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吴范军
「冬天的童话」一发表，该期杂志销售一空。又被另一家杂志和一家省报全文转载。读者来信像雪片般飞往「土地」和我的单位。每天都有十多封信。北京电影製片厂有两位导演来找我，希望我将「冬」改成电影剧本。
一个秋雨浙沥的傍晚，我坐在设计室整理著读者来信，门忽然被推开，走进一男一女。
「你就是遇罗锦吗？」
「是啊。」
「我叫吴范军，」这位四十多岁的男人说，「她叫李英。」那女的正抹去脸上的雨水。
「有事吗？」
「我们想和你谈谈。」吴范军说，「我已经找过你六趟了。」
不用说，又是读者了。近日频感到应接不暇，对于我这好清静、又因离婚处处想避嫌的人，实在是不愿意接待。
「坐吧！」我纸好这样说。
他们坐在我对面的空椅子上。我这才看得更为仔细——那叫吴范军的人，身材魁梧、模样周正，我没见过比他更端正、更善良的相貌。他脸上圆而遒动的线条，虽然每一根都善良得近于和平，但又含蕴著一种耿直和执拗。他衣冠不整，散发出一股该洗的霉味儿。那李英也是邋里邋遏，神经质似地刀刀著，说她看了「冬」怎样激动，又拿出一片葬绉的破纸，上面歪七扭八地抄著她以为好的句子。
「我想给你的作品提点意见。」吴范军说。
「提提吧。」我点点头。
「你的哥哥还是没有写出来。像他那样一个有为之士，在你笔下还是太不够了。」
「是写得不够。本来有一篇专写他的，七万多字，本想先发表它，可『土地』又变了卦，觉得报纸上已经介绍过，再发表就没意思了。所以，那篇我还得投到别处去。」
「噢……还有，你对西单民主牆怎麽看？」
「我很佩服他们。这是一代人愤懑的爆发，他们纸能这样做。可是，如果我哥哥活著，大概不会这麽干的。」
「为什麽？」
「他毕竟知道什麽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比他们成熟。他会单枪匹马地干，登上文坛地干。干嘛不想方设法登上官方办的文坛？凭什麽没有这个能力？要把御用文人们挤出去！由我们来佔领！」
他不说什麽，似乎对我的说法不敢苟同。然而，对那些民主斗士们却表示钦佩。
「不是都给他们抓起来了吗？」李英说。
是啊，这事实又使我们沉默了。仅仅在清明节后的一个早上，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创办人，全部一纲打尽了。徐文立、刘青办的《四五论坛》，公开地、大肆地宣扬哥哥，我和罗文都去过他们家。他们对哥哥的爱，远胜过我们。徐文立曾一个人冒著被捕的危险，将哥哥的大画像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凡和民刊有牵连的，虽然未被抓进去，却也在一个个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听说，和诗刊《今天》有关连的诗人北岛，吓得逃跑了，躲在外省朋友家。一个个全抓起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少说也得判他们十年的刑。
「你们二位在哪儿工作？」我问。
「我是农民，」李英说，「我们大队，就在他们钢铁学院附近。」
「我在钢铁学院上的学，採矿系，五七年划为『右派』，留校作为『反面教员』，后来一直在这学院里工作。」
「平反了吗？」
「刚平的。」他从鼓囊囊的提包里，掏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巴掌大的纸。哦，这就是「平反证明书」！巴掌大的、一块黑不溜秋的纸！二十二年受罪的代价，就是巴掌大的一块纸！而且由当初给你定罪、整过你的人发给你。这就是「平反」！
各单位都一样！当初要是死了呢？便也活该，连这块纸也不会有了罢。即使没死的，像劳动教养的，「平反」之后连这块纸也不发。精神上受的伤害、人格上受的屈辱、经济上的损失、肉体上的病痛——这二十二年来一切的一切，就用这块巴掌大的纸做为全部的补偿了！人们麻木得似乎不知道抗议，不知道不满了。
「你做什麽工作？」我问他。
「实验员，也许还要重新定职称。」
「他还没结婚呢。」李英说。
「怎麽没成家？」
「没遇见合适的。再说，过去一直每月十几元的工资。」
听他是个「右派」，心里亲近了许多。然而，我还是巴望他们早点儿走，清清静静地干自己的事。
「你一个人，就住在这儿？」李英问。
「嗯，正打算离婚。」
这话使两人愕然，一眨不眨地抬头盯著我。
「不是早就离完了吗？」李英问。
「正第二次离婚。」
他俩更感到意外。
「第二次……？」
「你们没看《司法》月刊吗？正讨论呢。」
「第几期？」吴范军掏出纸笔，就要记。
「从八〇年第六期开始。」
李英显然有些丧气。好像我这第二次离婚，实在给自己的光彩减去了大半。这情景，自打《司法》一讨论，我就深深感到了：好像第一次离婚，因为道出了那美丽、动人、博爱的故事，人们流著泪是可以欣赏的，是可以容许并拍抚你一下表示慰问的；但第二次，人们并不清楚它的故事，却以为作者实在不可原谅，嗤之以鼻了。多麽可笑啊！在你不掰开揉碎地说清楚之前，人们竟是这样难于理解一件事！
无怪乎我对这些热情欣赏的读者们十分淡漠了——谁能对我第二次离婚表示理解和支持的，那才是朋友！
「这是我的第二封信。」吴范军从口袋里掏出来，「第一封信你收到了吗？」
「记不清了，信太多。」
「希望你能回信。」
「嗯。」
外面还在下雨，他骑上老破自行车，驮上李英，出了大门。
回到屋里，我拆开那信，字迹七扭八扭，难于辨认，什麽李白的诗啦，老长老长的西洋式句子啦，真烦，臭拽什麽呀？我不耐烦地把它和读者来信，一起塞进一个包装纸箱里去了。
夜里我躺在办公桌拼成的「床」上，回想著白天与吴范军、李英的见面。看得出，这「右派」吴范军是个有心胸、极正义的人。他佩服「地下刊物」的英雄们，我又何尝不是？我去过刘青家，也不止一次去过徐文立家。刘的相貌厚道憨实，徐的相貌清俊坦荡。公安在给我们平反过程中，在母亲家温和地警告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了。」第二天我去了他家，对他说：「公安在监视你，或许早就安了窃听器，你会有被捕的危险。」他泰然地说：「我早就做了准备，让他们来捕吧。」他爱人康彤和女儿晶晶在另一间屋子，看得出生活是多麽拮据、政治压力有多大，而康彤却毫无怨言地支持他……
又听说北京大学的学生胡平，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校内外慷慨激昂地讲演，当选了海淀区人民代表。他那篇油印的杰作我一口气读完，活活像看到了一个活著的遇罗克！他的论文，完全是《出身论》的姊妹篇！
然而，为什麽我家人没去北大听他讲演，为什麽从未和别人一起搞地下刊物？
儘管我们支持了一些，但太有限了。为什麽呢？
当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我们都退缩了。我们知道搞地下刊物不会有好结果，也知道那激动人心的选举不会久长；就像毛泽东的死，我们一点也没有激动一样——犹如远方死了个毫不相干的老头儿。
我们似乎「看透了」，而我们也就退缩了。暴政的机器轧扁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纸希望被「平反」之后，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唯那些还没有被轧过、被折磨过的人们，又成了先锋。
但，若哥哥活著呢？他也会像我们一样？不，他绝对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