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回家
火车在飞驰，三年的劳动教养生活结束了。车轮那隆隆的节奏声使我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悲。
车窗外一片严冬的景象，广阔的平原白一块、褐一块，田野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气，灰色的座座村落向车后闪去，七○年——又是一个冻结的冬天！
我被划为「二类」，即介于「敌人」与「人民」之间。理由是：「不能大义灭亲，有些问题未交代清。」早知如此，何必又常写彙报自己思想的条子呢？想想自己是多麽愚蠢，多麽糊涂啊！我没出卖过别人，但却勇于出卖自己。哥哥，就连自己也不出卖……「划类」——是中共人为製造敌人的又一手段。不管你是否解除了劳教和刑期，你永远有「渣儿」
，包括每个人的后代。
回家了、回家了，我多想家、多想哥哥啊！我盼望早一分钟到家——那三年来搬了不止一次的家！
……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看看手里的信封，再对对门上的号码，心怦怦地跳了。左右没人，公共楼道里好静啊。我想敲门、又侧耳听听。
「咚咚咚」——伴著心跳，我敲出这决定一切的声音。
门，悄悄地开了条缝儿；忽又停住。看不清门后是谁。纸恍惚看见黑昏中的一隻眼睛，纸见这隻眼睛越睁越大，随著门猛地敞开，迸进我耳中是惊喜的一声：
「姐姐！」
我一脚跨进去，罗文随手关紧了门。
「爸爸，我姐姐回来了！」在窄小朦胧的过道里，罗文激动地挤过我身边，向那射出亮光、半敞著门的屋子嚷道。
望著屋里的这位老人，我不由愣住了。难道，这瞪著混浊的眼睛、衰老不堪、惊疑地望著我的就是爸爸吗？
「爸爸！」我叫道，连罗勉招呼我都没听见。
父亲半信半疑地望著我，瞪大了混浊的眼，两手还握著烙饼用的擀麵杖和切菜刀，突然哇地一声、哭著瘫坐在地上了。
「爸爸！」
「爸爸！」
我和两个弟弟吓了一跳、慌忙去搀扶他。但他悲号著、妻楚地摇摇头：「让我哭个痛快吧……」
纵横的老泪，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淌流。他这突然的瘫坐，把我三年来思家的心绪都吓跑了。
「姐姐，」罗文埋怨道：「你怎麽事先也不来封信？」
「高兴得顾不得了。昨天才批淮的。」
「打个电报也好哇。」
「乐得什麽都忘了。」
父亲哭得好了些，我们将他搀扶到椅子上。
「孩子，你回来也不说一声儿……」他不住地擦著眼泪。
我走到姥姥的床边——她病得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半天才认出我——眼睛像似一半失了明、一片灰浊。她只是哀慽地微微点了点头，又闭了眼睛。
「批了你几天假？」父亲问。
「十天、十天呢！过几天就是春节啦。」
我掏出农场开的证明，放在桌上。自从清河农场疏散人口后，未期满的劳教人员，一部分解往河北沙河县的留村农场了。若不是以姥姥病重为由，农场怎麽能批呢？期满就业的人，有多少人都没回过家呢！
「唉！」父亲歎道：「一场梦啊……」
「我妈好吗？还没下班？」
「快了，姐姐，」罗文说：「要是一会儿妈妈回来，你千万先到南屋躲躲，不然——」
「知道了。」
「唉！」父亲仍不住地擦眼角的泪水：「一场梦！」
「其实，」罗文愤愤地说：「我姐姐算是什麽思想反动？」
「小点儿声儿吧！」父亲叮咛。
「姐姐，」罗勉问：「农场里的生活怎麽样？苦吗？」
「一言难尽。哥哥怎麽样了？哥哥？」三年来，我最想问的就是这句话。
「真担心哪。」父亲眨巴著发红的眼睛、咽了口唾沫：「唉！上一批在体育馆判决，不知为什麽单把你哥哥拉走了……佈告上没有他。」父亲直直地空望著地面，摇摇头道：「我一睡觉就梦见他……担心哪！」
「拉到体育馆，咱家看见了？」
