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第一次被泼粪
他是向著更艰难的环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须自食其力、绝不能在家里吃閒饭。
那时，一九六四年，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比起他高中毕业时，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
他在「东四区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也有「出身」及「家庭成员及成份」等等栏目。
工作迟迟不分配，在家里吃閒饭的滋味儿不好受，他一次次地去催办事处：
「我家里太困难，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一边挣点钱、一边等分配，行吧？」
「工作？」他们终于想起了：「看传呼电话的老头儿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著？」
「行。」
哥哥没有虚荣心和架子。他看、送传呼电话也认认真真。儘管每月只有不到十元的收入，他却全部交给母亲。后又在换房站帮助抄过换房地址。不久，一个熟人帮忙介绍，去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整理图书目录。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借了大量的线装古书来阅读——一般人难于借到的。无论他怎样认真努力地工作，由于「政审」总不「合格」，总是转不了正，且被上面发话：两个「右派」的儿子、出身又不好的社会青年，怎能在市级单位的图书馆呢？甚至连推荐他的、那个早就认识他的图书老管理员，也受了批评。于是又仗曹泽涵父亲的帮忙，去「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所到之处，对他的工作无可挑剔；不仅如此，凡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能力与为人，只有竖大拇指。然而，这些机关单位，因他通不过「政审」一关，连临时工也做不长。
三年级下半学期，一开学才知，班主任朱玉成先生，不淮再当任何班的班主任，纸淮教泥塑专业课，而换来了极左的班主任——女共产党员李先生。
从第一次班会上，她就对我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顿——如何纸专不红、如何不与家庭划清界限、如何不遵守作息制度——她全知道，并说上一届班主任如何帮助学生不力。我才知道，朱先生竟因为对我的不狠，而被降为专业课教师！
我是那麽爱戴朱玉成先生，由衷地、从心底里热爱他、尊敬他。他开学第一天的教导、班会上每一次的教导、以及我们常去他宿舍找他评看我们的速写、他从来不嫌我们打扰他、那慈父般的交谈、画我们的人头像速写……他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师啊！竟然因为我，他被降了职！向上反映的人，也会说他纸鼓励我们「专」，而不是「红」。但假积极的都入了团，他还要怎麽鼓励呢？
校园里、楼道里，每逢我与他迎面相遇时，他立即瞅著地面、装不认识我、疾步走过，一句尊敬他的「朱先生」正硬在喉头，他便过去了。为了不让他担心我会打招呼，我也纸好装不认识他了。以前洋溢在他脸上的慈祥全不见了，即使和别的同学点头，他也淡淡的。
就在这「血统论」的毒雾里，在「阶级斗争」的大喊大叫中，人们的互爱、互尊，彻底地消失了。
不久，他的爱人（太太）马紫仙，在他的单人宿舍里小住了一阵，帮他办回了上海——上海也建立了「工艺美术学校」，他总算换个环境了。
当我正继续用「跳窗法」天天晚上去教学楼看书时，一次，著实让我吃了一惊。那晚，我正往盥洗室疾步走去时，楼道的尽头，一位男生恰好正从宿舍里出来，穿著裤衩背心，那迫切之态，显然是急于去上厕所。他远远见了我、一愣、却仍未停步；而他尚未走到盥洗室敞开的门前，我已然从窗户跳了出去。我虽然心慌，却也并未介意，那晚又继续看到一点钟才归——归来时，窗子当然仍在开著；
