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堕落的女人
直到次日早晨，我才想起昨天看电影时，他还塞给我一封信，怎麽竟迷惘得糊涂起来，忘了看呢？
我的锦：
牺牲午睡写「无情」书，这有「补偿」之心，直白点说，也有「报复」之意。您能办到的，我为什么办不到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嘛！请看，在这种场合，我都没有忘掉突出政治啊！
今天，我简直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说来好笑，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位好心的朋友，帮我买了一张绝好的电影票。我有几年没看电影了，对这个电影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这一天显得特别长，真是「挨一刻，似一夏」，同张君瑞约好与崔莺莺幽会的心情一个样。真可笑，人家是会意中人（当晚果然酬了简，莺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是看意中影。活的东西降成死的东西，实在的东西化为虚无的东西，也居然为此高兴，悲夫！
想一想，晚上就要坐在影院中，欣赏自己的意中影，多么惬意，何等动情！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好事绝非绝对的好，坏事也绝非绝对的坏，前者可能有不好的成份，后者也可能有不坏的成份。今日之事，验之信然。昨天您到我这儿来索取小说稿，说明信任危机并未过去。但如不来，我会「唉」「唉」地连连叹气吗？我会表示迷惘吗？我会迫不及待地拿来报纸，昏花的老眼立即看出「假婿乘龙」赫然在目吗？会有今晚意外的意中影吗？但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吧！一起看电影乃中国男女之大防也！不是只会用脑筋、不会用感情是中国的国情，中国人何尝不是人呢？何尝没有人类共有的感情呢？只是封建的感情太重，真挚的感情受到压抑而已！
言不尽，意更难尽！打住吧！该走了！
二月二十三日晚六时迷惘……依旧是迷惘……昨日的风雪没有停，把我的心完全糊住了……
两三天以来，我感到杂志社里有些异样。向我投来的目光多了，和我谈话的人少了，而且那目光是发憷的、惧怕的。无论我是在设计室、去食堂、上资料室，还是去厕所，都能感到正在窃窃私语的人们纸要一发觉我的出现，便立即性性地偷偷一笑，不再说了。我明知待我转过身去，他（她）们会议论得更热烈起劲的。
难道，一句「单相思」就引起如此可笑的大变化？
九点钟，旭阳打来了电话。
「小遇，你知道关于你的『内参』吗？」
他的声调无比激动。
「什麽内参？」
「害！你还不知道？」
「您说的什麽呀？」
「都四天啦！二月二十号的！新华社发的『内部参考』！」
「您快说清楚哇！」
他似乎是喘了喘气，儘量在使自己平静。
「听我说，沉住气，别急——这两天传说有什麽『内参』，我找有『内参』的看了才知道：「一个堕落的女人」——这题目真吓了我一跳！写的正是你！新华社记者王志民写的，约四千字，指名道姓地介绍你如何道德败坏——第一次为了全家户口，骗取了赵志国的帮助，看他能干，非要和他结婚不可，非法同居，生一男孩，又爱上小白脸维盈，二人勾勾搭搭，维盈后来不理你了，你仍死死地爱著他。
第二次结婚是和舒鸣，骗取了舒鸣的信任。婚后不久就有情人姚某，给姚做过一个口袋，上面还绣了『心』字。然后又勾引帮你修改过文章的一位老干部，明知老干部有爱人，却没完没了，没皮没脸地追求他，老干部一直严厉地批评你，你不但不知耻，还在中院法庭上高嚷：『我是单相思！』不仅如此，你还和一家反动的地下刊物有联繫，仅一次捐款就达一百八十元之多……总之，这篇报导假借志国和舒鸣的口来攻击你，我一眼就看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前边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后边那几行——保护那个没指名的老干部。我立即对我们领导讲明了我的看法，又跟你们徐书记通了电话，都以为这篇报导是失真的，是诬陷性的。我们正在向上一级反映。别急，小遇，千万要顶得住，啊？会好的，一切会查明的，回头我去看你。」
我什麽也说不出来，完全傻了。
我懵了，什麽也想不起，只是撂下电话，失神地走回设计室。
怎麽回事？一切是怎麽回事啊？何淨早知道，为什麽他不告诉我？我的屋里没有电话，这种事又不愿让谁听见，于是便溜出杂志社，来到马路对面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传呼电话间。
