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要做表率

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母亲做为第一批、主动交出全部产业的资本家，背后也并无二话。她担任「东四金属加工厂」副厂长之职，工资还是七十元。凡属资方，自己原来的工资，合营后不变。对于资产，母亲只有每月十几元的股息，财产完全等于白交。许多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关起屋门泪流不止。或许母亲因自己的资本太少，她天性又十分想得开，故马上排解了那「心疼」之念吧。总之，她依旧每天精神饱满，依旧衣著笔挺地骑车上班。儘管家中伙食极为一般，完全靠姥姥节俭过日子，但母亲那乐天的气派，就像家里存有一个金库。

追求母亲的人不是没有。我忘不了在父母复婚前，有两位叔叔常来找她。一位是王叔叔，有妻有子女，因太爱母亲的性格，想为她离婚。

「孩子没有爸爸，这滋味儿可不好受哇！」客厅里，母亲一面织我们的毛衣，一面强做微笑地对王叔叔说：「要是因为我，你们家妻离子散，我坚决不同意。」……

又一位是刘大爷，造纸厂厂长，比母亲大五岁、未婚。他一来，就送来许多白色、绿色的纸头，说可以用来写字。他把我抱在腿上，一手在纸上画各种小动物，皆是一笔呵成、十分生动有趣。

「罗锦，下来！」母亲一见到就说。

他擅于讲故事，我听得十分入迷。我竟觉得他才像亲父亲。但哥哥没有这感觉。

后来，他们都不来了。其实，母亲一直爱著父亲。否则，又怎样解释呢？

自父亲给边虹送钱之后，看不出母亲的绝望和灰心。纸见她更加积极地工作，不仅是厂长、区人民代表、区政协委员、市人民代表、市民建会员、市工商联委员，还是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妇女代表。开妇代会期间，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同毛泽东留影，她恰好站在毛的身后，乐得合不拢嘴。她那发胖的、幸福的身姿，哪有半点愁容！

五六年，是母亲做衣服最多的一年。母亲的打扮与众不同——从来不穿花衣服、连花格子的都没有；一律是灰、白、蓝、米灰等单一色。面料讲究、朴素大方、找好裁缝定身制做。母亲说，她认为自己的身份，打扮也不能让人看出来。纸在妇代会时，她才做了几件素花旗袍。但穿上它，又如何走出肮葬的、眼目众多的大杂院？母亲只有用纱巾完全蒙住头。

每天在大、小场合开各种各样的会，是母亲视为神圣的活动。尤其她一手好钢笔字，笔头又快，常让母亲担任记录，她乐此不疲。

「我最爱开会，」母亲说。

「俗不可耐呀！」父亲背后评价。

也许，在爱情上绝望的母亲，把爱都转移到开会上了吧？

哥哥一进初中，便发下了「个人履历表」。上面有「出身」一栏、有「海外关系」、「个人和亲属中是否受过刑事处分」等栏目。

哥哥不知怎麽填，去问母亲。母亲甚至有些骄傲地说：「当然是资本家！」

为什麽不填父亲的「职员」做为「家庭出身」，谁也没问；母亲毫不犹豫地便写在表上。

初一第一学期，哥哥拿回成绩单，除了门门是最高分五分（苏联制）之外，操行评语上是「良」。这「良」在一般学生看来，也许不错了，但在小学里连贯为「优」的哥哥和我们，这「良」，实在刺眼，同时也不解——他哪点儿做得不好呢？

哥哥是个敢问的人。他去找班主任谈心。班主任开导他：「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和『剥削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形影不离的家，如今，社会却要求你与之为敌，而且是这麽奇特——脑袋被强行搬家、而身子却留在那儿穿衣吃饭。

真不知哥哥是怎麽对待这痛苦的。他是那样热爱祖国、爱人民、爱党、领袖、爱团；小学六年那金色的奠基石，在他心底打得太牢了。他不但接受了这苦恼，并在苦恼中认真地抉择了。

一个傍晚，全家吃晚饭时，哥哥一面吃，一面对母亲说：「妈，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您现在是全国妇女代表、厂长、您还一度想入党，可是您却收房租，这与您的身份极不谐调，您说呢？」