一楼，像往常一样沉寂。我又提著鞋、夹著书，悄无声息地回了宿舍，五位女生正在梦乡。
第二天全校便沸沸扬扬，说有人看见我从一楼男厕所窗户跳了出去。李先生找到我，冷峻地从眼镜片后面盯住我：
「真有这回事吗？」
「我是从盥洗室跳出去的。」
「不管你从哪儿跳出去的，都是严重地违反作息制度，这是不允许的！何况有人明明看见了你！」
「那人是谁呀？我能不能去问问他、向他解释一下？」
「他是谁，不关你的事。他看见了，他不会撒谎，这是人人相信的。撒谎的是你。你看的是什麽书？还不都是封、资、修的坏小说？」
「是坏小说，为什麽市、区图书馆都有呢？」
「都有，并不等于不坏，并不等于报刊上不批判它们。你不要求进步，走典型的白专道路，还严重违反作息制度、又不承认错误，要开全校大会，来点你的名！
你和生秉辛是怎麽回事？」
「生秉辛先生？」我懵了。
「他送过你一套《红楼梦》，放在你们宿舍桌上，有没有这回事？」
「有哇。」我仍发懵。
「扉页上写了什麽话？」
看来，有的同学早就向她彙报了。生秉辛先生，是位「右派」，教国画，并不教我们班。他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正当学生时，就成了右派的。由于本校初建、正缺师资，他便被分配来教国画基础课。直到三年级时我才认识他。因为染织班的齐晓丽（齐白石的孙女）与我要好，她暗恋与生同一宿舍的、水彩水粉画教师「右派」薛大祈，由于二位先生的绘画水平极高、又为人和善，齐晓丽每次去他们宿舍欣赏薛的私人画册，总要拽上我、才能给她自己壮胆。每次去时，生先生几乎回回都在，便也一同欣赏生先生的国画私人画藏；自己的父母又都是右派，自然对他们有好感。我讲话又从来嘴无遮拦，一天，不知为何说起《红楼梦》，我当著三人面便洋洋得意地说：「我要活在那时代，一定嫁给曹雪芹。再没钱，也不能烧他的书稿当纸钱哪。」说完自己也忘了。
十八岁生日，是一个人的大生日、标志著成人。而家里紧缩的经济、政治上又抬不起头，谁去隆重地庆祝？不过按常例，回家吃顿姥姥做的手抻麵——庆祝长寿就行了。但没想到生先生全记在心里，或许是齐晓丽告诉过他我的出生日期？这天傍晚从外面写生归来，同学告诉我：生先生送来的这套精装本《红楼梦》，已在桌上等我好久了。同学们怪怪的脸色，使我不明所以，打开扉页一看，才知一切——
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
一个羡慕曹雪芹的人一九六四、三、三十一面对李先生的质问，我能说出这「秘密」吗？连学生恋爱都禁止，又何况师生恋爱？再说，除了尊敬他，我也从未爱过他。我爱的是国栋啊。可我又不能不保护他。
「他说他羡慕曹雪芹，关我什麽事呢？谁知他是什麽意思呢？」
其实，自他送书之后，我再也不去他们的宿舍，这为什麽，连对齐晓丽我也没讲。就算他伤心，我也没办法。但李先生却说：
「遇罗锦，我发现你一向不老实！他是一个右派分子，在拉拢你、腐蚀你！他的题词，绝对不会像你说得那麽简单！你还包庇他！可见人人说你和他搞恋爱是真的了。」
说也没用，什麽我也不想再说了。那种落井下石、为了洗清自己不惜去诬衊别人、交代别人，我全家人都不会、也做不出；也不觉得那种做法有多麽聪明。
于是，这「铁打」的事实就这样定下来了——在全校大会上，教导主任点名说我「从男厕所窗户里往外跳、去教学楼看书——看的都是封、资、修的书。我们去附近的崇文区图书馆调查过了，遇罗锦一月之中，竟借过四十六本外国小说！……
包庇右派分子生秉辛，和老师搞恋爱！……给予口头警告！……」
「四十六本？」我暗想：我能看那麽快吗？那可能吗？我还要复习专业课、还要画画呀！如果说我总共借过四十六本，那还差不多，而绝不是一个月。因为更多的小说，是从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来的。
我深知自己不能再去教学楼看书了，原因还有另外一样——一定会有有心的男生，等我跳出窗外之后，把窗户全插锁上，我可就回不来了。
全校师生像开了锅，哄笑声、散会后的指手划脚、淫言淫语、投来的坏笑、眼中的邪光……没有一个人去看看，那男厕所的窗户到底能不能跳。没人给我一句公道的话。
就连这被议论被批评的人——我，都不知那男厕所的窗户能不能跳呢！无论如何，我得自己去考察一番。
但我绝对不能让人看见——以免说我如今跳不了窗、偏要去饱眼福。