「不让看。」罗文说：「我头几天才从陕西回来的，罗勉早几天。前天又公开批斗一批政治犯，就有哥哥。咱们家的人不许出去，天天有人监视。」
「有一个和爸爸一块儿扫街的老头儿，」罗勉接过来：「偷偷告诉爸爸，说他看见哥哥了——全戴著手铐、脚镣、五花大绑。可能勒著什麽，谁也喊不出声儿。
他说哥哥的脸又黄又肿。两个警察使劲按著他，他硬不低头，一个劲儿往上挣、挣……」
好一阵谁也没有说话。我流泪看著那陈旧的老挂钟，滴滴塔、滴滴塔……仿佛勒子在勒著我们自己的咽喉。哥哥死不低头，他那虚弱的身体，拼死地向上挣、挣著……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担心哪……」父亲歎道。
我含著泪，环视著屋子——除了一张破桌、两隻旧木箱外，家里什麽都没了。
仅仅离别三年，原来的家没有了；父母想躲开当地的监视，和本厂同事换了房子。
一点儿原来的迹像也找不到了，哥哥的小屋也灰飞烟灭——那神圣的、橘黄的灯光啊！家被抄了起码四、五十次，父亲说，抄的抄走、卖的卖掉，能够维持下来，就不知有多难了。
爸爸咳了咳烟斗，迟缓地站起来接著去烙饼。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个子也像矮了一截。他慢腾腾地擀著麵饼、忧鬱地摇头歎气；我望著这极大的变化，真有说不出的悲哀。
突然，隐约地听到敲门声。
「妈妈回来了！」罗文、罗勉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姐姐，快、快去南屋等著！」
我窜进南屋、关上门。将右耳紧贴在冰冷的门上——啊，这熟悉的脚步声是妈妈的！她那矫健的步伐、微微左右晃动的男人般的风姿，清晰地在脑海里晃动！这几年，母亲的年月何等艰辛啊！从五七年直到今天，不，从父亲离家以后，十几年来，都是靠著母亲那快健的步履、那禁得住摔打的身躯，为全家的生活操劳、奔波！我和哥哥，又给她添了多少忧愁！给了她多少罪名！她老了吗？头髮白了吗？
精神还好吗？我多想早一分钟见到她！
一切又沉寂了，听不见动静。屋内的寒气不由使我打了个冷战。十冬腊月，这屋竟连个火炉也没有。写字檯没了，玻璃书橱也不见。一角，除了两三隻旧皮箱撂在一起之外，只有一个自搭的不宽的木板床。北风在窗外呼号，凛冽的风撞著玻璃。玻璃窗挡著半个窗帘——一位鼠脸妇女，正趴著玻璃向内窥望，一见我，立即躲开了。
北屋为什麽还没动静？我忍不住将门开了一条小缝、越开越大，纸听飘来了惊讶的一句：
「真的？罗锦回来了？在哪儿？」
我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离开这冷酷的冰窖、奔向温暖亲爱之乡——「妈！」
「孩子！」
我抱住母亲。她茸茸的头髮蹭著我的下巴。母亲抽泣著、竭力让自己儘快平静……我只是抱住母亲、无言地流著泪水，想不出任何话语来安慰她……
晚上，罗文、罗勉去冰冷的南屋睡觉。我和父母睡在一个仅够三人的木板床上。暗淡的月光，映著姥姥那无法痊癒的病容；映著爸爸那做著不祥之梦的脸；映著妈妈那浮肿的闭著眼的面庞——孤寂的月光，把夜空的星星都吞没了……我睡不著。
「谁敢和我辩论？」——仿佛我又看见了三年前，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跃就跳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指著身后、我和他花了几天时间用毛笔抄写的《出身论》，呼唤著谁来和他辩论。他那雄辩的口才，把那些貌似折衷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今天听罗文、罗勉说，《中学文革报》的文章，正面的、反面的，都是哥哥一个人写的、下班之后，一气呵成地赶出来的；每一期报纸，人们抢购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
「北京图书馆每期要十分，」罗文说：「他们保存著。」
