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
【诗人小传】
（1853—1937） 字伯严，室名散原精舍，江西修水人。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与其父陈宝箴同以“招引奸邪”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日寇入侵华北，他拒不出仕而死。诗宗黄庭坚，避俗避熟，追求“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的艺术至境，风格清奇拗涩，为同光体赣派首领，被近代宋诗派奉为宗祖。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及《散原精舍文集》。
书 感
陈三立
八骏西游问劫灰 [1] ，关河中断有余哀 [2] 。
更闻谢敌诛晁错 [3] ，侭觉求贤始郭隗 [4] 。
补衮经纶留草昧 [5] ，干霄芽蘖满蒿莱 [6] 。
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赏析】
陈三立存诗自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是诗为《散原精舍诗》之首篇。当时庚子国难余波震荡，远未了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未归。身在金陵的“神州袖手人”眼看朝局风云变幻，不禁百念并生，诗以志感。
诗人从“八骏西游”入题，将个人情感与庚子西狩这一历史事件相连，使全诗抹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新春将临，亡命在千里之外的光绪帝，竟然无法让他的“子民”们知晓落难的详情，此刻是凶是吉，最使诗人牵心挂肚。那哀痛自然与“皇上蒙尘”有关。“关河中断”，写的是地理上的隔绝，其实诗人的隔绝之感，更起因于自己身遭罢黜。戊戌那年，一纸“革职，永不叙用”的“圣谕”，冷酷地割断了君臣的名分，这一“断”尤为刻骨铭心。要没有戊戌政变的祸根，又何尝会招致庚子大难，诗人耿耿于怀者，已不全在难详“圣主”的下落。如今我这个被黜之臣与受挟之君中间，只有缕缕不绝的眷情尚在。一“问”字竟成了昔日君巨关系的全部体现，此中哀怨，自难胜言。“余哀”的感情容量也只能从诗外去找寻了。
诗人已游离于政局外，但仍以戊戌变法圈中人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诗的颈、颔两联，以比喻、运典的手法，将戊戌至庚子的朝野变局极其精括地展示出来。当政者迫于困境，欲订城下之盟，不惜以“诛晁错”作为给八国联军的酬礼。载勋、载漪、毓贤、刚毅、英年、赵舒翘等盲目仇外，而终成慈禧求悦洋人的牺牲品。与此相对，诗人提到了同代的“郭隗”们，想维新风行之时，光绪帝罗致人才，委以重任，诗人与其父陈宝箴及康、梁等人，或许正是诗中喻指的“求贤”对象。时过境迁，当年的贤士未得一伸大志，令人抱憾不已。在隐去了的历史事件背后，诗人的不平之气通过情系“郭隗”得到了宣泄。以慈禧为首的当权者，在无可奈何“诛晁错”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对维新派人士开复原官的措施，只是对诗人来说，不过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而已。清廷如果是真心“求贤”，欲结束听任误国庸才参与朝政的局面，就非得着眼于数量极众的在野者，那里既能产生挽回时运的“补衮”人才，却又不乏使民众反抗形成“干霄”之势的火种。前者几乎是诗人的自况，后者显然为“义和团”运动的写照。诗人不明断孰是孰非，就揭示出庚子国难肇始于柄国者政治目光的短浅。可悲的是，诗人的劫后议论，已无法使时间倒转，重新尝试贤士们的政治主张了。诗人为志心中之“哀”，罗列了一连串貌似各不相关的历史现象，而这桩桩件件，层层加码，增添了诗歌的负重感，促使人们去思索，去反省。诗人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社会排外转而媚洋、拒贤激发民“乱”的种种变态，意在警醒世人，去发觉社会百态的内在联系。诗人不可能理解造成庚子国难有其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深层原因，但他能意识到庚子国难是戊戌政变的必然结局，却透出些许冷峻的理性之光。
诗人虽然以旁观者的立场去陈述史实，发抒哀感，但并未忘却清廷旧臣的身份，始终关注着“皇上”的命运。他将自己比作恋主的巢燕，“飘零”而不失归意，指望着光绪帝回銮主政，重振纲纪的那一天，诗人或能再温辅君变法之梦。“回”是对“断”的照应，也是由“哀”而“盼”感情转化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陈三立回绝了友人为他具疏争复官的善意，因为他“忾然知时不可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啄蕊”之说，只是他眷念旧主、“中兴”清室之心不死的一点表露罢了，全无复出干政的事实依据。
《书感》是陈三立“烦冤离慜，一放于诗”（同前）的代表之作，没有血泪迸溅的长吁短叹，几个典故，几幅图景，就化入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时代缩影，表达出放废旧臣的至痛至哀。
（张修龄）
注 释
[1].八骏西游：八骏，本泛指骏马。此指庚子年（1900）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一事。劫灰：劫火的余灰。
[2].关河：《史记·苏秦传》：“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