中午，在大食堂就餐时间，是最没人的时候。週围没有一个人，我急急忙忙向宿舍楼的侧牆走去——那里一向没人路过，路面还不平，牆根及地面，儘是粗铁条、碎砖烂瓦。我面对一楼的男厕窗下，头须仰起，才能看见那大盥洗室右边、那豆腐块大的小窗——唯一的一个小窗。它离地面，至少有三、四米高，因为牆根是半米高的地基。我若爬它，事先必须登梯子、事后也得由梯子下，否则一定脚骨折。就算我非跳它不可，那麽小的豆腐块窗子，我也爬不出去。
我脑子里，忽然涌现出一幅极其荒诞、离奇的画面：男厕所的小门大敞，一楼所有的男生，穿著裤衩、背心，拥挤在门口，一个个张口结舌地仰头盯著我——梯子竖在窗下，瘦伶伶的我，正拼命想从那太小的窗子里爬出去……
还有比这更像童话的吗？——当人们幸灾乐祸、兴奋得像开了锅时，那被议论的人，反倒去考察那窗子能不能跳？
我凡人不理，仰头进、挺胸出，和任何人也不讲话。连齐晓丽我也不理。全校师生人品的品质，在我心里，只是突然地下降！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国民性、国民的品质与水平。
就连黎凡，也是笑著半信半疑、而不去实地考察一番。国栋，虽然没跟著哄笑，却也笑著一听、更为冷眼旁观、不敢接近我了。
生秉辛老师，也不淮再教国画，被贬到资料室去抄抄写写。薛大祈呢？我不知道。
小学的神圣、老师的神圣、同学们纯真的相互亲情，再也不会出现了。一切，都变得令人无可奈何。
就算再凡人不理、再装没事人儿，但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我想翘课。至于今后怎样，全然没想。我纸想翘课，纸想永远不去那个学校。
听说城郊办起了「电子管加工厂」，招收年轻妇女，纸做单一的手工操作，工资每月三十多元。而我们毕了业，算「技术员」，工资才三十二，第二年转正才三十七，老毕业生一直未长过工资。做手工活又怎麽样呢？画画可以作为业馀爱好啊。
我打点回家的东西——被褥先不能带，岂不太明显了？我带上油画笔、油画纸和油彩颜料、涮笔油等等。学校不学油画，我只是私下练习。画油画与水粉一个道理。我的水粉画曾作为全班范画，油画花卉与人物速写，也在全校的展览室里展出过。我的画作，与纪宝珠没法比——他是奇才，我连天才也不是；不过是努力跟上来的一个学生罢了。水粉画教师说我的色彩感特别好——纯白的石膏罎子，在我眼里是许多颜色；但画完之后的整体感仍是白色的。我从未想过当艺术家、画家、更未想过当作家、会写书，我只是稀里糊涂地过著，什麽计划也没有；要说有，就是现在想翘课。
我背上大画夹子、带上这些宝贝回了家，对父母说：「我的胃老酸、老疼，是学校的伙食太差了，天天是白水煮菠菜、老咸，又不吃米饭。」
母亲没怀疑，为我写了家长信，让我休息两三天，并嘱咐姥姥这两天做米饭吃。
「才两三天？妈，总得一週吧？」
母亲有些为难地纸好写了一週，并让我去看中医，说吃草药会见效快。无法，我纸好去看中医。
哥哥正在打短工。父亲译稿件，也是这月有一点、下月或许全无。我能歇一週，反倒自得其乐，喝完草药汤，马上便动手画油画——临摹一位苏联名画家的近作——一位二十来岁的农村妇女，脸儿红喷喷得像大苹果，笑容有如灿烂阳光。
我自以为临摹得惟妙惟俏。家里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油彩味儿。
我纸想吃大米饭、炒青菜，哥哥先奇怪了：
「米饭里糖份最多，糖一到胃里会变成酸，你不是胃酸吗？」
「反正……」我不知怎麽回答：「反正吃馒头才胃酸。」
哥哥不再说什麽。但他的话引起了父母的怀疑。我却一句也不讲学校里发生的事。
「先休息几天吧，」母亲说道。
第三天，我正在里屋兴致勃勃地画油画，同班的三位女生突然进了院子。
「李先生让我们来看你的，你怎麽突然没上课呢？病好些吗？」
我纸好回答会去上课。她们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谁也没讲我在学校里发生过什麽。
「罗锦，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母亲感到有些不对头：「再一年就毕业了。
四年，不容易呀。」她又说：「前途要紧哪。」
我答应明天就去学校。没人问我到底怎麽回事。我像哥哥一样不愿讲忧烦的事。其实，家里每个人都是这种性格。儘管我总希望能像姥姥与二姨那样，对母亲细诉衷肠，希望她全心全意地倾听、细细地分析、给我耐心有益的开导，但从来没有过。母亲一听我明天回学校，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翘课也逃不成，还要自己补上那几天的功课，心里好苦闷。毕业还要等一年多，怎麽熬哇？