无数次的抄家，家里竟连一份原件都没有了。
「有一天，人们一定会重新看到的。」……
我轻轻翻了个身，生怕发出声响、弄醒也许睡著了的母亲。她面朝我躺著，像是睡著了。月光下，她那浮肿的面庞淡淡地发著青光；她那稀疏的、被红卫兵剃过不止一次的短髮，茸茸地还没有长齐。她虽然纹丝不动，我却相信她没有睡著。我睁眼望著她，一心要把母亲的全貌永远留在心底。往事，又把我带到那可怕的一天……
在拿枪的红卫兵的监督下，我去给母亲送衣物。他们领我来到一片杂乱空旷的场地上，四週围著双层铁丝网。我举目四顾，既无房子、又无人影。
领我上这儿干什麽？我正暗自奇怪，忽然，从眼前那块微凸的地里冒出个人来！那正是母亲！我的心猛跳著：「妈！」
使我惊恐的，不是母亲那死样的、灰白的脸和乱呲著的短髮，却是我从未见过的、呆滞而没有生命的眼神、迟缓的脚步和怯怯无力的话语：
「孩子……我不要东西啦……你拿回去吧，我叫你来……是叫你把这表带回去……」她摘著腕上的手表。
我刚要去接，猛然省悟过来，急切地摇摇头、大声说道：「妈，我不拿！您要坚强，妈！刚才我去看我哥哥，他在学习班精神挺好，还跟我咯咯地笑呢！他让我嘱咐您，一定要坚强，妈！不会总这样，以后会好的！妈，您千万别寻短见啊！」
我说不下去了，咽了口唾沫，愤怒地扫了週围扛枪的人一眼，又说道：「妈，一会儿我就上市委告状！您犯了什麽法？他们凭什麽这样对待您？」
「孩子……」母亲哭了，直到这时她才像有些知觉：「看不见呀……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又黑又潮……睡在两捆稻草上……看不见呀……，手表，你还是带回去吧。」
「我不带！」我把表硬给她戴在手腕上。母亲只是低声悲泣著，听凭我的摆佈。我把那几件衣服、毛巾被，一股脑儿全塞在母亲胸前，将她另一隻胳膊弯过来，让她抱住它们。
「妈，别哭了，我这就去市委！」
……市委大厅里，告状的「牛鬼蛇神」坐得、挤得满满一地，他们连家都没了、被扫地出门，纸能挤住在此；人声鼎沸、挤都挤不过去，连脚都不知往哪儿下……人们满怀希望而来，久久地等、久久地盼，就算终于有个公务员与你谈了话、记了些什麽，又有什麽用？而母亲却因「告状」这句话又挨了一场好斗！今天才知道，当同学们把我扭送公安局那天，哥哥离开那「虎口」之后，一心要救我，回家找了些人，要将我抢救出来，但他们到了那里，才知我已被带往监狱了……那以后，哥哥被公安局盯梢半年多。那天早上他去上班，有人让他去保卫科一趟，他刚到门口，几个公安大汉便从屋里猛窜出来，用电棒毒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先让你尝尝厉害、给你个下马威」，这就是公安的捕人惯例。这叫什麽国家呀！！……家里六口人各个被专政——我被教养，哥哥被捕，罗文、罗勉被关在学校，罗文还被关在半步桥监狱——捕前也被毒打，妈被关在工厂地牢，爸爸在街道被监督，病重的姥姥，被二姨父接了去。家里，竟有三个多月空无一人！
三年后的今天，除了哥哥，我们又团聚了……哥哥那倔强的、虚弱的身体怎样费力地向上挣、挣，绝不低头的超人的顽强，面对死亡，他至死不屈……热泪，在我心中滚流、滚流，我怎能睡著？这是怎样的不眠之夜啊……
「妈，咱们家怎麽什麽都没了？」第二天我向母亲：「什麽像点样的东西都没了？」
「唉！多少次抄家都不说，」母亲道：「这最后的一抄，竟是你爸爸抄走的。」
「我爸爸？」
「为你爸爸的事儿，丢了足有二百多块钱的东西呀！」
「怎麽呢？」