[3].晁错：公元前200—前154，汉颍川人。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吴楚等七国以诛错为名起兵反，景帝用袁盎言杀错。《史记》、《汉书》有传。
[4].郭隗：战国燕人。燕昭王欲得贤士，以报齐仇，隗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昭王师事之，于是乐毅等相继至燕。见《史记·燕世家》。
[5].补衮：帝王服衮龙之衣，故称补救规谏帝王的过失为补衮。经纶：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草昧：《易·屯》：“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指天地初开时的混沌状态。后人诗文也借以指混乱的时世。
[6].芽蘖：芽、蘖均喻事物之始。蒿莱：野草，杂草，引申指草野。
人 日 [1]
陈三立
寻常节物已心惊，渐乱春愁不可名。
煮茗焚香数人日，断笳哀角满江城。
江湖意绪兼衰病，墙壁公卿问死生。
倦触屏风梦乡国，逢迎千里鹧鸪声。
【赏析】
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春伊始，陈三立在寓所度过了遭谪、丧父后移家金陵的第一个人日。旧俗人日或登高、或剪彩，以庆贺新岁，隋阳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诗、唐徐延寿《人日剪彩》诗，可作明证。然而，同样是人日之咏，往往又被历代诗人借以发泄思乡怀友情绪，高適的“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陆游的“非贤那畏蛇年至，多难却愁人日阴”（《人日雪》），即是此类。三立所作，自然属于后者。
气候节令，应时风物，本为自然界之客观现象，也为人们所习见，要说它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全然是咏唱者主观情绪的显现。刘勰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在首联中，陈三立也是受了“节物”即节令的触发而“心惊”，而生“春愁”，发出人日的感慨，只是诗人并不刻意描摹客观具象，也摆脱了常见于人日诗的借残雪寒梅叙悲情的俗套，而着重在主观情志的发抒，故直言“惊”与“愁”。如果联系诗人的不幸际遇，便可发现这直言中有他那难以自持的哀伤之情：丁酉丧母，戊戌革职，己亥染疾，庚子年更是倍逢劫难，京师失陷，“皇上”出逃，父陈宝箴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接连的身心摧折，早使他肝胆欲碎，这一年是凶是吉，尚难预料，惊弓之鸟，实在不敢正视报春的“寻常节物”。诗人不像苏轼那样“天涯已惯逢人日”（《庚辰岁人日作》），他是在客居失亲的境况下首逢人日，国难家痛，交杂搅和在一起而“不可名”了。诗歌一开始就将愁绪推向高峰，使余句不得不围绕消愁而展开。在“煮茗焚香”的闲适气氛中计数时日，反省自我，似可稍稍安抚重创的心灵，但满城的“断笳哀角”却破灭了诗人追求感情平衡的意愿。那撼人心旌的笳角声暗示出对局不安、兵马未歇，使诗人不得不放弃求闲，而转图有所作为。诗的颈联，便随而引出对个人处境的思忖：如今落拓江湖，体衰多病，已与庙堂无缘，空怀一腔报国志。诗人反躬自问，昔日的宦门后代，及第进士，何以弄得困羸不堪，且问生死之路在何方。“墙壁公卿”见《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看来，虽欲图作为，终还是希望渺茫。最后，这令人愁闷的气氛，终于使诗人心神皆倦，不知不觉中头触到屏风，就端坐着闭上了双眼入梦去了。在温馨的梦境里，或许能见到故乡与亲人，得到一点乐趣和安慰吧？然而不然。在梦中迎接他的，竟是亘绵不绝的“鹧鸪声”。连梦中也是“行不得也”，还有比这更难挨的“人日”吗？
这首诗是诗人对孤寂而无奈的生活现状的悲诉，诗中表达的愁情起于初春节物的感触，以后即不受节序诗旧模式所限，纯以主观意志走笔。在生愁与消愁的过程中，由内而外，由远而近，几经折宕，最终抒情主人公还是被围困在那狭小逼仄的空间中。诗人无官职无双亲，更无前程可盼，有的只是“春愁”、“衰病”和“乡梦”，诗歌传出强烈的万物于我皆空的感受。有国难报，有乡难归，有景不敢赏。室内是升腾的水气，缭绕的香雾；户外是回荡的笳角声，连梦里也只能听到鹧鸪的呼号。新岁方七日，已觉一派渺茫，这余下时日又该如何打发，真是一道不可解的人生难题。
诗的基调低沉，感情却无矫饰，透过哀怨酸楚的诗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定时代里真实的自我，一个活生生的“墙壁公卿”。
（张修龄）
注 释
[1].人日：指农历正月初七日。
夜舟泊吴城 [1]
陈三立
夜气冥冥白，烟丝窈窈青。
孤篷寒上月，微浪稳移星。
灯火喧渔港，沧桑换独醒 [2] 。
犹怀中兴略 [3] ，听角望湖亭 [4] 。
【赏析】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陈三立离开金陵，回南昌西山上冢。自上年十月葬父于西山崝庐后，这是第一次回赣省视。一路舟行，夜泊于鄱阳湖畔之吴城，对“岁时往还复经此”（《由江入彭蠡》）的诗人来说，所见本无新奇之景，但因他此际胸中却藏不平之情，所以就是寻常之景，也能平中出奇了。便是此诗的主要特点。
