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第二次离婚
「好，现在你谈谈吧，被告舒鸣，你的理由是什麽？」
「她说生活不幸福，这不是事实。我觉得生活很美满。」
「怎麽美满？请举例说明。」
「每次我下班回来，她都做好了饭菜，老是两菜一汤，变著样儿的做，用碗扣著，多晚回来也是热乎乎的。」
「这并不能说明美满，」区法院审判长达奇说：「和朋友、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块儿，也可以留饭嘛。你再想一想。」
「嗯……有一回，她喝棒子麵粥，给我留的肉和鸡蛋。」
「这还是没说明问题嘛。刚才原告说的你都听清了吗？她举的例子，我相信是真实的。连你也不反对吧？她说的你能理解吗？在精神上她感到很空虚呀！这还用编吗？生活里现成的事，一说不就说出来了。」
「编？什麽叫编？」舒鸣火了，「您这是什麽话？她怎麽才不空虚？要是她不空虚，咱们国家就完了！」
「你两次都没说清到底怎麽美满，」审判长镇静地说：「所答非所问。给你两分钟考虑时间，想一想再回答。」
审判长出去了。屋里静得出奇。舒鸣两手支著椅面的两个角，耸起肩，伸著脖，一动不动，眼也不眨地在苦想。双方的四位领导坐在我们身后，静悄悄地，连个咳声都没有……多不寻常的寂静啊——是否他们在替他著急？还是感到了我们之间无法弥补的距离？
审判长进屋归了座。
「想好了吗？」他拿起钢笔。
「想好了。」舒鸣乾咳了两声，郑重地说道，「她爱吃米饭。我老儘著她吃米饭。有一个月，我妈给了我们五斤粮票。」就像小孩子圆满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他微一偏头，挺放心地舔了舔嘴唇。
我使动忍住笑，肚子都快憋疼了。
「就这些了？」
「这还不够？」
「她说的还有那些不符合事实？」
「还有。」他坐直了身子，「她思想一贯反动，她想逃到外国去，和我离了婚，嫁个外国人。她为她哥哥的事往民主牆上贴过大字报，和地下刊物有联繫，她给他们捐过款，一次就捐一百八十元。她尽招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有一回我下班回来，看地上有烟头，我根本不抽烟，那烟头是谁抽的呢？白天我上了班，她招谁不行？那两次人工流产她是和谁睡出来的？希望政府调查。」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这看她自己老实不老实了。另外，她每月也并没挣那麽多钱，全靠我养活她。」
「说完了吗？」
「说完了，不，等我想起来再说。」
「原告，你还有什麽要说的？」
「全都是诬衊，可耻！请他说出时间、地点、人证和物证。据他这麽说，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
在离婚期间，也像与我们一生中不常见的利害攸关的重大时刻一样，是最能看出人品的。在区法院调查的过程中，随著舒鸣的每一次诬衊和造谣，我对他的幻想就要少一些，心里原来的负疚和有罪感就要减轻一点。虽然每次「过堂」都要生一回气，但出来之后，确实觉得他在做著好事；一点一点地正在把我解放。
五个月之后，当审判长达奇宣判我们离婚那天，我一点负疚的心情也没有了。
那天，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当我第一眼看见审判长时，就知道他和我在一同庆贺这个纪念日——从心的深处庆贺我们双方的自由。他穿著整洁的制服，那凌厉的目光使我想起了哥哥……是的，我已经接受了哥哥和他的审判！我庆倖自己能遇到擅于看透本质的审判长，宣告了舒鸣那些谣言与诬衊的破产，也相信自己从此一定会变得更好、更坚强。
自由了！整整十四年的「思想反动」所造成的最后一个枷锁，终于打碎了！自由了！可以重新创造新生活了！祖国，我一定要对得起你！
是的，今天，当我拿到了离婚判决书的一天，我才有资格给何淨写信。
何叔叔：
直到今天，我才有资格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了。严格地说，这是我写给您的第一封合法的、光明正大的信。
您到底有没有爱人，能不能肯定地、清楚地告诉我？并告诉我您和她的感情真相？
如果您有，和她感情很好，我的信就只当作废，并请您原谅。假如感情并不好，您又喜欢我，您就应当像我一样地争取合法化。