母亲确曾想过入党。但党委告诉她：资方是不能入党的。母亲也便自嘲地一笑了之，不满地对朋友们私下说道：「咱这一千块钱的老本儿可算老几呀，咱剥削过谁呀？」

此时她听哥哥这样讲，便问道：「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见，您最好把全部房产交给国家，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费。凡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都不应该要。」

母亲吃著，沉思不语。

「倒也不指望租出去的十块钱，」父亲说。

那时，这四合院出租给南屋两家人，每家每月五元钱房租。

「并不是指不指望十块钱的问题。」哥哥仍边吃边说：「而是性质问题。」

「要是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交钱，」母亲说：「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呀。纸交那两家的算了。」

「要做您就应当彻底。」哥哥依旧平和地说：「干嘛还要留尾巴呢？咱们应当像别人一样，该拿什麽钱就拿什麽钱。再说，房子归自己，还得负责修缮，交出去多省心！」

在他的劝说之下，父母终于同意交出全部房产，并且照付房费，决定明天就去房管局办手续。

「妈，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哥哥高兴得脸直放光。

他这时只有十四岁，还未退队（十五岁）。凡属于「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的思想言行，他都没有向团组织表白过。也许，他想看看：一个人做了却不表白，他们是否看得出来？

他们究竟是用什麽方法来衡量、来悟出划没划清界限的？

《做个完全的人》——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了。

每晚做完作业、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后，不读完五十页课外书，他绝不睡觉。

「哥哥，你困吗？」我问他。

「开始那两天有点儿困，现在好多了，慢慢就能习惯。」

「头悬梁、锥刺股」——在儿时，爸爸就讲过、老师就讲过。他要胜过古人。

瞑瞑中，或许有声音催著他？——你要和时间赛跑！

他不仅阅读、同时对每本书都做读书笔记。初中三年里，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凡能在图书馆借到的，他都读过了。日记和笔记里，记载著感想、心得、摘录、反思。他学习成绩不但优秀、集体活动也都积极参加。常来找他的、要好的同学是郝治——又是他的好朋友。郝治的爸爸郝叔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週末，他常与郝治出去远游——登山、划船或是其他有意思的活动。

然而，无论哥哥怎麽努力要求自己，操行评语上却始终是「良」。

有件事他从来不讲——那是在他上小学时，在「三反五反」运动过后，老师根据国内的政治形势，大讲资本家、小业主如何剥削工人的事例。他深信不疑，认为老师的话句句神圣。背著父母，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当地的派出所，检举父母无理解雇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工作组为此做了调查，令「大业营造厂」赔偿了严叔叔一千多元并安排他在工厂做看门人。那封信，被学校呈报到团市委，受到学校和团市委的双重表扬。和他同班的王杰，他爸爸恰巧是父亲的老相识，告知了父亲，父母大为恼火。

「我不养活你，你吃什麽？！」母亲气得质问哥哥。

「养活我是社会义务！」哥哥清清楚楚地回答。他站在院子里，严肃地望著站在房前台阶上的母亲。母亲那丰满、高他许多的身躯，俯视著这瘦伶伶的小孩子，脸气得变了色。

「你再说一遍！」母亲声音发颤地嚷道。

「养活我是社会义务！」哥哥倔强地把小脸别转过去，小眼镜片和胸前的红领巾一闪一闪。

「好——哇！你气死我了！」母亲嚷道：「我、我、咱们找警察去！」她迈进门槛又迈出来，不知自己要干什麽：「上派出所！你小子别跑！」她手里攥著一把扫炕条帚。

「瞧你这本事！」姥姥气得骂母亲：「连打孩子都不会！」

哥哥早已不服气地走出了院子。我在旁边望著这一切，真担心母亲会被他气疯；真恨哥哥！而母亲一生气，既不会打人、又不会骂人；纸会乱嚷、乱找扫炕条帚。我恨哥哥！又为母亲想不出任何惩治他的办法而憋气！

那以后，这事僵持了好几天，也就渐渐缓和下来。母亲对老朋友歎道：「唉！

小孩子不懂事啊！要是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都没法儿活啦！」父母毕竟疼爱他。

如今，哥哥竭力想摆脱「良」，他只有严格求己。他不相信「出身」是造成「良」的原因。毛泽东、周恩来……听说许多领导人出身都不好。他无论怎麽也不信「出身」决定一切，因为那毫无道理。带著惶惑，他初中毕业了，以全优的学习成绩，升入了第一志愿的高中——男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后来的「男六十五中」。