随着鄱阳湖上的一叶小舟渐入港口，诗人先给读者展示了由远而近的夜泊图：望吴城远景，夜雾迷茫，炊烟如丝；观泊舟近象，月洒“孤篷”，星映“微浪”。尽管烟水空濛，寒气袭人，但这一切毕竟还是平常的，虽然透出几许夜泊人的清寂之感，却并看不出上冢者内心的悲怨。后四句描绘吴城的独特声光及由此引发的诗人的心理活动。远处繁多的船火使渔港变得喧动了，望湖亭传出呜呜角声，使诗人难以入睡，突然悟到吴城依旧，世道已变。此时此地，唯有饱经沧桑的“我”，对国家变故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胸中仍深藏着高明的“中兴”方略。就在这夜幕笼盖下的鄱阳湖边，有一位兀傲不群的忧国者，在舟中凝神苦思，彻夜难眠。面对月夜星空，渔火闪烁，诗人似在发问：谁解我心，谁为同道？稍后所作的《崝庐述哀》云：“平生报国心，祇以来訾毁。”倒是道出了诗人的感情内蕴。
这首五律之所以能于常境中现奇情，发奇思，是与诗人刻意运用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不开的。诗歌的写景抒情展示了多角度的对照，以造成强烈反差。其中有大与小的对比，寥廓江天、无涯星空与一叶孤舟，国家沧桑、中兴雄图与一微不足道的夜泊者，在同一诗中出现，形象地突出了个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孤寂，渲染了诗人希望与失落的感情矛盾。诗中还展现了实与虚的映衬，前半首写客观景物，那烟水、那星月，精细入微，如绘眼前；后半首抒主观感受，则点到为止，并试图将无形的情志溶解到有形的吴城夜景中去。诗境由实而虚，以实出虚，本来一经诗人的点化，自可达到情景合一的境界，但此诗平静之景显然与孤傲之情格格不入，这样就反衬出主客世界的难以相容，透过外界和内心的不和谐，也使人从平中体味到奇。至于渔港的喧闹感和凄寒的号角声，夜港的平和之景和心中的沧桑之感，世道不如人意的既成事实和强国宏愿不死的执着追求，这种种对比性的描绘，都传递出诗人因为不被社会所容、难得众人理解而产生的奇特情思。
《夜舟泊吴城》之“奇”，还表现在诗人遣词造句方面下的功夫。首联的“夜气”，是指水上的雾气，其色固然是“白”的，但加以“冥冥”二字，这白色便带上了夜间特有的昏暗；而在此背景上的丝丝炊烟，则因夜气的“白”的衬托，变幻出了青色，又因夜气的浮动，视之“窈窈”（即杳杳，深远貌）地似在水雾的深处。这里的措辞，皆极用力，观察细致、描绘精确。颔联上句，不说“寒月上孤篷”，却突出“孤”、“寒”在前，可知此孤、此寒，实不在月，而在诗人主观感受，“月”不过是他竭力克制此主观倾向而随手采来的掩饰物。颔联下句，以“稳移星”形容“微浪”，更是工笔细密：浪唯其“微”，故给人“稳”的感觉，但浪毕竟是浪，虽然微微地、稳稳地起伏，却能令水上倒映的繁星为之迁移不定。颈联上句的“喧”最神妙，灯火本是视觉所见，本无所谓“喧”，但灯火既多，渔港便觉喧闹：这一字是化视觉为感觉，又以听觉之词出之，诚是所谓“通感”的好例。有了这么多警策的用语，平常的渔港夜泊，便处处呈现出奇彩异光来了。
（张修龄 沈 价）
注 释
[1].吴城：镇名，在江西鄱阳湖西岸，属永修县。
[2].沧桑：沧海桑田，指世事变迁。独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3].中兴略：指重新振兴清王朝国运的方略。
[4].望湖亭：在吴城镇，清时有把总驻防。
园居看微雪
陈三立
初岁仍微雪 [1] ，园亭意飒然 [2] 。
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 [3] 。
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 [4] 。
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赏析】
新年初度，微雪飘洒，庭园里银台玉树，清莹光洁。尤其那梅花送香，点缀着雪日的生机。寄居金陵的陈三立适逢“恩准”“开复原官”后的第一春（光绪三十年诏赦戊戌案获罪人员）。然而此时此景却没能引起诗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触发他再起东山的愿望。诗中留下的，唯有那着上了哀怨情调的雪景。
诗人是怀着一腔愁情去“看”雪的，园内外景物由于涂抹上了浓重的主观色彩，很难表现出具体实貌，只是全都给人以“静”、“寒”、“乱”的感觉。听不到“高枝”鹊儿鸣叫，雪花消融于“欹石”，水痕斑斑。四下里冷寂萧瑟，梅花夹杂着雪花飞散凋零。其中将下落的微雪遇石即化这一奇景喻作流动着的“蜗涎”，新颖生动而精细可感，除外则都化实为虚，全凭读者去对飒然之园景展开艺术联想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易辨认的雪景，倒处处能窥见诗人的影子，体味诗人的真情。“园亭意飒然”，“愁明万象前”，诗人直抒胸臆，是对自己命运不济、难为社会所容的感叹。在这个世界上，诗人就像园中噤不作声的寒鹊，石上留下的蜗涎，再不能被他人注意，纵然挣脱狭窄的庭园空间，也将受铺天盖地、“冻压千街”的寒气的围逼，那飘荡无定的花瓣，不正和自己一样难成气候吗？透过种种物象，可以发现这正在看“微雪”的诗人，完全是一个无声无息、对春天不抱希望的“自我”形象。应该说，诗人的愁情是真实的。早年“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戊戌遭黜，“家国之痛益深”，“庚子后，虽开复原官，终韬晦不复出。”（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诗人一直生活在渴求变世与新世无期的矛盾中，虽有用世之志，终因不在其位，难以扭转乾坤。因此，诗人在这个“微雪”世界中，自然不易得到消寒之逸情了。这首诗虽由愁情主导，意在象外，但诗中诸景，并未超然于“微雪”之外。诗人无心摹写雪之形，也不用有关雪的熟典，却极妙地传出雪之神。树枝积雪，鸟鹊惧寒而不愿栖落，失去了平时的鸣叫声；斜立的园石上，飘洒的雪片顷刻即化，有如缓缓流动的蜗涎。高与低、静与动的两组镜头，反映出庭园雪景的独特性。至于“冻压”一联，几乎全是诗人的主观想象，但也没有离开雪“寒”、“亮”的特征。白雪遮盖了“万象”，目力不易辨识，而诗人之“愁”倒是在这光亮的映照下暴露无遗。最妙的自数“冻压千街静”一句了。前人如元稹有“冻压花枝着水低”句（《西归绝句》）、高启有“冻压寒梢应几树”句（《为石城朱氏题梅雪轩》），虽也给冷冻赋予重量感而呈下压之势，但毕竟比较平实，并显力度不足。三立诗此处用“压”，不但点出千街清冷为多日的积雪所造成（前“仍”字已道出了下雪已非一日），而且使人对无法抗御的寒冻之气产生不胜负担之感。这样的势态用来衬托诗人生活在受抑的社会环境中，再也恰当不过了，难怪王蘧常称赞句中“压”字，以为“此‘压’字为人意想不到”。（见郑逸梅《艺林散叶》）这一联构成了一幅积雪沉沉、寒气窒人的大景，又与上一联的小景恰成对照，使多层次的雪景显出纵深感。
