相传汉代的南越王曾以它作为贡品，名之为“烽火树”，以后它还被称为珊瑚树、红棉、攀枝花、英雄树等。古代专咏木棉的诗词极为少见，这大概与它处于“南荒”之地，不大有缘结识诗家词客有关。张维屏作为近代岭南诗人，对木棉有细致的观察和特殊的赏好，写了十几首吟咏木棉的诗词，本诗即为其中之一。
木棉树于春夏之交时节落叶开花，花呈金红色或深红色，攀附于枝头，远观如树顶珊瑚参差，甚为耀眼。这首诗的前两句就写出这种情景，并把它置于春风吹拂，红日高照之中。明代诗人屈大均曾写道：“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当代词人朱光（前广州市长）也曾描写木棉：“落叶开花飞火凤，参天擎日舞丹龙。”真是诗家所见略同。
岭南四季如春，而春的岭南，更是繁花胜锦，这已为众多文人所频频赞颂。在张维屏眼里，万紫千红的春花之中，最值得见识的就是这英雄树。他在词篇《东风第一枝》中充满激情地赞说它：“烈烈轰轰，堂堂正正，花中有此豪杰。”这正是“众芳丛里识英雄”的注脚。“春到岭南花不小，众芳丛里识英雄”与屈大均的“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同上），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短诗通过巧用花名，表现了所咏的对象，寄托了赞美之情。诗人将攀枝花、珊瑚花、英雄树等别名巧妙织入诗中，但又不将它们当作花树之名使用，而是用以描写木棉花的特殊形态与光彩，以及木棉树的伟岸气度。诗人用词、构想的灵巧，于此亦可见一斑。
（陈新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