初中三年，哥哥没回过一次母校——东四区一中心小学；没看过一次他最爱的、视为父亲的王笃元老师；没讲过、没念刀过关于母校与王老师的一个字。

他没脸回去、没脸见王老师——他如何解释自己的「良」呢？如何解释入不了团呢？

而深爱他、深爱孩子们的王老师，又能否想像——为什麽孩子们几乎全不来看他？为什麽他的爱子、他那些心爱的学生，把他忘得这麽快？！

哥哥是多麽重感情的人哪！我亲眼见他看《牛虻》时，泪流满面、低头看著书、泪水也忘了抹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见他哭。亚瑟与教父的父子感情，他一定想起了王笃元老师。他越不提小学和王老师，就越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从小就倔强的哥哥，不爱表白内心——我们都像母亲、更像父亲。而他在日记里，倾诉了多少对王老师的思念之情！倾诉了多少对母校的眷恋？哪怕他一个字也没写，但他苛刻地要求自己「进步向上」，就证明他在写著！

人们的互爱、互尊，便在这「血统论」的迷雾中误解著、冷却著、消失著；有一天，也许会被践踏著。而人们的自爱、自尊，也在一天天减少著。

人们无从知道，「中南海」的人是怎麽想的；也无从知道「血统论」，正慢慢走来、掐向每一个人的咽喉。人们仍在盲目相信著「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对的、是蛮有道理的。

坚持自尊、自爱的哥哥，想做完人的哥哥，始终认为是自己做得不足、不怪别人。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毛泽东号召人民给党提意见、报刊上提倡「百家齐放、百花争鸣」。人们先是不相信、不敢说；无奈从中央到居民街道的每一个「党支部」——那全国密如蛛网的机构，党支部书记和积极党员们一反常态，几乎是跪下求每个人说出心理话。

在报纸上发表了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诸多学术界、科学界名人的畅所欲言之后，爸爸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写了一篇《这是为什麽》——将他积压已久的肺腑之言，出于希望中国共产党真心改正错误之愿，在「水利电力部」贴出了大字报。

母亲比父亲谨慎得多，但出于她的社会职务，也不可能一言不发。到毛泽东发现「大水冲了龙王庙」、不得不向人民翻脸时，母亲仅仅为一位「右派」同事稍稍鸣了半句不平，便也被打成右派。而父亲那篇文章，已构成「极右」。

既然上边给每个单位规定名额，父母又不会假积极，自然便在名额之内——哪怕他们是哑吧。

母亲被免除了厂内外的一切社会职务，下放到钳工车间当工人；父亲拒不认错，被水利电力部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三年。

「劳动教养」这一谁也说不清名堂的刑罚，便是为五十万右派而诞生的。中共说它是「人民内部处分」、为期最多三年。又说，凡态度「恶劣、死不悔改」的，可由「人民内部」

变为「敌我矛盾」，升级——判刑。

这以前，我是个不知烦闷的儿童，儘管有过「三反五反」的妻惶印象，却不懂得心里压块石头是什麽滋味儿。这以后，我便与无忧无虑的幼年永别了，像突然被推进一个不可解的深渊，心的深处，蒙上令人窒息的阴影。

我再也忘不了，升入五年级的第一天，耿老师在班会上，对大家提到「右派」

和「反右」等话，我的心，是怎样惊悸地跳跃啊。好像有人揪住我的脖子，欲把我提到天上去。「右派」——在我脑海里闪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暑假中一个炎热的午后，母亲顶著毒日头，挨批判回来；疲苦不堪、满脸憔悴，进屋一坐下便歎道：「你们同学——裴惠平那孩子太不错了……我在台上低头罚站，一站站半天儿，连口水都没有。裴惠平端了碗水，走上台送给我……」

那次批判会的地点，恰巧在她家旁边——是集中了几个工厂的「右派分子」的大批判会。裴惠平纸与我幼稚园时同一班，上了小学后，并不和我同班——儘管我们每次见面都那麽亲热。她是出于好奇去观看的。

