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离开大荒园
当晚，我和罗文依旧睡在姥姥身边。弟弟很快睡著了，我却总是感到害怕。
「睡吧……」姥姥坐在床沿，虚弱地说。
她虽然缓了过来，我却担心她会不会疯、会不会掐死我、会不会变成妖怪？——青面僚牙、骑著扫帚飞上天？会不会对我穷追不捨？可歎从那天起，一直到我十几岁，我做梦总梦见她是妖怪了！那些梦千篇一律——她哈哈一笑，疯了！我赶紧飞上天，飞呀、飞呀，她也倏地飞上去，紧紧追赶；她飞得那麽快，而我却沉得飞不动；不好，她伸出长尖爪，离我的脚后跟只有一寸、一丝了……我吓醒了，暗暗惊异，又夹著几分悲凉，同时回回感到对不起姥姥。怎麽，对世上少有的慈祥善良的人，却总梦见她是妖怪呢？难道，当一个人的恐惧无处存放时，就会把它凝聚在最亲近的人身上？
工作队终于撤走了。报纸和广播大肆宣扬打败「老虎」们、「三反五反」的辉煌战果。人们不知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含冤入了监狱——人们无法知道、什麽也不知道。
厂门又可以随便开了，我们又在大荒园里捉迷藏、做游戏了。那时，谁又能知道，从此这类运动几年便来上一次、一次比一次甚呢?!人们如何能知道，自中共诞生以来，到底死了多少有良心的人呢？人们不仅不知，连想也不敢想！人们的自尊、互尊被揉碎了。
再玩捉迷藏时，谁藏到大榆树后面，哥哥便唬人地大喊：
「老胡上吊了！大鬼来了！」
吓得我们撒脚就跑，回身远远地、恐慌地瞟著它：大榆树，摔碎过喜鹊窝、吊死过人。再没有鸟儿和活人敢接近它。从此，不知怎的，它的叶子不再繁茂，枝条渐渐枯萎，老乾的皱纹斑痕鏽裂，像得了什麽不治之症。
「大鬼来了！老胡上吊了！」哥哥每次大喊著，却也自怕地和我们撒腿跑去……
两个月以后，母亲把刚生下来的孩子送了人……「理研铁工厂」的同事冯叔叔。冯婶，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不能生育。夫妇二人原是河北农村的农民，因母亲的帮助才来到本厂工作。如今又决定为这孩子回老家去，以免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
「家里好过。」冯叔说：「俺家有房，村里又有副业，生活不成问题。」
这第六胎——三弟冯鸿峨，是母亲迫不得已才送人的。既然父亲亲口说过他从没爱过她；既然还有一老四小需要她养活；既然说不准今后会不会再来什麽运动，她一个人的工资，自从国民党金圆券改为共产党的人民币之后，币值少了一千倍；她才七十元工资、要养活七、八口人，怎麽活呢？她如何有能力再去抚养这个苦果呢？
为了孩子，冯叔冯婶一走无音讯。
「他们还没来信？」有一次姥姥问母亲。
「他们怕咱们知道哇。」母亲在想那个孩子，却丝毫不露出声色来；纸从她眼里酸楚的一闪，才知道她的内心。
真没想到，我们要搬家了！是母亲非要换个环境不可。她太想离开这儿，好像有个魔鬼在驱赶她。于是卖掉了这所日本房子，用两千元「人民币」买了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小胡同里的一所小四合院。由于手头存款不多，能变卖的首饰也无几件，于是又卖了用处不大的一些家具、用物，辞去了保姆王姨。
这死胡同「果局大院」，地点在东四牌楼「明星电影院」的旁边、热闹拥挤的「隆福寺胡同」东口；窄得纸能推自行车走进一个人，若两人空手还要相让。胡同口一边是个饭店，另一边是小小的「曹记书局」；往里走才略有空地、形成一个大杂院。
当我们把几隻沙发、茶几、软床、大衣柜、五屉柜、三角柜、玻璃门书橱、衣箱等卸在我家大门外、等著往里搬时，没想到，这大院的每一户人家，几乎都出来观看了。抱孩子的、蓬头垢面的、挺著大肚子的、提著洗菜盆的、在公用水管旁挑水、洗衣的，光著铜褐色的上身蹲著抽旱烟袋锅的……他们羡慕地瞅著新来的这户，有的小心地过来抚摸家具。原来，这大院的二十来户人家，几乎都在隆福寺东口、东四牌楼这一带卖水果、糖葫芦、烟卷、手纸、馄饨一类，也有二、三户做木匠、拉平板车、蹬三轮车为生的，几乎都没文化，家家孩子好几个，妇女们也都是文盲。
我家大门口紧挨著男女公共厕所。每次进大门，远远地先憋上一口气，在喘气之前快步进院、立即关大门、到了院里才算闻不见臭气。母亲为什麽选了个这麽个地方？比起那青草茂盛、树木清馨的大荒园来，有如天地之差。但母亲却说：东四牌楼是市中心、商店多、交通方便；平房总比楼房好（许多北京人到后来才体会出单元楼房的好处）。