「什麽？『内参』？」何淨在电话里惊讶地说，「我太忙，还没时间看嘛。」
「还有事吗？我马上还要开会。收到我的信了吗？好，就这样吧。」
电话撂了。我六神无主地回到设计室。不知愣了多久，才猛然想起，应当问问徐书记……
她摘下老花镜，审视著我。
「您能告诉我，一切是怎麽回事吗？」
心慌得怦怦跳著，多灾多难的我呀……
「别打听吧。我们正准备调查。」她平静地说。
「能给我看看吗？
「那是给十四级以上的干部看的，是必须保密的，看了对你也没好处。我们昨天就给新华社打了电话，抗议他们为什麽不和我们打招呼就随便侮辱我们单位的人。奇怪的是两位社长全都不知道是怎麽登出去的，他们根本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据说是一个什麽小头头非坚持发不可，通过夜班工作人员硬塞进去的。而且王志民还往咱们党校大院私自散发了十三份複印材料，和这篇不相上下。你相信党组织就是了，不要说什麽。」
「究竟背景是什麽呢？」我愁苦地趴在桌上，好一会儿才抬起沉重的头，「中级法院吗？不会。郭杰总不会向记者提供没影的事。公安局？也不会，刚给我家平了反。何况，离婚案碍公安局什麽事呢？新华社和我有什麽仇呢？天哪，我到底怎麽啦？犯了什麽罪？……」
「这绝不是党的政策应有的体现。纸不过是个别人兴风作浪罢了。但到底为什麽兴这股浪，我们还要调查。我们已经给市委打了电话。你安心等著，要相信组织。」停了停，她又说，「这篇报纸别的几条有待于调查，但有关何淨这一段，肯定纯属包庇。上次我跟你谈过，你说他给你写过很多信，记得有这句话吗？」
「好像对您说过……」我嗫嚅地回答。
「都是批评你的吗？」
「不是。」
「那些信能给我看看吗？」
「我……都烧了。」我不能交出人家的信哪。
「唉——！」她似信非信地盯了我一眼，「这就难了。其实，中院让我们看过你的小说稿。就算像何淨说的都是真的吧，我真看不出他批评你什麽了。相反，我觉得他是在勾引你。」
我抬眼望著她。她的话有偏见，因为对何淨有成见才这样说的吧……
「如果你在中级法院能如实谈出一切，也不会给王志民造成写内参的机会。多明显，这篇内参有见不得人的背景。」
我怎麽看不出来呢？又是何淨的指使？不，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呀，他是真喜欢我呀……
那些感情至深的语言，能是假的？那些发自肺腑的爱语，能是假的？那呼天抢地的感歎、悲哀、心灵深处的孤寂，能是假的？再说，干嘛又是假的呢？
不，不可能，绝不可能……
一个人真爱我，他怎能害我？
徐书记是偏见、偏见……
她用手掠了下花白的短髮，又说道：
「何淨这个人，我非常瞭解，以前我们共过事。他家在陕北，从小就受家人宠。参加革命后从未经过枪林弹雨，一直是在革命根据地后方，从没到过前线。因为有点才气，又会见风使舵，得到一些大人物的欢心，培养他上过鲁艺，然后搞宣传工作，后分到报社。随著每一次政治运动，他的地位不断变化；由一个小小的编辑，爬上了副总编的职位。也是因为宣传你哥哥才使他升为副总编的。五七年反『右』斗争，他是抓『右派』的急先锋；他早就将一些人的言论记在小本里，揭发那些人时，在场的人无不大吃一惊。『文化大革命』时，不但整老干部、搞派性，还紧跟『上边』的意旨行事。他在报纸上积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并在每次批判会上，上台发言，取宠于江青一伙。反对周恩来，搞『评法批儒』的时候，『时报』用了多达七十个版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他所以能往上爬，就因为他有一定的手腕——能不出面时就不出面，专搞阴的。他叫手下人出面，自己却装出一副关心受害者的神气，以至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识破他的真相。直到今天，『日报』和『工人报』的两位头头，还蒙在鼓里——何淨检举过他们，他们至今还把他当成朋友呢！我虽然知底，但又不便讲。我是吃过他的大亏的，一时也跟你谈不清楚。唉，我怕你受骗哪！」
「可是，他为我哥哥说过话呀！」
我想用更有力的话反驳她，却又找不到。
「那都什麽时候啦？一九七八年了——还会有什麽风险吗？再说，你不知道，香港和国外早有报刊登载过你哥哥的事蹟。而且在国内，报社一天不知要收到多少群众来信，要求为你哥哥平反，他一眼就看出，宣传你哥哥是有很大油水可捞的。
也果然让他捞到了。」
「报上连载」……「过时了」……怎麽，我也要怀疑他吗？不，不，他对我真有感情，那些信里的话……徐书记是偏见……
「为男女关系问题，他曾经受过处分的。这，你到报社一打听就知道。他不止和一个女人好过。」
「他的爱人不是很漂亮吗？」
「『三仙姑』吗？是很漂亮。虽然老了，也还有几分姿色。但为人比他还刁猾。否则，报社的人不会给她起这麽个外号。他非常怕老婆。自从你的案子牵涉到他，『三仙姑』一个星期都没给他做饭。他不得不去食堂吃。在他老婆和他的领导面前，他都是臭駡你的。我的消息都是很可靠的。」