「你爸爸老挨斗受气，整天扫街分文不挣，就想躲开这儿。北京压力太大、咱家经济上又紧——我工资扣到才五十六块钱。你爸爸就想去外地找个事做。写信求了东北营口市、你戴叔叔帮忙。人家还真替他找了个挺好的事儿——在一家国营大公司当工程师。局长一听你爸爸的技术，又日本留过学，还真重视，工资暂定一百三，一去，就跟技术科长先出趟差——你看多重视吧！我的意思，你爸爸就应当把户口带走，到那儿一落，成了正式职工，心里多踏实呀！不听，他非要先去看看、然后再叫我把户口寄去。唉，拧不过他呀！这还不说，他可就来了神气喽！衣服、行李、用的、使的，都要最好的。仅有的两条毛料子裤，我那床捨不得用的缎子鸭绒被，都得带上；衬衣半旧的、补过的都不要，得全买新的。连暖水瓶都得带、还嫌旧、纸好买了两个铁皮印花的。鞋不行，又买了双皮鞋。咱家什麽境况呀！到那儿有了钱再买不行吗？拧不过他呀！人到了那儿，一看，觉得蛮不错，来信叫我把户口寄去。这一寄可就糟喽！公安局早就盯著咱家一切来往信件哪，一个大活人本来就没了影儿了，又寄户口？一下就给截住了。我这边连影儿还不知道，那边早就去了北京公安局和咱们街道派出所的人。从出差地点把你爸爸抓回来了——『逃避运动的反革命家属』，罪上加罪！直到把你爸爸扣进街道派出所审问清楚了，才通知我。我才知道原来他都回来好几天了！那些行李、东西呢？由押他的人给捆了捆，说是寄回来了，可至今也没收到哇！都四个月啦。算丢了，或是叫谁贪污了。
上哪儿找去？唉！摆什麽谱哇？没见他那麽可气的了！还有哪——同意他去的工程局局长，受了处分；戴叔叔也受了牵连——一家子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父亲吧塔吧塔地吸著烟斗，既像听、又像没听，好像母亲讲的全是另外的事。
我纸暗自奇怪，能干豁达、有如大丈夫的母亲，为什麽事事拧不过沉默寡言的父亲？
「这还不算，」母亲说：「还有比这更可气的哪，就是上个月的事！」
我瞧著母亲，等她说。
「有几天我下班回来，」母亲道：「天天看见地上有烟头儿——不是过滤嘴儿的、就是『大前门』的，烟头还挺老长，就给掐了。嗯？奇怪呀？有一次我就问你爸爸，你爸爸说，是房管局来人检查房子时抽的，我也没再多想。谁想有一天我一回来，罗勉就生气地告诉我：『妈，今天我闲著没事儿，想翻翻英语大辞典看看，一瞧，几本书后头藏著两条大前门，字典里还夹有两张收据。』什麽呢，罗锦你猜猜？你能不能想像，在咱家这麽困难的情况下，你爸爸还和咱们藏心眼儿？两张收据，都是半年前，你爸爸译的最后那笔资料费——一张六十元、一张七十。我天天上班、你们都不在，你姥姥病得糊里糊涂、药都吃不起，你爸爸敢情取了钱自己收起来了！白天罗勉问你爸爸是怎麽回事，你爸爸支支吾吾还不承认。晚上我回来一听这事，才想起那几天地上的烟头儿。一问，你爸爸这才承认，敢情那一百三都买了好烟抽了！说什麽『心里烦的』！罗锦，你说可不可气呀？罗文、罗勉在那穷山沟儿，连邮票都买不起，我得月月寄钱。你姥姥连医药都吃不起。我跟他这辈子算倒楣到家啦！罗勉气得说：『爸爸，您太自私了！』你爸爸还不爱听！唉！我早想了，他要是一旦有了钱，马上就不是他了，还得找那边虹去。我活著，他就吃累我；我死了，他照样活得挺好。这辈子的罪孽何时到头儿哇！」
奇怪的是，母亲哪怕气得心跳，也想不出「自私」这个词来。奇怪的是，虽然我也气不愤，却什麽也没说，也无从去恨他。或许我们总看到父亲更可爱的一面——耿直、不会害人、细心、温和。假若母亲换了边虹，我敢肯定，父亲会把所有的钱给她、由她支配，哪怕自己抽一毛钱一包的苦烟丝。
我不记恨他，只是心里觉得很苦——母亲的命苦、我和弟弟们不能自立的苦、不能扶助母亲的苦、姥姥病痛的苦、对哥哥的性命日夜忧心的苦、家里破败气氛的苦、父亲那分秒不停吸了喷、喷了吸、劣等烟味的苦……外面的苦不算，我家内核也是苦的。而这苦，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是和社会无关的。
母亲去上班了，罗文、罗勉去找同学。我用温热水给姥姥轻轻擦洗脸和手，用些香皂给她洗淨。她的头髮油腻腻的，我将旧毛巾围住她的脖子，给她用肥皂洗头，用乾毛巾拭乾。
我掀开棉被，发出久已不洗的一股难闻气味。趁屋里人少，我换了热水，垫上毛巾，给她洗淨下身并换上乾淨的衬衣。这时，我真的恨爸爸，他远不如二姨父疼爱姥姥。他天天、分分秒秒喷云吐雾，一点也不去照顾姥姥。而爱乾淨的姥姥，多希望有人给她洗洗、让自己舒服些、却连句话都说不出。姥姥的眼神高兴多了，嘴喃喃地想说什麽，……姥姥，我若天天在您身边可该多好！父亲不语地看我做这一切。