除了我家院角有个男女公用的、纸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外，这大杂院没第二家再有。因此，大杂院里最常见面的地方，并排哪一家——家家拥挤、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倒是公共厕所了。在臭气冲得连眼睛都睁不开的、巴掌大的葬地方，在那只有四个水泥蹲坑、无冲水洗手设备、亦无隔间、却要供百来口子你看我、我看你、天天不止去一次的地方，妇女们好半天地蹲著，借火、抽口烟、聊天；咳咳地往地上一口又一口地吐黏痰；没有痰也要连连吐白唾沫，仿佛要把自己吸进的臭气啐出去，仿佛只有啐、啐、啐，才能解解什麽气。她们来回揉搓著手里一小块不知从哪里扯下来的、又黄又硬的废纸、让它变软、用它消磨时间；她们慢慢腾腾、慢慢腾腾地提裤子、慢慢腾腾、慢慢腾腾地繋裤腰带——腰带都是老旧老葬的一条布；她们的葬头髮、葬脸、葬皮肤、葬衣裤、全是灰渍渍的，仿佛从早到晚地忙，忙得没工夫喘息似的。她们便用这比电影慢镜头还慢的动作、甚至繋上裤子也不走，议论张家长李家短；好像这里没有一丝臭气，而是公家建造的舒服客厅。当遇见自己的「冤家」时，便耷下眼皮闭上嘴角装看不见，无奈地提前出「客厅」，临走必响响地朝地上一啐，让那冤家知道她并不好惹。每位中、青年妇女，肚子都是一年多便凸起一次。夏天，家里的小五、小六们，赤条条地在胡同里乱跑，鼻涕邋遢。一到放暑假，母亲们便让自己的孩子去捡西瓜子——在那臭烘烘、上百隻苍蝇乱爬乱飞的「果皮箱」里，用小手一把把地掏抓，回来用石灰水去粘，放入洗衣大铁盆，加上花椒大料大盐，再掺进一角钱一包染衣服用的黑颜色充当酱油，煮熟后，晾晾乾，用废报纸包起来，一角钱一包，让孩子们在电影院门口卖掉。买的人，一吃一嘴黑，还以为「酱油瓜子」是酱油放太多了呢。年年这笔收入，家家总在一、二百元左右，解决了一窝孩子当年的穿衣和学费。先是一家干起来的，然后家家都仿照。
有一年暑假，我和罗文问母亲：「我们也去捡西瓜子吧。」
「不许去。」母亲说：「妈妈养得起你们。把功课学好了比什麽都强。」
胡同里有几户「冤家」，打起架来，有时她们的男人也来参战，满大院里听得见骂声。每逢那时，家家出来看热闹，唯有姥姥将大门紧关、顶上门柱，一句也不想听，也不许我们出去。但尖耳朵的哥哥，有一天却咯咯地笑著告诉我：
「大保的妈管小琴的妈叫『貂婵』，小琴的妈管大保的妈叫『没大门』，太有意思了！可以把她们吵架的名词，编一本字典！」
「貂婵」——那是一位歪嘴鼓眼、披头散髮、眼角总夹著眼屎的四十多岁的文盲妇女，她在厕所里是最能蹲著聊天和吐痰的。
「没大门」——别人家好歹有个能算大门的门板，或用一些破七烂八的破木头、鏽铁皮将屋门前围个小院，而大保家屋门就是院门，连那些充当大门的东西也没有。
哥哥总是最快的发现一些风趣的事。从此，有一阵儿，他背后也管她俩叫「貂婵」和「没大门」了，一说就咯咯地乐，却让姥姥及时制止住了。
虽然我家自有马桶卫生间、院角蹲坑厕所也十分乾淨，但总觉得外面那「公共客厅」，能感觉到胡同里的气息。
叽喳的妇女们在厕所里议论母亲：「她妈是做大事的，厂长呢。」那羡慕的神情，实在有些望而生畏。在她们眼里，女人当厂长，每天骑著英国金手牌女式自行车，浑身乾淨利索、毛料裤线笔直；过耳的烫髮，梳理得大方又雅气；逢见大院里的人，便和气地打招呼，有股子男人气派，真有点不可思议。连我自己，若不搬来这里，也不知母亲竟然与众不同，真是不比不知。连我们穿的旧衣服，她们也要仔细地看上一看、摸上一摸，好像多麽贵重似的。她们绝不轻易地来串门，我们也不招她（他）们。姥姥每天去胡同对面的「东天源」老字号买菜时，碰见她们便和悦地说上几句话。
母亲每月都要变卖东西才能维持生计——家具一件件拿到马路对面的「委託商行」。
她自从一当经理便给自己定了七十元工资，同等地位、资产的经理，一般都一百几、二百多。这样低，是为下层人员工资没法高过自己还是其他原因，我不清楚。不久，母亲又把吕姨辞掉了，所有的家务活几乎都落在了姥姥的肩上。她的七十元工资要养活六口人。父亲在「学习班」里学习一百天，被定了罪——「假离婚逃避三、五反运动，有政治历史问题」，判为劳动改造四年、缓刑三年。所以「缓刑」，原来审讯员恰好是边虹的高中同学，因问明情况，大动恻隐之心，父亲虽又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工资却由一百九十八降为一百元，朝母亲借钱的次数便更多了。
哦，我们真地离开大荒园了吗？好长时间，我的心还留在那里。儘管有老胡吊死的可怕的一夜，儘管有母亲险些摸电门的凄凉阴影，但值得我怀恋的有多少啊！
我的喜鹊、啄木鸟、布穀们！我的塔松、桑树、合欢、枣树、毛桃、梨树们！我的草丛、昆虫和带花的小瓷碗片们！我的香气扑鼻的藤萝花和茉莉们！我的太阳！那毫无遮挡、可以尽情饱览太阳的荒园啊！那深夜的拥抱和呼唤！飘渺的二胡声——
难忘的静穆和神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