六楼是学生阅览室，可以借阅各国名画家的画册，但不得带走。这天晚上我又去阅览，只有易先生值班。人不多，我找了静僻一角，坐下翻阅画册。这位意大利现代名画家我并不熟悉，当翻到一张黑白细钢笔画时，我的心，被紧紧地抓住了——这张小画是竖长方形，一处小山顶有个荒废的古堡，小山上长满了树丛、荒草，一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儿，懒洋洋地半躺在一块土凹里，搭拉著一条腿，正晒太阳。他半眯著眼睛朝下望——一位年龄更小些的女孩儿，在山坡上正歇息——也在向山下看著什麽。她那半伸著的小腿、那娇嫩的小胳膊、那过肩的、披散的长髮，有如一首细细的音乐。
男孩儿无思无求、懒洋洋的顽皮神态，女孩儿纯淨如水的外貌，阳光、寂静无人的小山、梦幻般的残堡，树丛、荒草、野花……一下子，把我带往久违的大荒园，似又听到那细远缥缈的二胡声……然而，这小画，比那更美、更令人神往啊！
这画里，没有吊死的老胡，没有王姨捣蒜般地磕头；没有姥姥口吐白沫的倾斜；没有天天要做的噩梦；没有被同学班会上的揭发和出卖；没有今天——我凄苦的处境。我多嚮往这自由、美好、宁静的国度啊！
我望著它、久久地望著它；想哭、哭不出来，又生怕谁看见我泪水盈眶，竭力地忍住了。
我太爱这张画了，从来没有这麽爱过！我希望它永远伴随著我、永生不捨弃它！若我太孤独、若我孤独得难以忍受、纸要我看看它，就会进入那梦幻世界，就会在梦幻里遨游、飞翔……我不能没有它，它是我心爱的伴侣、最最知心的人，我不能没有它！我太苦了！
我左右瞅瞅，没人注意，用自己的速写本一挡，轻而易举地便扯下了它——它粘得并不牢。我若无其事地又坐了一会儿，便还了画册。
我做事从不周密考虑，根本没想过资料室的老师早有经验，回回要做细心的检查。我把那小画用张白纸包好，放在木板床的褥子底下。
这易先生，本是我校的素描教师，因与第一届的女生王玛梨恋爱，被贬到资料室已多年。王玛梨因此被班会批判过、自己心绪不佳、患了肺病、休学多年，比我大七岁。三年级时，王玛梨因健康复学，成了我班的插班生。她成了全班的老大姐，尤其成了我的知已。但没多久，我在班会上一挨批判，她便揭发我的「反动」
言行——如何不认为右派父母有错，如何受了我的坏影响……以至班内的口头语：
「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说罢相视一笑，就指的她。而易先生也正积极入党，想早日脱离「坏人成堆」的资料室，再还原成素描教师。
第三天中午，我刚进宿舍，正发现王玛梨刚刚撂下我的褥子，她什麽也不讲、绷著脸、快步走出了宿舍。屋里没别人，我赶紧掀开褥子，小画还在、包画的纸已被揭开、压在一旁，我一手抓起它们、让褥子下面乾乾淨淨，一面将它们紧揉于手心中，一面便直奔女厕所。我将厕坑小门反插，不出声地立即将它们撕碎，用水冲了个乾淨。我蹲下解小手，又用水冲了一遍。待我回到宿舍时，王玛梨正和另外三位女生，站在我床边，褥子掀著。我看著她们、尤其是她：
「做什麽？」
「你销赃灭迹啦！」王玛梨说。
「什麽赃？我销什麽了？」
「资料室画册上的小画！我明明看见在你褥子底下的！易先生让我来查的。」
「你的同居未婚夫吗？」我盯著她：「你们俩商量好了呗，无故製造事端，好表现你们自己！」
这一句重话，竟然让另外几位女生，被我「拉」了过来，怀疑地瞅著她。
「哼！你销赃灭迹了，我要告诉李先生去！」
「我也正想去呢！你最好去告！」
李先生问我，由于我太理直气壮，她又无把柄，李先生半信半疑，我又说：
「如果我撕了画，当时还画册时，就应当查出来，为什麽过了三天才查出来？」
这句话，竟把李先生问住了。而王玛梨对我的出卖、揭发，也不见得让她喜欢，加上她和易先生过去的事、至今仍在同居，似乎也不便太向著她。这事反倒平安地过去了。
儘管错误全在我，根本不应当撕下「公共财物」，但谁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态？
我又如何不去「倒打一耙」？
「不管怎麽说，遇罗锦，你是没有进步的。直到今天，你对自己的错误根本没承认——和生秉辛搞恋爱、严重违反作息制度。你不承认，不等于这事就过去了。」李先生在班会上不止一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