全诗由内而外，以小及大，动静、虚实相替的写景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递进的抒情过程。随着诗笔从“园亭”到“千街”、“万象”，从“意飒然”到感觉一派“零乱”，诗人在微雪飘落的庭园中想寻找精神解脱而不可得，在阴寒笼罩的大空间中就更难了，看雪竟加剧了他的愁情。
（张修龄）
注 释
[1].初岁：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初春。
[2].飒然：凋零萧瑟的样子。
[3].欹石：倾斜的石头。蜗涎：蜗牛爬行处留下的黏液。
[4].万象：指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景象。
渡湖至吴城 [1]
陈三立
钉眼望湖亭 [2] ，烘以残阳柳 [3] 。
中兴数人物 [4] ，都在啼鸦口。
【赏析】
这是一首随感式的小诗，用笔简洁，内中却深含着诗人的家国之思。诗由吴城所见所闻触发其所感。秋日临暮，夕阳透过柳树，余辉洒落望湖亭，倒映在浩渺的鄱阳湖上，远处传来阵阵啼鸦的喧噪声。残阳、秋柳、波光，交织成一幅色调丰富的黄昏图。诗歌以此作背景，选择了望湖亭和啼鸦为感情的触发点和宣泄口。望湖亭是吴城这个交通要冲的标志，又是鄱阳湖历史的见证。而且既能“望湖”，地形上当为制高处，望湖亭便很自然地成了诗人视觉关注的重点，并给诗歌带来清晰的空间感。啼鸦则诉诸诗人的听觉，鸦声嘈杂、凄寒，催人心惊。昏鸦匝树，具有鲜明的动态的时间感。应该说，这样的场景，往往常见于感物起兴，寄寓旅况之愁、不遇之感一类诗中。陈三立此诗之妙，正在能不落俗套，突发奇思，将吴城暮景与国家气运联系起来，赋以深沉的历史思索。
在这望湖亭下，曾经有过多少“中兴”人物留下过足迹，咸、同间的曾国藩、彭玉麟就与太平军作战于鄱阳湖，为清廷出力不少。然而这一切都已成过眼烟云，消散在群鸦的凭吊声中。晚清国运仍如这下落之残阳，气息奄奄，不见转机。曾、彭等“中兴”重臣尚乏回天之力，我辈自更不在话下了，言外充满对国家前途感到无望的颓丧情绪。“望湖亭”、“啼鸦”，本来纯属自然景物，一经点染，就从中窥探到了社会，发现无可奈何的历史进程。本来，中兴人物需有中兴气象，即需有中兴人物施展治国雄才的条件和环境；而本诗中展示的垂败景象，难与中兴大业相协调，它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此外，望湖亭在清时有把总驻防，具有军事设施方面的特点，这又与曾、彭等人的“武功”暗暗相关。所以，诗人虽直抒心胸，联想奇特，细细品味，其取像择景，都在情理之中。
陈衍曾指出，三立诗“可以泣鬼神、诉真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近代诗钞》）此作可称一例，全诗明白畅快，毫无艰涩之处。倒是“钉”、“烘”两字，颇能体现出诗人的炼字功夫。“钉”字极言眼观望湖亭神情之专注，物我皆成凝固状态。而“烘”字不仅有烘托映衬之义，且符合夕阳传导出余热的氛围，给人以微微的温觉。
（张修龄）
注 释
[1].此题共两首，这是第二首。吴城：见《夜舟泊吴城》注。
[2]. 钉眼：凝视。望湖亭：见《夜舟泊吴城》注。
[3].烘：衬托。④“中兴”句：此处指曾国藩、彭玉麟等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晚清重臣。
[4].“中兴”句：此处指曾国藩、彭玉麟等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晚清重臣。
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四首选一） 陈三立
雾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
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赏析】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天，陈三立从南昌往南京，夜宿江上舟中，触景生情，写下此诗。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梁启超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他是晚清同光体诗人的代表，风格独特；从这首小诗中也可窥见陈氏诗风之一斑。梁启超所谓“新异之语”，盖指诗界革命后诗人们喜用的“声光化电”之类的新生词汇，陈氏诗中并未采用，此诗亦然。究其实质，他乃远绍江西诗派的传统，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并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构成生新瘦硬、浓深俊微的艺术境界。
