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最后一夜
亲爱的岩岩、傻胖念旬：
我现在在济南至青岛的火车上，给你们夫妇写这封信。我应当向你们大概述说一下自从与你们分手后的情况。
九月二日下午四点多钟，我和傻老元来到了济南。当时正下小雨，他的妹妹凤鸣与几个同事、朋友，早已在站台上等着我们，用熟人的小吉普车把我们接到家。婆母和妹夫正在摆饭，好一桌丰盛的饭菜！妹妹让我们去新房看看；这是一间十三平方米的老式北房，墙壁粉刷雪白，大床、新缎被以及济南的亲友们送来的礼物，摆满了屋子，琳琅满目。
然后全家吃饭，一道又一道的菜，妹夫做饭的手艺尤其高。饭后，客人们都走了，我们把给母亲买的蛋糕、糖，以及给妹妹买的衣料，给她两个孩子买的衣服，一一送给他们。母亲又拿出她多年来为儿子积攒的衣料及一些钱，给了我们，叫我们做件衣服和零用。此后这些天，我和傻元元在济南市的各名胜公园玩，妹妹和妈在家做饭。我也尽量找些家务活干，总之处得很融洽。
这一家人对我的器重是我半生以来所未曾尝受过的。虽然我结了三次婚，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结婚，第一次像一个新娘子。他们并没有铺张，也没有浪费，只是尽其所有，实在让人感动。这是一个清贫的家庭，母亲退休费才三十七元，妹妹、妹夫工资也不高。公公早年因破产，逃往台北，至今尚无音信已有三十多年，母亲将一儿一女带大，还要服侍老奶奶（已故），实在不易！
岩岩，我最想念的好朋友！这敦厚善良的一家，用无言的盛意给了我一场教育，使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心地淳朴的母亲对儿子疼爱的心，一个开通而清贫的人家，如何竭尽全力去使别人幸福。这在我过去，是没体会过的。他们一家人全看过「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
（「春」是妹妹在济南想方设法找到的，我没好意思寄给他们），竟然对我没有一丝不满和怀疑，不但不问过去我的私事，反而对我加倍尊敬和器重，实在难得啊！
济南母亲对我们的疼爱，绝非表面一时的热情，而是不声不响、细微的。这些疼爱，在信里是说不完的。此时在火车上，我一面写着，禁不住热泪横流；虽然对面的旅客直看我，也顾不得了。
北京的父母、两个弟弟，也对这位新添的「右派」很喜欢，他是第一位可以称为「姐夫」的人，也是父母理想的女婿。我们家已经三个「右派」了。
这次成家，我用自己的稿费，给新家添置得一应俱全。能大把的花自己挣的钱，是多么自豪！如果再有稿费，我定用「吴范军」的名字存入银行，我赚的钱都是他的，他是俺家兔儿，是俺的兔儿……
是的，我有了一个「兔儿」，有了一位人生的伴侣。由于他和我共同支撑著头顶上的天空，使我的压力少了些。但究竟少多少、好多少呢？官方对「春天的童话」劈头盖脑的棍棒式的污蔑和批判，所加给我的「堕落女人」的恶名，亿万人由于官方舆论的误解和议论……那给亿万政治犯「平反」的人，恰也是当初给我们定罪的人，现在依然不受任何惩罚，站在百姓之上。在这没有法制的国土上，只是走来了一个殉道者，不但主动来减轻我头顶上的压力，而且时时给我乐观和勇气……
然而，徐书记因病去世。调来了一位极左的书记，要我停职在家反省、工资纸发半薪；并严正地对我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工作。你最好自己找地方去。」后来半薪也不发了。甚至调查当初谁介绍帮忙，让我去了「市委机关」——该杂志社工作的。我纸说是徐书记自己要我去的。
谁敢要我？哪个单位敢要我？我等于被无声无息地开除了，失业了。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因《冬天的童话》被译成了德文版，我恳求出版人邀请我出国；打算再也不回来了；儘管我对国外一无所知。
「别把话说太绝。」范军说：「能回来还是回来。」
「我若是立住脚，一定接你出来。」
他不置可否。也许他不想出国，但我却幻想著他一定会来。虽然我不知将怎样立住脚，却深信不管怎样也会立住、也会工作挣钱的。
我想出国，是为享受？不。是为找个有钱人、离开范军？不。是为发财？
不。——这，我连想也没想过啊！
我纸想一件事——出一本不被删改的书，能在书里尽情地倾诉，献给哥哥。一生中纸这一本。它的名字《一个大童话》。
我爱范军、太爱他。他是唯一一位没有让我装成正常女人的人。除了婚前那一次，我们没有第二次。正因此，我才更深地爱他。除了他，不会有第二个这样值得我爱和爱我的人。
四年来，我们发现了彼此更多的优点。外面的大批判、诬衊、喧嚣、风风雨雨，丝毫没影响到我们的愉快和安宁。儘管我的心常常受不了外面的伤害，却不露声色；一旦要出国，才想更迫切地离开它。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这是我在中国的最后的一夜。
每晚，他要开半扇窗才能睡——为了新鲜空气；而门又必须关著、怕有穿堂风。已半夜了，临睡前，我悄悄地、故意地把自己的屋门开了条缝——我想听见他的声音；想听见他轻微的鼾声、或许会有的呼吸声、翻身时的木板床声……然而，什麽声音也没有……他去了一次卫生间又回来……但愿他别把门关得太紧……静静的、太静了……一切都太静了……
他是否也像我一样，根本没睡？