「你走了之后，」爸爸抽著烟，像想起什麽：「你一个小学同学，叫淮淮的，来找过你。」
「淮淮？什麽时候？」
「你关进去了。还在果局大院呢，他来了，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也不敢告诉他你的情况。」父亲又装一锅烟末点燃：「他说要去农村插队了，来向你告别的。」
「您怎麽不告诉他呢？」
「咱家这麽乱，又不认识他、又从没听你说过，谁知他是谁？他走的时候，看得出挺失望。」
我不语。能说什麽呢？——初三一年、美校四年、工作一年，整整六年，他竟没忘了我！总以为他在男女合校，定会有女朋友了。北海、团城，我对他上不了大学的担忧，果然应了真。六年，我们没来往、没音信，而他，竟没忘了我！我应当去找他吗？还是应当去找国栋？都不行了。我不是农村插队青年，而是有「政治问题」、属于「二类」的就业人员——在那监狱般的农场里。我什麽也不能想。
突然，门外响起铿铿的皮鞋声，一位警察推门进了屋。
「怎麽？你叫遇罗锦吗？」他约莫二十多岁，目中无人地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一手用力点著我的证明：「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这算什麽理由？这点理由就请十天假？你们三个都这时候回来，遇罗克在全市轮流批斗，难道，你们要回京劫狱吗？立刻回去！遇罗文、遇罗勉也必须回陕西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说著，那位鼠脸妇女——街道积极分子，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坐在床沿上听。她挑起眉，用不屑的目光，悠然向我们一扫；从烟盒里摸出两支过滤嘴烟，递给小警察一支。
「他们才回来三天呀！」母亲说道：「陕西的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他们连过冬的柴火都没有，您叫他们回去怎麽过冬呢？过了春节吧。」
「春节？春节是给人民过的、不是给反革命过的！你们家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警察道：「我不管怎麽过冬，老乡们也没冻死嘛！回去，都必须回去！最迟不过明天上午！到时候我们来检查！不服从命令，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瞧瞧你们这一家子，」鼠脸妇女煞有介事地说：「哪个不反动？你们的儿女思想反动，与你们做家长的有直接责任！尤其是你，」她脸转向父亲：「长期以来没有正当职业，给你的儿女灌输什麽思想？让你儿子写那大毒草文章，闹得满城风雨？还传到全国各地？他在狱中气焰嚣张，与你们做父母的有直接关系！后天下午三点，街道开全体大会，遇崇基，你要好好检查你对子女的影响问题，都给他们灌输了什麽？上次你作得不深刻，后天，再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一直到革命群众认为能过关为止！」
「听见了吗？」警察再一次说：「如果明天他们三个不走，后天下午，你们全家五口，一起上台接受群众批斗！」
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就走。家里一个钱也没有，任何亲友都不再与我们来往了。
由于父亲去营口，母亲还欠著向厂里借的钱，月月纸发半薪。我和弟弟们决定扒车。
午饭后母亲要上中班，到夜里才能回来。临走，她交给我一元钱道：「孩子，没钱吃饭也得照张相。今天你们三个，千万照好著点儿……」
「妈，您下了班，我们的火车已经开了……」