此诗的境界，亦可以生新瘦硬、浓深俊微八字概之。造成这个境界的手段是比喻的连用。短短四句，其中便有三句用了比喻。这在一般五言绝句中，实不多见。三句比喻，起得突兀，接得紧凑，仿佛骤起的疾流，奔泻而下，不可遏抑。此时诗人大概是从船舱中外望，闪入脑海的第一个印象便是大雾濛濛，接着是波涛起伏，月色朦胧。于是他脱口而出：这迷迷濛濛的雾气好像铺天盖地的小虫，江上涌起的波涛好像一头头卧着的水牛，四周白茫茫的月色又像一只硕大无朋的蚕茧。他吟到此处，滚滚诗情无法打住，遂以“裹我江上舟”一句作结。这一结如堵急流、截奔马，一下子把奔腾的感情煞住，所谓戛然而止，言有尽而意无穷也。诗中的比喻，非常具体形象，并且十分新奇，但它不是“时流”所藉以炫耀的“新异之语”，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口头语言。因此我们读了易懂易记，且能从中领会到深意，不但感到此刻诗人胸中怀有羁旅之思、漂泊之感，而且觉得他有一颗处于重重束缚中的心灵。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恐怕与国事日非、壮志难酬有关吧。
这首诗中带有江西诗派的某些特征。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也是江西修水人，其诗瘦硬冷隽，拗峭苦涩。陈三立是他的同乡，一生崇尚山谷诗风。就此诗而言，奇健之气，拂拂笔端，个中便有黄庭坚的影响在。细审诗的音节，前三句句中皆嵌一平声“如”字，不厌其重复；而四句中句首二字如“雾气”、“波势”、“明月”、“裹我”，皆以仄声作一顿挫，这样便造成拗怒奇峭的艺术效果，与一般的五言绝句大异其趣。近人狄葆贤说：“奇语突兀，二十字抵人千百。”（引自钱仲联选、钱学增注《清诗三百首》）除了说此诗起得突然、语言别致外，恐怕与它的音节不无关系。至于诗的高度凝练，则毋庸赘述了。
（徐培均）
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 [1]
陈三立
啸歌亭馆登临地，今日都成隔世寻。
半壑松篁藏梵籁 [2] ，十年心迹照秋阴。
飘髯自冷山川气，伤足宁为却曲吟 [3] 。
作健逢辰领元老 [4] ，下窥城郭万鸦沈。
【赏析】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陈三立由南昌至武昌，筹议南浔铁路事。时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梁鼎芬将官襄阳道。三立早年应张之洞聘，曾在武昌校阅经心、两湖书院，与梁同为张之洞座上客，相与交往颇厚。以后诸人几经风波，际遇各别，劫后重逢于武昌，陈三立不禁百感交集，因借重阳登高一吐胸怀。
历代九日之作，大多抒写因重阳节勾起的或念亲友、或思江湖等种种情怀，三立此作也不例外，只是他更着重于今昔不同时期的自我审视和展望日后前程的悲观心态。诗人对武昌的山水草木是有感情的，当他一见到曾经“啸歌”“登临”的洪山“亭馆”，便升起了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可惜物是人非，眼前一切都恍若“隔世”，登高豪气顿时烟消云散。诗开头的大起落，揭示了诗人身历旧地却因时间、处境不同而产生的心灵震撼。“都成隔世寻”这一断语，虚中有实，包含着历史的、现实的深刻内涵。想当年，诗人侍父陈宝箴于武昌官邸，兴教育，办新政，志在有用于世，并时与名流文酒欢会，意气高昂。如今穷居江南，一事无成，其余维新人士流落四方，大都壮志销蚀。江山依旧，人事迥异，真可谓不堪回首。一“隔”字，不仅是今昔的时间分野，更表达出个人与社会的难以相容。
诗人试图摆脱这触景而生的沉重感情包袱，便力求通过眼前景观，去化解心头的忧郁。那山谷松竹林中的寺庙，不时传出的阵阵鸣钟诵经声，似在安抚着诗人的痛楚。在秋天的松荫下，诗人平静地反思过去，自认“十年心迹”，苍天可鉴。十年前的宏图大愿，虽未得果，但并无可悔之处，这心迹，足可映照秋天的阴气。同题第二首有句云：“平生所学终能信，功罪旁人未许窥。”证明了诗人对往日所为，犹存信念。成与不成，或许全在天意了。诗人今日对“梵籁”情有独钟，恰是对早先积极入世精神的反拨，笔中的沧桑之感，不难体味。回观自身，须髯随年岁而增，只是山河之气日消，诗人因年事与热情逆向的升降，自然倍觉高处不胜寒了。“伤足”之人，还何必去念诵那“却曲吟”呢？往事已矣，远离人世间布满的野草棘刺，抛弃荣进之念，才是我的善全之道。登临武昌洪山，虽有放怀排忧的客观条件，无奈诗人实在没有登高作赋的豪兴，消极遁世终于成了陈三立的感情归宿。
由于张之洞对陈三立有过一点知遇之恩，诗人也自称“宾僚久惯依迂叟”（《十桂堂坐雨赋呈抱冰宫保》），这首诗到了末尾总算强打精神，说了句“作健逢辰”的应景语，但末尾“万鸦”沉寂的凄凉状，又将诗中仅有的些许欢愉淹没于旷远的哀景中了。
将自然节序和山川风景置于诗人主观情绪的关注下，这是该诗的特点，而全诗又以冷色和低调为主，含有对历史现实、个人命运的理性观照，三立集中，常能见到这类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围绕“作健逢辰领元老”句，有过一段诗坛佳话。句中“元老”自指张之洞，张见了此诗，“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见陈衍《石遗室诗话》）表面上是张之洞出于“骄贵之习”，“谓元老只能领人，何乃尚为人所领？”（见由云龙《定庵诗话》）其实根子在陈、张诗学宗趣有别，陈学宋黄庭坚，避俗避熟；张持“清切”之说，不喜江西派，稍见僻涩，便斥为江西魔派。事后陈三立“笑文襄说诗之固”，认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本来此诗在三立“为最清切之作”（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只是该句稍有倒置、省略之处，意谓适逢重阳佳节，精神振作，“元老”率领众僚登高望远。诗句含义并不晦涩，与张之洞诗主“清切”的主张也无冲突，张之洞实在有故作不解之嫌。
