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不屈的哥哥
每天下了班，加上星期天，我去採访王学太等哥哥的同学和朋友，想知道哥哥更多的事。
在牟志京家，他向我讲述著——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宪文（毛是老师）和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悉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繫。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纸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分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駡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纸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著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郝治，他正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就读，甘心情愿充当《出身论》和所有文章作者的角色，假名「马列」。立即，人们为了见他，就像来朝圣一般。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繫，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
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活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绝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纸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送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著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纸好钻进一辆闲停著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他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红卫兵」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附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敍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遭受著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鬱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繫，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複製本。各省都有複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处处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啊！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且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
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人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分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闯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
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以「步曙明」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著，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麽》、《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谈鸿沟》（这一篇也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駡，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著，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麽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著，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麽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涌，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啊！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始终没有。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佈：「《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麽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麽。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纸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馀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馀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倦地探索著！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週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轻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啊！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著海风，吟咏著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了。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麽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麽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急需的时候能把它设法交给毛。我相信有这麽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是一封什麽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著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牟志京，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鬆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通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
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那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绝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这儿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
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著，盼著再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麽平静自若，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著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麽呢？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著……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悄悄的、溢著桔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著巨大的感动。那时谁也不知道，他在本子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公安狠狠地用电棒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他们毒打他，要先让他尝尝厉害、要先让他恐惧、屈服；他们毒打他，用电棒将他打得昏晕过去。同一个早上，郝治也被「轻工业学院」的联动分子们毒打，然后关进该院地下室，他们天天毒打他，三个月，郝治硬是闭气不吭，最后以绝食抗议。这个早上，罗文也被学校的联动分子毒打，被打得晕死过去。同一个时刻，母亲又一次被关入工厂的地牢。
孙刚，一个血气方刚的二十岁的青年，从东北省坐火车来北京，一心纸想见见哥哥，表示仰慕。次日哥哥被捕，警察来抄家时将他抓走，仅因这一面，他被判刑十五年。
被捕的那天，在小屋的桌上还放著哥哥未定稿的《工资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暸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监视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人民的热爱的……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毛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绝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祖国和人民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祖国和人民是热爱的，儘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问：你七月三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残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淮你辩护，只淮是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制运动。
一月十日追查「反革命小集团」时，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它反革命分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一月十二日问：几千封读者来信的地址，你为什么抄在本子上？
答：我也不知为什么。
问：你放肆！你不交代，还想不想活？！你是要搞党派！这是铁的证据！
答：我从来没想过搞党派，你们没有事实。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一月十三日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写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地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
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一月十六日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
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九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传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
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週，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五十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传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大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他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参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问：你讲了半天，并没有讲到点子上！你不要跟我们兜圈子！……只许你认罪！