离家六个月，我多想得到您的爱呀！这六个月，虽然通过几封信，您可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半年中我设计了四件新产品。是设计室产量最高的，并得了公司的二等奖。通过哥哥高中的好友王学太的介绍，一家市委办的杂志正需要美编。他只让在市委工作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我就被录用了。您的回信是那么简短，甚至近于冰冷，但我知道您喜欢它们，我仍旧能从字里行间中找到快乐。每天下班，我都写作到深夜，来回涂抹、修改着「冬天的童话」。您说「报上不能连载了，过时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写到第十四遍才算满意。我要凭作品、而不是凭关系开拓一条路。像瞎闯一般找到了「土地」杂志的主编旭阳同志。没想到，他对这篇作品十分支持，一口肯定！我怎能忘记他的热情啊！只有作品是我的孩子，我真希望这样的「孩子」越多越好。这也一定是您所希望的。
当哥哥的光辉事迹真地出现在您的报纸上时，当「日报」、「工人报」、「晚报」……几种报纸都转载了「时报」的文章时，我心中的爱和敬怎么形容得出呢？全国性的宣传，离不开您的努力和力量。正因为报纸的宣传，才给「冬天的童话」开拓出一条路。我不会忘记旭阳的支持，更不会忘记您这位开拓者！
接到「土地」寄来的两本赠刊的当天，我立即给您和家里人各寄去一册。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不，是一颗心，是一颗多年奋斗的、曾几乎泯减的心所结成的第一颗果实。给您——是向您汇报这一年多我的「学习」成绩，是向您汇报我是如何爱您的——当没有您的支持时，照样出成绩了；我相信质量是高的，会赢得全国人民的喜爱——那是对您的最纯最好最高的爱。给父母——是我对他们的最大的孝心，是许多儿女想做却又没有能力做出的，而我却做出了，奉献给他们了，使他们没白养育我。在扉页上，我用彩色铅笔恭敬地题道：「亲爱的爸爸妈妈留念，女儿罗锦敬赠。」是的，他们看了，一定会感动得哭起来，一定会爱我的。因为，在作品里，我对父母、弟弟倾注了多少爱！而那些令我伤心的、有损于他们的事我却一概没写！谁看了不说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形象可爱呢？我们的感情一定会因此接近起来，融洽起来，消除以前的隔阂……一定的！
由于他们一直不同意我离婚，好几个月我没回家了。所以，为了叫他们意外地受感动，我把作品寄去了。他们一定会给我写一封短信，叫我回家去，因为他们暸解了我那颗爱他们的心……
隔天，接到一封信，是罗勉写的。打开一看，不由意外得愣住了。
「姐姐：我代表父母给你写这封信。我们看了你的作品，深感气愤。你是在用哥哥的鲜血修饰你自己！父母当初给你找对象，明明是救你跳出火坑，为你好，你却说为了全家！你给父母造成的坏影响，这就是你的孝心吗？……」
几页都是空洞的议论式的谩骂。天，我修饰什么了？他们「为我好」？……
做为有夫之妇，爱上了别人，这不是什么修饰吧？丢日记、进教养所也不是胡编吧？爱错了人，又抛了孩子，总不是什么美事吧？抄家时跪着，也不值得赞扬吧？……仅仅，仅仅写出了一件他们不愿暴露的事实——为了全家户口去自愿嫁人。何况这件事实，就在弟弟谩骂我的当天，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用自己的生命、青春、婚姻的不幸，换来弟弟的户口、父亲的避难所、母亲经济上的宽裕，结果全成了「修饰」！真亏他们说得出口！
我生气地给他们回了信，并退回了他们的信。在信中我说了边虹给我找工作如何没去的事，并叫他们回答。除非父亲连这事也一起否认！
发完信我是多么后悔——难道我还要搬出又一件事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吗？还有什么必要！他们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承认，我再搬出一百件铁的事实，又有什么用呢？
原本，我对他们的爱也只剩下一点点可怜的火花，不过想努力通过这部奋斗之作，使那一点火花尽力燃起来罢了。现在，砰然又一盆冷水，火花只好熄灭了。