（张修龄）
注 释
[1].此题共两首，这是第一首。九日：指农历九月初九日，即重阳节。旧俗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抱冰宫保：“抱冰”为张之洞号，张曾官太子少保，故名。洪山宝通寺：洪山在湖北武昌大东门外，其南麓有宝通禅寺。梁节庵兵备：“节庵”为梁鼎芬号，梁曾官道员。
[2].松篁：松，松树，松林。篁，竹田，竹林。梵籁：指寺庙传出的声音。
[3].伤足、却曲：《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迷阳，棘刺，践之伤足。却曲，却步畏缩；也有解作刺榆、梗榆者。
[4].作健：振作奋发，有称雄的意思。
晓抵九江作
陈三立
藏舟夜半负之去 [1] ，摇兀江湖便可怜 [2] 。
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
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
咫尺琵琶亭畔客 [3] ，起看啼雁万峰颠。
【赏析】
这首诗作于一九〇一年。当时清政府已同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时间，抒写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成为诗歌表现的显要主题。由于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的陈三立，虽也说过“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之类的愤激之词，但实际上感时抚事之作，在他一生创作中，此时尤多。而作为“同光体”诗派的“魁杰”，同样的内容在他笔下，又别是一番滋味。
从渊源上看，陈三立的诗主要师法韩愈、黄庭坚，被称为同光体中的“江西派”。但他并不徒袭皮毛，主旨乃在避俗避熟，立意生新。对他知之甚深、论述最多的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散原（陈三立号）树义高古，扫除凡猥，不肯作一犹人语，盖原本山谷家法，特意境奇创，有非前贤所能囿耳。”这些看法，于本诗尤为切合。
立意生新，在这首诗里主要表现为陈衍所说的“意境奇创”。诗面写乘船到九江一夜间的旅途实境，同时叠映出对国势恶化的深重忧虑，构成诗背的虚境。首句“藏舟夜半负之去”，句法、命意都极显突兀峭拔之势。写乘夜船到九江，却从隐括《庄子·大宗师》中的话着笔，突如其来，奇想超迈。从诗面看，不仅契合夜间行船，而且有一种自己不知不觉被载在船上背负去（偷去）的感觉，显出意趣。但仅止于此，还算不得“意境奇创”。《庄子》那段话的落脚点在无论“藏舟”于何处，“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这也正是本句的结穴处。所谓“昧者”，指糊涂者。这里“舟”为当时中国的象征。《辛丑条约》前后，列强侵吞中国，窃取主权，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许多人却昏昏昧昧，茫然不知。国势之危，唯此为甚。因而唤醒国人，自然是当务之急。这才是作者用典运思表里之间的深切蕴含。次句“摇兀江湖便可怜”，顺首句突兀的起势缓缓一落，也是双关于夜色中舟行飘摇的实感与国势日危之忧虑两重意蕴的。“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三、四两句写舟中夜不能寐的状况，“风涛”作为双重意象，被“家国”两字明确化，“移枕上”，“逼灯前”，极生动传神，表现作者的爱国情怀，可谓“清言见骨”，从质朴的形象直透肺腑。第五句“鼾声邻榻添雷吼”，笔墨横移。同船者昏昏沉睡，鼾声如雷，这是诗面实境。同时又暗寓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一典故的内容。从前者看，遥接首句所含的“昧者不知”一句意绪：“风涛”激荡，昏睡如此，此辈在“抚膺”家国的作者眼里，不乏蔑视。就后者言，“鼾声邻榻”隐指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八国联军”在“条约”中各分得势力范围，侵居一“榻”，连鼾声都如“雷吼”一般，强横霸蛮可见。“卧榻”这一典故在当时的许多诗人笔下并不鲜见，但大多是“卧榻岂容他人睡”（见岳柯《桯史》）这样直白的表露。本诗结合旅途实境，用得不着痕迹，构成了多重意蕴，熟而能新，立意生新，于此亦见。第六句“曙色孤篷漏日妍”扣题中“晓抵”两字。一夜行舟，至此天光放亮，日色从篷隙透射进来，令人有清新鲜丽之感。这实际上也表现了作者怀有的希望。也就是他同年所作的《夜舟泊吴城》中“犹怀中兴略，听角望湖亭”的意思。末两句“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颠”，以白居易自况。琵琶亭在九江附近的浔阳江边，白居易贬江州（九江）司马，送客于此，作《琵琶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而作者亦因参加戊戌变法被革职，临其地自然有此联想，寓身世感慨之怀。末句以景语作结，万峰啼雁，不论是否为一番新的境界的暗示，都足令人遐思远举，遥想天外的。
写亡国危机，在当日诗界几无人无之，总体上都是昂扬燥厉，但这在讲究泽古、功力深湛的诗家眼里，不免粗豪刻露了些。而同样的内容在陈三立笔下的这一番不同展示，又足见诗艺原是取向多元的，忧国忧民，也不仅仅体现在大声疾呼的作品中。
（魏中林）
注 释
[1].句本《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2].摇兀：摇荡。