「我不能送你们了。让你爸爸给你们烙几张饼。千万把相片照好著点儿。别送我，回去吧，免得街道积极分子又看见。」
母亲克制著心酸、戴上老旧的「男人帽」——为了遮掩那被红卫兵剪得长短不一的头髮，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冲出门，扶著公共楼道的楼梯扶手，向下张望，母亲已走在下面；我们飞快地转身来，奔到二楼公共走廊的矮牆，等著母亲出现——呵，她那微微左右晃动的步伐、她那丰腴、平展展的后背，她那男人般的风范和气度，隐藏著多少政治上和感情上的不幸！
晚饭后，天终于黑了下来。
「去吧，这时候行啦，」父亲鬱鬱地吧塔著烟斗：「天黑了别人不容易看见。
别一块儿出去，一个一个下楼，不然让那积极分子看见，麻烦又大了。连她孩子也学会了这一套。」
两个弟弟一先一后地走了。我坐在凳子上，望著老挂钟，在滴塔、滴塔声中等待著。那是多麽难耐的五分钟啊，像有五年那麽长……我纸感到没有生的权利的痛苦！我捏著手里的一元钱，像紧捏著虚伪和黑暗的脖子。我多想把这一元钱狠狠扯碎，掷向封闭、苦难的夜空！我多想在天地间大声疾呼，让这掷去的碎币纸片，击垮那些披著「革命」外衣的魔狼！
我们像「窃贼」一样，不敢开楼道的公共电灯，在灯火通明的「三里屯大街」
上，在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的阴影里，像「地下党」般地相聚了，一起朝马路对面的照相馆走去……
一切行装都准备停当——三个破书包里，各放著几块补丁布、水碗、一块肥皂和够吃三、四天的烙饼。
就要离开了，这日夜思念的、却一点儿也不快乐的家啊！
我和弟弟们坐在凳子和小板凳上，看著爸爸，专注地听他翻来覆去的嘱咐——
「记住了吗？万一以后全家失散，千万记住，每逢阳曆一号和十五号，到各大街、各大路口、人多热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寻人启事』，同时别忘了，也贴上自己写的『寻人启事』……你哥哥的名字，用『霞』代替，万一他有不幸……我，我就写『霞回老家去了』，记住了吗？」他吃力地说出这句话，他真怕有一天会写这句话啊。因为我们的家信，往往已被「领导」拆看过，怎能不编代号呢？
「记住了。」我们发呆地回答。
「千万把那些老朋友的地址保存好，什麽都丢，这个也别丢。现在人家虽不和咱们来往，人家也准是倒了楣。一旦全家失散，也许能从他们那儿，间接知道咱家人的地址。记住了吗？」
「记住了。」
「如果以后有什麽事我给你们打电报，凡是下边的落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一定是反意的、一定是街道或公安局逼著我发的，或是不敢明说，不得不用反意来告诉你们；如果落名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就是正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们又一次专心地回答；仿佛父亲再嘱咐一百遍，我们也听不腻似的。
我突然明悟了，什麽才是亲生父亲的真情——那是任何继父所代替不了的。父亲的千思熟虑，正是他对我们的骨肉之爱啊！
「要是人家轰你们下车，」父亲又叮嘱道：「可千万别跟人家犯态度啊。」
「我们都记住了，爸爸。」
「唉！走吧！」父亲难过地眨巴著发红的眼睛。他磕磕烟斗，站了起来。
姥姥昏睡著了。我们站在她的床边，握著、摸著她的手，心里向她道了别。
我们各自背上鼓囊囊的书包，轻声说道：「爸爸再见！」
大家有意将步子放轻，穿过黑暗的过道。
我们向楼梯走去，而爸爸就站在公共走廊齐腰高的矮牆边，盼著孩子们在楼下出现。