在我们五年级六班，我总以为家长是右派的，一定纸我一人——从全班四十五个男女生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安。大家都在老老实实地听耿老师讲话，谁能知道同样老实的我，心里想的是什麽啊？

不久，一件更唬人的事发生了——「北京日报」用了半版的篇幅，赫然登著《王秋琳必须低头认罪》的大标题。作者是工商联一位姓杨的，文章列举母亲的种种罪状，其中一条是：「王秋琳在日本求学是假，认日本间谍做乾爸爸是真，并答应把自己唯一的女儿给日本乾爸爸做小老婆。」然而，母亲在日本求学时期还是少女，不但不认识父亲，而且远不知未来的遇罗锦何时出世呢！

连母亲都哭笑不得了。然而法律如同虚设，谁能去告状、淮谁去告状？诬衊者，正因此可以升官、可以入党；踩踏别人，就是「进步」的政治资本。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黑白颠倒可以是任意所为的。荒诞和离奇的是：谁会黑白颠倒、谁会用刀用笔杀人，谁就活得好、谁就受到重用、可以升官。这和「童话」里那神奇的、信又不可信的意境，是多麽相似啊！

升入高一的哥哥，不但不「恐惧」、「紧张」，正相反，他一开学，便立即主动地向团组织书面彙报了这件事。他认为，既然要加入共青团，就不能向团组织隐瞒任何情况。他希望接受团的考验。儘管，对于父母的「右派」问题，他也陷入茫然，但是，全国人民哪一个知道，那是毛泽东设下的「阳谋」？哥哥信任团组织——王笃元老师对他的期望、对他的教导太深了，他相信会得到团组织的帮助。

如果他不说这件事，学校许久也不会知道。儘管母亲的名字上了报纸，但叫「王秋琳」的有多少！谁又去关心她是哪位学生的母亲呢？同学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明明出身「小业主」，却填了「工人」；明明父亲是「右派」或以前判过刑，在表格上就是不填。纸要你不争取入团，就没人去调查，隐瞒下来上了大学的都有。

哥哥的高中同学王学太回忆：

一入学，遇罗克便参加了课外文学小组。在会上，他时而活泼、时而文静，有时也和别人开个小小的玩笑，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在漫谈时，他建议说：希望今后的活动多样一些；如办黑板报、组织看电影和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讲文学名著、大家共同讨论以增长知识等等。他的建议提得恰当得体，文学组真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很快，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给大家热情地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广博的引证、雅谑的谈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们却销声匿迹了。同学们议论说，他俩被送去劳教了。又过了些日子，领导叫同学们揭发黄、徐两位老师的问题，大家面面相觑，都愣住了。

「组长领着大家讨论吧！」领导说完离开了教室。会场上是难堪的沉默。

「谁发言？」组长勉强地问道。

一个高二的同学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

「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遇罗克坐在一旁静默不语。散会后他对我说：

「这算什么呢？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却说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们呢？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

一天，我翻抽屉想找件小玩艺儿，却看到写字檯的最下边的抽屉里，放著父母写的一遝子材料。我蹲在那儿，好奇地一页页翻看，发现母亲检查自己的罪状竟有一百八十条之多！

我想起母亲歎气中说过：「叫你当小丑，你就得当小丑。」也许，因为她态度好，才没有去劳教吧？是的，如果她也像父亲一样不认错，双双去劳教，我们吃什麽呢？我又看父亲的检查，仅仅有两页——不但不认错，还表白自己解放前怎样想到延安去；解放后，又是怎样热爱社会主义……

我小声招呼哥哥，让他来这屋看看。他看完，著实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嘱咐我：「别再看了，这些东西是不能随便翻的。」

我合上抽屉，看著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他咯咯的笑声少多了。但一时心血来潮，仍会干孩子气的事——拍一张似猫头鬼脸的照片，洗成三角形书签的形式，分赠给与他要好的同学们。苦读、苦读，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文学、哲学、历史……无所不读。不读至深夜，他绝不睡觉。也许，他脑海里的「为什麽」太多？会从书海中得到解答？