[3].琵琶亭：在九江附近的浔阳江边，即白居易贬江州司马送客处。
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
陈三立
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
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
【赏析】
陈三立对他的“乡先辈”黄庭坚心摹手追，备极景仰。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时，三立随其父陈宝箴在湖北任上，游黄州诸山，过黄冈杨守敬书楼，见有宋刻《黄山谷内外集》，即欲广其流传，解梓授刊人。（见陈三立《山谷诗题辞》）三立早年的诗，亦专学山谷，避俗避熟，力求生涩，由此而开创风靡一时的“同光体”诗派。
这首小诗短短二十字，已把作者的论诗宗旨揭示出来。前两句写夜读山谷诗的情景：弯着背坐着，秋虫在窗外鸣叫，它大概也跟我一样，对涪翁的诗有所私爱吧！涪翁，黄庭坚之号。“虫语窗”三字，切不可滑眼看过。山谷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曾说：“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有谓，候虫是也。……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山谷提出，诗歌应有“不怨之怨”的精神境界，读书人虽抱有青云之志，而往往只能沉埋草野，壮志难酬，只能发出候虫那样的“有谓”之鸣，以抒胸中抑郁之气。陈三立对山谷的诗论是有深切的领会的。他正是处于“末世”的诗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立与父湖南巡抚宝箴被革职归里，永不叙用。以后几年间，家国多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宝箴忧愤而卒，葬于南昌青山之原。不久，庚子事变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王朝风雨飘摇。此诗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时作者寓居南京，自言“老夫所殉与终古，当世犹称善属文”（《园居漫兴》），诗人已作好“殉”他的政治理想的准备了。
“镵刻造化手”，五字可作山谷诗的定评。黄庭坚为诗，千锤百炼，仿佛天地创造化育万物的手段。诗语本韩愈《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山谷诗刻意出奇，在谋篇、造句、炼字上都脱弃凡俗，求生求新，这也是陈三立诗歌的特点。陈衍对三立诗极为称赏，谓其“戛戛生新，而绝不钩棘”，五十年来，“称雄海内”（《石遗室诗话》及续编），但陈衍又强调，三立诗虽避俗熟而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两次指出三立诗的“文从字顺”，自是别具只眼。三立学黄，其成功处亦在于此，这就是他在本诗中所说的“初不用意为”！千锤百炼，可与造化之功相侔，而迹其本意，原是不必费尽心思去雕琢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才是天地造化万物的大手段。黄庭坚对此深有领会：“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之二）又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之一）黄庭坚在教导后学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句法简易”，“不烦绳削”，要“理得辞顺”，甚至说：“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同上书）其用心是良苦的。既要“镵刻”，又要“无斧凿痕”，这个矛盾如何统一？陈三立的理解是“不用意”。所谓不用意，是建立在“镵刻”的基础上的。首先要掌握写诗的全部艺术技巧，句锤字炼，然后再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大巧”的最高境界。镵刻，是自然的前提；自然，是镵刻的目的。黄庭坚和陈三立都一致认为，陶渊明的诗，就是具备这“天机”的最佳范本。
（陈永正）
城北道上
陈三立
晶砾新驰道，晴霆叠马蹄。
屋阴衔柳浪，裾色润瓜畦。
诣客能相避，偷闲亦自迷。
归栖枝上鹊，为我尽情啼。
【赏析】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陈三立寓居江宁，虽然党禁已解，开复原官，但诗人早已看透官场的黑暗腐败，韬晦不复出，肆力为诗。近人评陈三立诗，多称其莽苍排奡之意态以及生辣晦涩的笔法，像这样“真气磅礴，不假雕饰，自然语妙天下”（狄葆贤《平等阁诗话》）的作品，在《散原精舍诗》中还是不多见的。
起两句点题。城北新筑的道路，细砂在阳光下闪烁晶光，车马奔驰，蹄声急骤，如晴日的雷霆，訇然响起。两句是典型的宋诗句法，求生求新，力避浅俗。以雷声喻车声，于古书中常见，如汉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而本诗以“霆”字换“雷”字，上加一“晴”字，便为前人所未道。不言车声而言马蹄声，再以一“叠”字形容之，突出诗人在车中的感受，全句便觉精警。