他？臭駡我？会吗？……可是谁看见了？谁听见了？她对他有偏见，她希望我恨他……
「我只是希望你真正认识他。」
不，不，我非要自己见到的，自己听到的才算数……是的，是的！……
下午，接到一封情书——他在电话里提到的那封。
亲爱的小锦：
真想你。年近花甲的人，能得到你的爱，也可谓「分外之福」。我常想，在我弥留之际，虽然病得糊涂，但也会想起我的小遇来。那时，你能在我身边，看我一眼吗？
……
为什麽看不下去呢？「堕落」又钻进脑子？又想起今天一天，岩岩、代理人、旭阳的电话？
「冬天的童话」被中宣部部长点名撤下来了！
堕落……堕落……谁还敢发表堕落女人的作品？完了……全完了！……
办公室、党校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楼道、食堂、院子、马路、公共汽车……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在怎样指著我的脊梁骨议论我啊！「建国」以来，从没有这麽令人振奋的新闻——
桃色新闻！「建国」以来，从没有任何女人受过这样的侮辱和诽谤！受过这麽多——也许是上亿人的议论和指责谩駡！有谁体会过这种滋味呢？当你离开你的办公桌，你立即感到有多少道目光向你投来，仿佛你是个瘟神，你的声音、走路的脚步、髮式、衣服、鞋子，甚至皮肤的颜色，立即都不是人样，而是瘟神式的了。窃窃私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每人打了一针兴奋剂，闪电般传递著这诱人的消息。「内参」早已不「内」，仅两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办公室到食堂的大师傅，从汽车上的售票员到胡同里的住户，无一不晓遇罗锦的大名了。
外电立刻予以报导，传到了美国、法国……香港杂志连著登了几期，竟把何淨交给法院的一封信说成是十三封！国外骂何淨；国内骂遇罗锦。自然，我绝不会因此就不爱祖国的。
相反，我亲爱的祖国一次又一次锻炼我成长，我一定要把锻炼的结果贡献给她！
当晚，何淨来看我，没有坐小汽车。
「我怎麽活呢？」我哭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议论我、骂我，我怕出去办事，怕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像有毒一样，连我自己都怕得要命……我怎麽活呢？」
他只是一声接一声地歎气，烦乱地，一声接一声……
他只是搂抱我、亲吻我（轻轻地，又卫生，「合格」极了），爱抚我。没有一句话，不出声息地陪我掉泪。
「小说评不上了，今后什麽也别想发表了……」
「以后，我帮你用假名发表嘛。评不评上有什麽要紧。」
「假名有什麽用？哪个编辑部都要调查的。」
「害！新华社怎麽这麽个搞法呢？！」
「您还没看『内参』吗？」
「没有。没有时间嘛。」
「您能帮我查一查，王志民是谁？是什麽背景？谁指使他的？」
「『时报』怎麽好管别家的事呢？再说又是新华社，与我们更无关了。」
「我要找新华社去！」
「不要这样嘛。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报纸是不会承认错误的。」
「我要告王志民，我要告他！」
「法院会给你立案吗？法院会为了你去惹新华社？这是一；就算你到新华社去闹，有人接见你吗？门口的警卫能随便让人进去？这是二。不要任性嘛，我的小遇，听我的，我会慢慢帮助你把事情弄得好一些，但你千万不要妄动。」
他又坐到夜里十二点，伴随著许多爱语和温柔。糊涂、迷惘，只是更深更深地渗入心中，简直使我不知所措……我真想杀了王志民……杀死他！
《焦点》杂志的态度彻底变了，由「日报」的D作为特约记者，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访舒鸣」，全是矛盾百出、任意编造事实的话。如果说以前，舒鸣已把我从负疚的感情中解放了出来；那麽这一回，是他真的欠我的「账」了。我才知道，世态的炎凉，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连机关也可以随著风向转的。也难怪，谁知道「内参」是何背景？谁不怕丢饭碗呢？我也才知道，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类似离婚案的讨论，是根本讨论不清楚的。结果，受骗的还是老百姓——不知谁说的是真的。
而许多坚持正义的人，在乌云翻滚的时刻，在谁也闹不清真相的时刻，是怎样大义凛然地伸张正义、无私地帮助我啊！
代理人写文章，和他的熟人D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岩岩几乎天天来看我。许多读者吓得不敢再来信，却也有少数来信更为热诚支持。