群楼挡住昏暗的路灯，楼下和楼上模糊一片；四週的高楼像是魔鬼，威严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我们抬头望去，向俯身望著我们的爸爸挥手告别——纸见他探著身子、一手扒著矮牆、一手扶著眼镜，尽力目送我们远去……走了两步，我们又回头看看爸爸，他依旧是那个姿势，只是身子更向前探。我们三步一回头、再有一步将拐过楼去，前面就是灯火通明、车辆飞驰的大街。我故意走在弟弟们背后，最后望了爸爸一眼——呵，在那朦胧的光线里，在那昏黑的群楼中，父亲拘偻著身子、奋力向前探著、脊背弯弯地呈现出弧形；他一手扒著牆头、一手扶著眼镜，那活生生的轮廓、那黑糊糊的色调，像一幅绝伦的木刻，紧紧地扣住了我的心弦！
三个年轻人像脱离了苦海，漫步在灯火辉煌的大街；穿著破旧的衣服、背著鼓囊囊的书包，大声说笑著、怅惘著、回忆著……就连提到受苦受难的哥哥，也是那麽兴致勃勃、充满生气！仿佛这欢愉的心声，能顺著清新的夜风，飘到哥哥的死囚牢中！
「姐姐，马路上的行人，直看咱们。」
「让他们看去吧，让警察和便衣随便去听吧！」我挑战似地大声说：「要是因为大声说话也会被捕，那让他们逮捕吧！我们终于脱离了那沉闷的家，那苦海了！」
我们隐隐觉得，彼此都有一种轻鬆和解脱感，只是谁都不愿说出来。仿佛我们早想离开那个家，却又觉得不合情理；直到被轰走时，才感到离开它的快乐。不管这快乐的实质有多麽悲哀，但终究是快乐。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家庭的「内核」——没有扶助、没有爱；只有父母各自对孩子的那一点期望。而即将被枪毙的哥哥、已成人却不能自立的我和弟弟，又使父母那一点渺茫的期望濒于绝境。
灯火通明、群星满天、天上的星河璀灿一片。我望著那瑰丽的西天，心里想道：看天上的这些星星，它们之中也有近似地球的怪事吗？它们也利用出身来压迫人吗？它们到达了理想的社会吗？那个社会是什麽样？我多想坐著太空船去看看……大块的浓云，聚拢得像一隻隻黑色的天鹅、似欲翱翔远去……我沉浸在幻想中，仿佛身体轻盈地升上了天空，溶到黑云里，变成了一隻黑天鹅。我搧起翅膀，一直朝死囚牢飞去……呵，那不是哥哥吗，被斗了一天的他，脸青肿著、血迹斑斑，戴著沉重的镣铐，像铁塔似地立在双层铁窗前，正悲愤、渴望地向夜空凝视……我从天空俯衝下来，一把抓住铁条，用有力的嘴，一根根啄断它们！
「快上来吧，哥哥！我要背著你，用巨大的黑色翅膀，和你飞到遥远的天边，一直飞到没有压迫、自由、快乐的地方去！」
啊，我是多麽神奇地把他救了出来！
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枯燥的火车节奏中，旅客们在昏昏欲睡。有人下车，我和弟弟们终于都有了座位。我朝前后望望——他俩的头垂在胸前，随车摇晃。我不敢睡，生怕列车员半夜查票。万一如此，我们纸好马上躲到餐车或厕所去。灯光微弱，窗外是望不到头的漆黑，原野也沉睡了。
人人的头耷拉著、歪垂著、晃荡著……我睁著眼，回想著家里的一幕又一幕……我应当把它们记下来，免得忘掉细节。有一天，它会是一本书，也许，是死后才能发表的一本书。
我找出一张破纸，那纸绉小得没有形状，这倒正中我意，我再不想写在本子里。万一被人发现，以为它是什麽废纸才好。我将它展平、铺在膝盖上，用我自己懂得的「缩记法」，第一次写下了《冬天的童话》的片断……
邯郸站到了。我将弟弟们摇醒，悄悄告别。在忙乱的人群中，我下了车。正前方是检票口，我往左侧走去，一溜、溜到了木栅栏边。真巧，一丛树后，竟有二、三根折了的栏杆。
我一钻便出了站。弟弟们肯定正惦著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车还没开，我匆匆跑进候车室，隔著巨大的玻璃，一眼望见他俩正紧贴著车窗玻璃张望。我站在检票口边，拼命地摇著胳膊、大声喊著，检票人以为我是在送人。他们看见了我，频频向我摇手。火车启动，载去了玻璃上紧贴的头影，载去了我对弟弟们的爱……
天色大亮，我已下了长途汽车，背著书包，大步地走向七里外的「留村农场」。那书包里，第一次有了分量——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