“屋阴衔柳浪，裾色润瓜畦”，两句写景绝妙。千锤百炼之后，妙造自然，如黄庭坚称赞杜甫到夔州后古律诗“简易而大巧出焉”，“更无斧凿痕，乃为佳耳”（《寄王观复书》）望屋背后是成行成林的柳树，低垂的枝叶，随风摆动，如波浪般起伏。“柳浪”，亦古诗词中常语，王维辋川别墅有“柳浪”胜景，宋代杭州西湖“柳浪闻莺”为十景之一。城北道旁的房屋、柳树，如图画般一层层绘出。下句写屋外的瓜地，一行行畦垄，碧绿的瓜叶藤蔓，而行在其中的人，青青的襟裾，仿佛在润泽着这瓜田似的。古诗词中每以青袍之色与青草连喻，如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古诗》：“穆穆清风至，吹我罗裳裾。青袍似春草，草长条风舒。”而本诗中不言草而言瓜，不言“如”、“似”而言“润”，则是所谓死典活用，不见因袭之迹。二句中以“衔”字“润”字为诗眼，一字妥帖，便境界全出了。
颈联二语，返虚入浑，轻描淡写，全不着痕迹。前四句用力特写，已臻极致，必须在此转换笔势，从另一角度落墨。“诣客能相避”，非至真至闲之人不能作此语。陈三立此时不独避世，兼且避人了。客有雅俗之别，生熟之分。陈与义诗云：“俗子令我病，纷然来座隅。贤士费怀思，不受折简呼。”（《书怀示友》）来访的客人能称意者毕竟是不多的，如杜甫所云“眼前无俗物”实在难得。晴日出游城北，避开访客，亦一快事。上句实是衬语，“偷闲亦自迷”，才真正表现出诗人此时的心境。世间谁个不愿“偷闲”，然偷闲者“自迷”的恐怕不多。为何事而自迷？为何情而自迷？惘惘情怀，实际上是无法消释的。作者在《后园携家人晚步》诗中亦云：“牵衣蹑履间，偷闲特自幸。”“自迷”与“自幸”，亦二而一，一而二耳。
收处写枝上归鹊，如解人意，为我而尽情啼唤。暗用韩愈《赠同游》诗“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意。偷闲不易，入暮时更流连忘返了。陈三立诗结句每镵刻深远，如此诗之平易者殊不多见。
（陈永正）
遣 兴
陈三立
而我于今转脱然，埋愁无地诉无天。
昏昏一梦更何事，落落相看有数贤。
懒访溪山开画轴，偶耽醉饱放歌船。
诗声尚与吟虫答，老子痴顽亦可怜。
【赏析】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中，以“遣兴”为题者多首，皆有为而作，沉郁顿挫，直接从杜甫一脉而来，无晦涩之病。此诗为作者本集不载，狄葆贤《平等阁诗话》特录之，谓“乃先生罢官后，庚辛之际寄寓秣陵时作。沉忧积毁中乃能吐属闲适如此，与东坡谪宦海南诗同一达观也”。
陈三立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佐父创办新学，提倡新学，支持维新变法运动，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四公子”。戊戌政变后，父子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三立侍父归隐江西南昌，筑崝庐于西山之原，父逝后移家江宁（今南京市），本诗当作于此时。
“而我于今转脱然”，起句突如其来，前人七律中无此章法。“而”字为连接词，用以缀合上下文，本诗中却置于全篇之首，前边省去的意思，须读者的想象力补足之。诗人本有志之士，甲午战争后，感于国势阽危，思有以振衰起弊，改革天下，赞划新政，可是如今一切希望都成为泡影，“转脱然”三字，表面上是说一身轻松，无牵无挂，而实际上却含着无限沉重的忧愁：“埋愁无地诉无天”，次句则直道心事。《后汉书·仲长统传》：“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而诗人的家国深愁却是无法排遣的，茫茫天地，神州陆沉，无处可以埋忧，更无处可以申诉。“诉无天”，诗人对腐败的朝廷已经绝望了。
颔联紧承，极有意味。“昏昏一梦”，既是当时的实境，亦暗示变法的失败。一醉之后，昏昏沉沉的进入梦中，真不知世上发生什么事情了。百日维新，也不过是一场春梦，如今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尤难为怀，诗人对国家大事亦已无能为力了，稍堪慰藉的是，还有几位志趣相同的朋友，可以互吐衷肠。陈三立在江宁时，常与薛华培、文廷式、范当世等交往，在孤寂中的诗人，非常珍惜那金石般的友谊，他满怀深情地吟唱道：“一万年来无此日，二三子肯定吾文。”（《侵晓舟发金陵次韵答义门赠别并示同舍诸子》）“寂寞吟堪三两人”（《次韵黄知县苦雨》）。这三两知己，都是一时贤士，落落相看，自有会心之处。
颈联转笔，微点题意。连平日最爱游的好山好水都懒得去寻访了，唯有打开画轴观赏。宋画家郭熙《山水训》说，看画时，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然以观画代替游山，毕竟是慰情聊胜于无之事，可见诗人此时心境。还会偶尔在秦淮船上，饮酒听歌，一醉之后，真想把世间万事都忘掉。陈三立《上元夜次申招坐小艇泛秦淮观游》诗，有句云：“百忧千哀在家国，激荡骚雅思荒淫。世言古之伤心者，士有怀抱宁异今？”次申，即薛华培，江苏巡抚薛焕之第三子，时以贵公子游寓南京。诗人“偶耽醉饱放歌船”，也正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的。
末二句正点题意。作诗遣兴，诗声与秋虫的吟声相和答，此情此境，静思身世，真感到自己既痴且顽，可笑可悲了。《散原精舍诗》中，常以秋虫鸣声喻作者自己的诗。如黄庭坚所云：“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胡宗元诗集序》）陈三立正处于清朝末世，眼看朝纲日坠，而自己却无法匡扶，徒然发出幽怨的歌吟，又有什么意义呢？诗人不无自嘲地说：“老子痴顽亦可怜！”《新五代史·冯道传》载，后晋宰相冯道，自号长乐老，契丹灭晋，契丹主耶律德光讥诮冯道说：“尔是何等老子？”冯道回答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冯道因鲜廉寡耻，常被后世非议，诗中特用此典，可谓“哀莫大于心死”了。
（陈永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