虽然这党校大院人人在议论我，但也许我那毫不在乎的乐观精神，竟赢来许多人恭敬地点头打招呼，把我当成可爱的怪物。
我去美术馆、各报社约美术稿，人人客客气气，好像「堕落的女人」亲自来下马，又格外健康，不得不恭敬地给予才是。
要是有枪，我真想杀死那王志民！气不过，我来到了新华社，要求见总编室负责人或社长。电话里一听我的大名，他们简直不敢叫传达室放我进去。
「告诉你们，」我大声地打著电话，也不管在场有几个来访等候的人，「你们那『内参』一点不真实！那个老干部，给我写过四十多封情书哩！前天还有一封呢，你们调查了吗？
」将电话重重一撂，便目中无人地走了出去。
次日，徐书记问我：「昨天，你大闹新华社啦？」
「大闹？远远够不上。」
「他们为这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嘻嘻，真有意思！这些该枪杀的！」
她还在似笑非笑地发愣，我却已走开。
旭阳告知，齐书记看了「今天的故事」，在空白处批道：
「可发。作者没问题。」
徐书记仍旧那麽慈蔼、安详，单位里的议论和对我的指责，都被她暗中制止著。
著名作家黄宗英在评选会上的发言更是使我永生难忘：
我呼吁文艺立法！一部优秀的作品『冬天的童话』评上又被拉下来，正因为我们没有文艺法——保障作家权利的文艺法。
遇罗锦是祖国的儿女，咱们的姐妹呀！她的文才更是社会主义文坛应当珍惜爱护的，何况青年也就是未来！
面对一个社会舆论重压下的弱女子，使我勾起多少往事的回忆。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向年轻的遇罗锦伸出热情的手吗？何况她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众说纷纭，她究竟怎么的啦！生活几乎把她碾为齑粉，又如何要求她是完美的典型？这合乎唯物论的反映论吗？
遇罗锦同志究竟犯了国法、宪法、刑法哪一条？我不想干涉载入我国法典的婚姻法。如果遇罗锦离婚应负法律责任，诸如赔偿男方财产、名誉损失之类，那么就判她承担好了。如果她的文章如传说那样，根本不是她自己写的，那么就让代笔者站出来，让大家认识认识这深得赞赏的一支好笔，也很好嘛，也给他评评奖嘛。如果编辑工作未超出正常的编辑加工润色范围，那就应承认作者的劳动。但是，堂堂正正的新华社，究竟有什么权利，依据哪条法律，出此歪门邪道，给一个受到摧残、无权无势的弱女子冠以「一个堕落的女人」
的罪名！内部在各文艺单位广为散发不算，还转载到一些公开的、半公开的小报，广为流传！
三十年代女作家丁玲能发表『莎菲女士日记』，并没有妨碍她成为我党我国在国际国内闻名的有贡献的作家，如今已是八十年代，就不能允许一位女作家，在婚姻恋爱观上提出一些她的主张吗？我强烈呼吁，在对待人的政策问题上要十分稳妥慎重。爱护人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黄宗英把她得到的奖品公开地，托我的代理人李春光先生转交给我，那是两支光灿的钢笔、圆珠笔，并题了她的赠词：「总结经验、鼓足勇气、继续写作，在政治见解、艺术创作、生活道路上都有所前进，为人民写出更好的文艺作品。」
李勇极、李春光也一再写文章为我呼吁。于浩成还亲自来杂志社看望我，予以鼓励。吴祖光请我吃饭。
知识界许多人士为我不平，拿我的事和旧社会的阮玲玉事件作比较。我自己也奇怪，我受的诬陷远不知比阮玲玉大多少倍，怎麽却没死呢？
我想过死吗？也想过。但哪一次在我头脑中都纸存留不过几秒钟，那念头便立即烟消云散了。
是否我应当感谢父母遗传给我的健全的神经，使我天生就「想得开」？
是否应当感谢哥哥的早死，留下一个死囚牢与我的处境做比较，使我时时感到身在天堂？
是否应当感谢「好妈妈」徐书记、岩岩、旭阳、代理人、齐书记……成千上万的好人，给我以永恒的力量？
是的，全有，全都有！缺一不可！
忍受是痛苦的。但，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什麽可失去的了。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没有爱人、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没有名誉。从来没有失去得这麽惨重过。甚至，连青春的容颜也都早已失去。所有的，只是自己养活自己。一个人的名誉被糟蹋到这个地步，可谓绝对自由，真正的无牵无挂。我好像是从自由王国里来的人，而不属于这块国土。想起在工艺美术学校，十几岁时遭到的那次诬衊，心底的念头依旧在萌动著：「等著吧，早晚有一天，教你们佩服我！」
在世人罕有的磨难过去之后，终有一天，会换来更大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