九月三日问：一九六二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诬蔑，这根本不能连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些！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觉悟还是有的。（你们）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九月十七日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注：以上材料均摘录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存档。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麽有策略啊！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中共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麽也没承认过，对谁也没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难道他相信什麽领袖会解救他吗？早已破除了个人迷信的他，比别人更知道《出身论》的厉害。如果他口口声声这样讲，或给哪位领袖写过信，那纯粹是想活下来的一种手段。除此，还能有什麽办法？他想活，绝不想死。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让犯人殴打他，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他被折磨得头髮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微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複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著人们。
张郎郎回忆道：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啊！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遇罗克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地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清」（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遇罗克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週转率、机械製造、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複杂的困苦环境里，遇罗克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中，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他很擅于把抽像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学的老师。
我是学美术史的大学生，高干子弟，参加过红卫兵，但我一向反对打人，也从没打过人，只是因为反对江青才被捕的。被捕前，我从父亲那里常能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如法国萨特等人的哲学著作，所以喜欢现代哲学。我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摒弃了。」
遇罗克很不以为然，我和他论争，他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暸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
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的著作我还没有见过，而你的理论又说不服我……」
遇罗克从不以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为满足。任何一种哲学，他都要钻深、钻透、反复比较、与实践相联系，才能承认它的价值。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的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
他两眼放光地对我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过早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浑身书生气。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佈证据——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他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绝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他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种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擅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複杂？」我问。
他笑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儿。」
遇罗克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分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藉以镇虎其它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睐。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複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遇罗克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它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他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我们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鱼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我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他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他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罗克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啊！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少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
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遇罗锦。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的笑笑，对我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赢得了第一。」
我能感到，他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我，他一定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我们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二十个人。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遇罗克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啊！」
「算了，」我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我们坐下来，那时候，遇罗克比号里其它犯人多一样东西——背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痛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分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样刺进他的心。每当这时，我冒着自己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返了！」有一次我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他微笑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我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他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我望着他，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他们，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我深受感动了……我默然不语地望着他。
过了会儿，他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物，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遇罗克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五分钟考虑后果！」
二十几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
五分钟到了，门被撞开，二十几个人忽啦啦涌进来，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审讯员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他慢慢地抬起头：「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遇罗克，你行！有你的好处！你等着吧！」
张郎郎两次和哥哥关在一起——普通监狱和死囚牢。
哥哥不可能和他讲得更多、更深。如他对中共政权的腐朽之恨，对专制残暴的瞭解之深；他对这个国家的真正看法，以及对将来的看法。他更不能讲，在审讯中死缠活缠的，便是公安认为他要搞党派。他深感中共以「血统论」建立封建的长久统治，製造一代又一代的「敌人」，大搞愚民政策，反过来，又为「敌人」的庞大所恐惧。哥哥绝对不会无心抄写读者来信的地址，他一定认为，唯有今后成立党派，才能与中共抗衡，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城府极深的哥哥，不仅不会在狱中对任何人讲，也从未对家人讲过。
恐惧的中共，将几千名的来信地址，一网打尽，将每人都判以厉刑或死刑。许多死去的英雄至今不知姓名。
偏偏喜爱枪枪弹弹的罗文，在外地的武斗工人中，得了一颗手榴弹，他纸为好奇和玩玩，却不料成了哥哥的又一项罪名，说他要「扬言谋杀」——谋杀谁？判决书上竟无宾语。
到底哥哥在狱中受过多少酷刑？至今是个谜。除去说得出口的酷刑，更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下流酷刑。为了从心里上先摧垮一个人，中共恶狼们，任何下流事都做得出来，这已是全世界人所共知。
然而，没有任何酷刑能摧毁哥哥的意志。中共立意不让他好死，他们一定要活挖他的器官。他们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死囚牢。它俗称「活棺材」。犯人被每天固定地用铁炼锁住。二、三十斤重的脚镣手铐，以及锁链的长短，「活棺材」的高低和长短，纸能让死刑犯蹲坐著。箱子似的死牢，一角有个抽水马桶。暖气片被海绵包住，嵌在顶上。犯人之间能听见声音，但谁也看不见谁。没有床被，没有洗漱用具。「活棺材」下面有个塞饭的小口。
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令人毛骨悚然。
处死前，两、三个月之久，哥哥和一些死刑政治犯，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挨批斗，多达四十馀次。上囚车时，由彪形大汉的公安法警们，像扔木头一样，把死刑犯们一个个往囚车里扔。他们被勒住发不出声的细铁环，谁若喊，那环立即被拽紧，犯人就会立即窒息；而台下的人又无法发现。
哥哥久已虚弱的身体，以超人的意志，在两个彪形大汉法警的强押下，仍不屈地往上挣、挣，死不低头。
台下的群众不仅跟著呼口号；前面的人还朝他们投石块，连啐带骂。手腕脚踝早就破得鲜血淋漓，镣铐无情地蹭磨著无法癒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面前，昂著他不屈的头啊！
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蓝天、白云，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十万人。——各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猩红的大标语上写著：「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在阵阵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毛语录的红海洋里，十八名老少不等的男政治犯，两名女政治犯，都带著沉重的脚镣手铐，脖子上卡著发不出声的铁环，每名犯人被两名彪形大汉的法警用力押著、按著；哥哥站在中间，脸色青黄、浮肿、憔悴不堪，死命往上挣、挣，两名法警吃力地按著他。
主席台上的军代表大声地宣判。随著他的呼号，十万人个个高举右手的红语录，口号疯狂地震天响。
极大的足球场，停著大大小小的灰绿色警车。稍远，有一辆约五米长、三米宽的雪白色大汽车，无窗、无牌无字，车门紧闭。
二十名犯人全部宣判完了，军代表大声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淮，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有的犯人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著，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著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十九名犯人被拖往深色的警车，唯独将哥哥拖向白色的大警车。哥哥死命地顽抗。又加来两名法警，他们用力地拖拽他。白色的汽车门突然开了，他们将顽抗的哥哥抬拽上去。
车内的手术台上，躺著刚刚被注射昏迷，用消毒水擦淨身体的哥哥。他的手、脚被四个穿白大褂、带白口罩和胶皮手套的人紧紧地按著。
握著手术刀的主刀医生手微颤著，慢慢地、准确地、长长地划开了哥哥的胸膛。
历史的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