不几天，又听杂志社的人说，书里涉及的几笔而过的一个「过场人物」，也向杂志社提出什么更正。原因是，这个人物联想过于丰富，因我在书里提到，在教养所队长搜出她的日记的事，她便害怕起来，生怕有一天别人又会抓她小辫子，说她在劳教时没改造好。由于她现在已官复原职，对以前的事就更怕人知道。哪怕这些事并没损害她，可她却早已得了政治恐惧病，并且为了证明没有那回事，又添枝加叶地说了我一些坏话。
人们，是多么怕人知道自己的一点真相啊！哪怕我怀着多么宽厚的心去写他（她）们好的一面，不愿揭他（她）们的丑短；哪怕那些事实本不应由他们负责。在生活中，谁都想知道事实和真相，总因週围的虚伪太多而痛苦。可是，一旦涉及到自身时，哪怕连个要饭的，大约也要顾全自己的面皮和「威信」。殊不知，威信绝非由遮掩和虚伪得来的。
这样一来，我倒实在后悔，本应在「冬天的童话」里实话实说，这才是对文学的忠实。而我那些好心的私念，实在是背叛了文学！没有任何亲人能胜过真实，我也只应当忠实于真实。
对家里人的那一点爱，就这样不复存在了。是那么无可奈何。是弟弟的信和我的一点爱心做了诀别。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响起了一个挑战般的声音：远离吧，那些不值得我爱的人！只要我活着，就要用哥哥留下的这支笔，撕去一切伪装！也许，我会因此受到恶人的报复，但我绝不后悔。因为从今天起，我才开始做一个战士。
这一个月，我又完成了一篇八万字的小说「今天的故事」。写的是一位女主角如何想结束没有爱情的婚姻，大胆地追求她所爱的人。您看看就知道了。这次是小说，有虚构，可不是让您生气的实话文学。现随信寄上，请提提意见。
想念您的罗锦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这时，达奇有一个新的想法，写了一篇「我为什麽做出这个判决」，打算投到「司法」杂志发表。因为在他审理和调解的过程中，区院内部也是两种意见：有的说我该离，有的说我不该离；有的说我是「陈世美」，有的说我做得对……因此，他认为我们的案件很有代表性，如果能引起讨论，势必能更好地贯彻即将制定的新婚姻法。何况，舒鸣给许多报社写信，骂我，也骂区法院，要求报社帮助解决。这些信都被报社一一转到区法院，这也是促使达奇写文章的一大原因。因此，当达奇徵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用真姓名讨论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愿意。」
家里人见到杂志上的讨论，自然更加气恼和慌张：
「还不嫌丑哪？还要宣扬出去？」父母说。
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道：「快快收回吧，叫他们不要讨什麽论了。『冬天的童话』使你刚刚在文坛上立住脚，你自己却又招人来议论你，有什麽好处？」
可我当时却看不到坏处：第一，实事求是的讨论能对我有什麽坏处呢？谁有理就说理嘛。如果真由于我的案子使封建思想少一点，即使别人把我议论死，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值得。至于什麽文坛，我从没想过当专业作家，又不想高攀什麽、去立意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因为，声誉绝不靠保，而是靠历史的评价。第二，舒鸣上诉到中院，是否能遇到达奇那样的审判长，尚不一定，说不定不会判离，要紧的是让舒鸣腻烦我，觉得我「不可爱」才行。在区法院他虽诬衊了我，归结还是一个「爱」字，不过是他「爱」的又一种表现形式罢了。他很好面子，最怕「家丑外扬」，因此索性来一个全国性讨论，让他出出大名，实在觉得我使他头疼，不如早离了好，才是上策。
达奇的做法，我怎能不欣然接受呢？
由于舒鸣向我无理地要一年的饭费，区法院在判决书上予以驳回，他不服，便在宣判后的十天之内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由中院审理此案。区院给我寄来了他上诉中院的複写件。
现在，他成了原告，我又成了被告了。
最出乎意料的，是舒鸣虽然扣了我不止一个「流氓作风」问题的帽子，却从始至终未提过何淨一字。是他忘了？还是压根儿——真的不相信我会喜欢老年人呢？
他多麽「瞭解」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