父亲被劳教、被单位开除，工资分文皆无。在农场一定无工资可挣，否则为什麽父亲每月都向母亲要东西、还要零花钱？母亲的七十元工资，本来就低，所以降职后未降工资——

仍是七十元要养活七口人。

为了节约开支，将半边北屋让了出去，六口人挤住在一间半、总共二十五平方米。半间是原先的卫生间，现将马桶撤掉，纸留了洗手池，一张写字檯靠窗放、一张单人床就快满了。外屋，父母的双人软床紧靠姥姥、我、罗文、罗勉共睡的大木板床、一隻躺箱、一张八仙桌、两隻木凳、一个五屉柜，屋里也满了。所有多馀的家具都卖掉了。

一身布衣裤的母亲，齐耳短髮也不再电烫，依旧天天骑著那老旧的自行车，精精神神地去上班——邻居、大杂院里，似乎谁也不知发生了什麽事。母亲在经济上是个「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时时考虑到要照顾我们的营养——卖一条毛料裤才五元，她先去「普云楼」买二元酱肘子回来。

「妈妈给你们买好吃的了！」她总是春风满面、一进门便爽朗地笑道：「不吃不行啊，你们都在长个儿啊。」

吃饭时，她一片片平均分成几份。「不偏不向、一人一份儿」——是她回回的口头语。当再无衣服可卖时，她纸好朝姥姥藉以救急、下月又还她。有时姥姥说「不要了」才罢。

冬天，母亲和一批右派、资本家去正建的密云水库劳动三个月——打冻方。

寒冷的西北风呜呜地刮。虽然家里升著旺旺的火炉，但冽风仍从门缝子嗖嗖地钻。姥姥戴著老花镜，在灯下缝补我们的破袜子。我和两个弟弟做完功课，围在老旧的八仙桌边，让姥姥给讲个鬼故事。哥哥从里间进来，站在窗前，背著双手，凝望严寒漆黑的夜空，像在想什麽。他很少有閒暇站著发愣。姥姥慢缓缓地缝著讲著，忽然转脸望窗外，歎道：

「唉！听这电线让风刮的，悠儿悠儿地响啊！你妈那儿不定怎麽受罪呢！你妈那封信，我想起来就难受；住帐篷里，毛巾冻得邦邦儿的；饭刚吃两口就冰凉了。

穿著毛衣毛裤才敢钻被窝儿。唉！你妈受的这份儿罪哟！」

我们托著腮，出神地望著姥姥；仿佛这些话，仍是鬼故事的继续似的。

半天没人说话。电线的悠悠声，似乎在狞笑。哥哥依旧呆愣地望窗外出神。

「来，」他忽然转身对我们说：「咱们给妈妈写封信吧，每人写一篇儿，一块儿寄给妈妈，好不好？」

「对，让你妈也高兴高兴吧，唉！」

我们赶忙找出笔，认真写了起来。哥哥第一个写完，便把著刚上一年级的罗勉的小手，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

妈妈：

我真想您。我们都很好。我也会写信了。妈妈，我们盼您早点儿回来。

罗勉没几天，母亲回了信——

克、锦、文、勉：四个可爱的孩子们！

看到你们的信我哭了。你们四种不同的笔迹，我看了好几遍也看不够。尤其罗勉也会写信了。在我身边的杨姨，看了你们的信，也高兴得掉眼泪。我真想你们，可爱的孩子们，我很快就会回去的。你们不用惦记，我一切都好。罗克，你爸爸和我都不在家，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像个做哥哥的样子，有空帮着姥姥干点活，别让她生气。你是好孩子，应当做妹妹和弟弟的表率……

哥哥确实像个表率。放了学，他先问姥姥需要干什麽，然后才去做作业、复习功课。他开始练习洗自己和全家的衣服——家家没有这机那机，一大盆葬衣服泡在大铁盆里，微微有些驼背的哥哥，洗得是那麽仔细、认真。而我，也会帮助姥姥做饭了。那时我才知道——如何闷饭、烙饼、麵条、蒸馒头、做水饺……姥姥有著多少丰富的、书本上根本没有的知识啊！而这所有的传技，叫我受用了一辈子！

三个月后，母亲从密云水库回来了。她又黑又瘦又憔悴，但表面上，仍旧爽朗、乐观。仅允许歇一天，她又天天起早骑车去上班。既便在车间当钳工，她也蛮想得开，认为「省心」、「在哪儿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