眼望著黑暗，我用眼睛抚摸著每一件家具、每一件牆上的字画和装饰，尤其我二人那放大了的、咖啡色调的结婚合影。我盯著它，久久地……又用眼睛抚摸那大大小小的每一物、每一件……那是我用稿费、二人的工资，一点点添置的啊……我要向你们一一告别了，也许是永远——我亲手抚摸过的每一个朋友们！
我平躺著，睁大眼睛望著昏暗的天花板，竭力想听见他的声音……但仍是那麽静、仍是声息皆无……元元，我想用心的电波传给你、传出我心底的每一句话：从小，我就想写一本书。当她诞生时，她应当是完完整整、健健康康、朝气蓬勃的；
她不应被删改之刀划破肢体、切掉手脚；她不应为此鲜血淋漓、心灵萎缩——就算活著，也是无可奈何、半死不活——她不应如此。她不应为了她的完整，而让主编、副主编永远失去职务；让编辑部全体人员，哀声歎气地做三个月的检查；而她，和主编的职务也一起消亡。她应属于全人类的、而不仅是中国人。我带著她——这尚未出世的女儿——《一个大童话》的手稿，走了；去为她的完整，走了。中共不倒，我不会回来。我也许看不到这一天。但我要儘早让女儿出世。我从不想发财、哪怕我很穷，可纸要她健康、纸要她活得好……咪咪兔、我的元元，你听见了吗？
我翻了个身，想像著我的「女儿」，会是个什麽样的女儿呢？
她，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讲述故事，她的严肃和认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
她是这黄土地的女儿，她把黄土地所有给予过她的，又用文字回馈给它。
她不想粉饰任何人，正因此会得罪很多人。
望著昏黑的夜色，我歎了口气。是的，如果哥哥是为真实而死，如果我们从心里钦佩他，则作为他的家人，不应因他被世人歌颂而全家「升腾」，恰恰是每个人，连那爱我及想爱我的人，都必须背负真实的十字架，接受真实的鞭挞。
换句话说，在哥哥为了真实而视死如归的气概面前，如果对书里所描写的一切还要遮遮掩掩，不光彩的，只是我们自己。
唯有这样，才对得起哥哥。
这一夜，我怎麽也睡不著，我幻想著有一天，中共终于倒台了，人民有了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我的书，在中国印了十版、二十版……也许那一天，我早已去世了。从小我就佩服海明威——当有一天我不想活了时，就会安静地睡了……
但我知道会有那一天，在北京，在东城区——东四北大街一个人人经过的广场上，有一座「遇罗克烈士纪念碑」。那一天，电视、广播、报刊上公佈了对遇罗克追悼大会的日期和地点。一大早，那里就人山人海了。居民们、离乡背井的打工仔们，向老板请了假，前来参加——给予遇罗克铜像的揭幕式。那铜像是全身的、不是半身的——一米七四高、二十五岁的他，坐在破旧的木凳和自造的小木桌旁，桌子的左上角，是罗文为他做的木架纸罩檯灯。他戴著白玻璃框近视眼镜，正奋笔疾书、偶一抬头沉思的那一瞬间。那思索的眼神中，凝聚著要为亿万受苦人伸张正义的神圣和凛然；那澄澈的、要穿透黑暗的目光，深信著未来中国的黎明。那冷静的额头、正直的鼻梁、坚毅的嘴角，都在表明，他从一开始，便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亿万被压迫的人们去死，他觉得值。他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蓝布制服，领口微敞，露出白衬衫领；脚上是塑胶底、黑布面的旧布鞋（不繋带、不敞口，俗称「解放鞋」）。那自造的小木桌，才八十公分长、六十公分宽，木腿还带著毛茬、垫上一玻璃板才能写字。他右手握著一支黑色沾水（即有墨水胶囊）的钢笔；略稀疏的学生头（平头）、不戴帽、微微有点驼背。他那并不壮实的身躯透著坚毅。
在工厂劳碌了一天的他，在这狭小不堪又潮湿的屋子里，夜深了，他正为《中学文革报》赶写文章——不仅写正面文章，也用笔名写反面的文章。他文思之涌、手笔之快、一气呵成，一夜便赶写出上万字的文章，从未误过报纸的出版，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
雕塑艺术家将遇罗克的造型，塑造得栩栩如生。我仿佛听到了他刷刷的笔声，听到了打砸抢中人们的呻吟声，嗅到了深夜凉气中的血腥味。我也听到了他的心声——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哥哥的铜像，是千千万万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铜像。他们所有的财产，不就是一支笔、一张书桌麽？他们那深夜中写作、忧国忧民的目光，那偶一抬头的沉思，不是完全一样吗？
人们久久地不肯散去，抚摸著铜像、一遍遍地抚摸著，一遍遍地看著发人深省的碑文。人们与铜像一起拍照、摄影留念。不远的书亭，出售著中共倒台之前禁止的许多佳作和报刊，以及获得十二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传记片《遇罗克》的DVD片……
我含著泪水，立在铜像前，仰望著它，总捨不得走。这，不是肉体死在战场上的「越战纪念碑」；这，是亿万个心灵被屈死、被扭曲于中共专制之下的「遇罗克烈士纪念碑」。遇罗克，正是为每一个心灵被屈死、被扭曲的人大声疾呼的。
哥哥，会有这一天的，愿亿万人的心灵与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