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舒

【作者小传】

（1620—1688）清初文学家。字稚黄；又名骙，字驰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诸生。明亡后不求仕进。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精音韵学，也能诗文。著有《潠书》、《思古堂集》、《诗辨坻》、《韵学通指》等。

戴文进传

毛先舒

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进，字文进，钱唐[1] 人也。

宣宗[2] 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3] ，皆有名。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进《秋江独钓图》，画人红袍垂钓水次。画惟红不易著，进独得古法之妙。宣宗阅之。廷循从旁跪曰：“进画极佳，但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钓鱼！”宣宗颔之，遂麾去馀幅不视。故进住京师，颇穷乏。

先是，进，锻工也，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进亦自得，以为人且宝贵传之。一日，于市见熔金者，观之，即进所造，抚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缣素，斯必传矣。”进喜，遂学画，名高一时。

然进数奇，虽得待诏，亦轗轲，亡大遇。其画疏而能密，著笔淡远。其画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钦进，锻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

〔注〕 [1] 钱唐：今浙江杭州。 [2] 宣宗：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1426—1435年在位。[3] 待诏：为皇帝草拟文字及从事医、卜、画等技术人员之称。谢廷循：浙江永嘉人。倪端：字仲正。石锐：字以明。李在：字以政。

毛先舒的《戴文进传》下笔就一锤定音：“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其实，这个结论能否得到普遍的赞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表明了一种感情态度，也可以说个人偏好。且看篇末又特别喊明叫响：“予钦进”！通览不过三百余字的传文，使人觉得作者于传主事迹特有感悟，才有为之作传的冲动。他并不要像研究者一样为戴画师编年谱——而年谱之无文学价值，乃在于太客观、太实录、太冷静而又太繁琐；他是要为笔下人物传神，希图读者亦有所感悟。

据行家说，要简要地为人传神，莫如画他的眼睛，倘若画出全部的头发，是不讨好的。推论其缘故，应在于眼睛对于一个人，往往比头发更有特色。那么，什么是戴进这人的特色呢？毛先舒概括了两点，他也就只写这两点，并在篇末予以总括。

第一是“进数奇，虽得待诏，亦轗轲，亡大遇”。这位大画家的命运并不好，虽然有个宫廷画师的头衔，并未得到应有的赏识和重用。而问题就出在一幅《秋江独钓图》。在这幅画上，戴进让钓者穿了红袍。尽管“画唯红不易著，进独得古法之妙”，然而，在设色技法上成功的同时，戴进却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的同行谢廷循画师对宣宗特意提醒的：“赤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钓鱼！”这等于说戴进有轻侮朝廷之意，明宣宗能高兴吗？谢画师在存心捣蛋的同时，偏偏还加一句“进画极佳”，这一方面轻轻掩饰了他的不良用意，一方面还能使明宣宗更不高兴。尽管他本人是个喜好绘事而颇具天资的皇帝，但意气之下，竟也“麾去馀幅不视”。戴进从此和他的画一样遭到了宫廷的冷落。这件事可以使人联想到，王嫱之不得进幸，及孟浩然以诵《岁暮归南山》诗（其中有“不才明主弃”句）而终生不遇等故事，虽事出偶然，但帝王的平庸，“同行生嫉妒”的世相，以及天真者的不幸，不是自古皆然吗？戴进的遭遇实有其必然性，岂“数奇”二字可以概尽？这一节客观的叙写中有大感慨在。

第二是“锻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戴进的艺术道路与众不同，他本是一个锻工，一个做首饰的匠人，能“为人物花鸟，肖状精奇，直倍常工”，后来才改行学画，卓然成家的。这经历使人联想到齐白石，他本是木匠，最后成了大画家。一般说来手艺人即工匠，要成为艺术家是不容易的。但出身于匠门的人，却成了最少匠气的大画家，其故何在？戴进的事迹是颇富于启发性的：作为锻工的他，有一天在街上看到自己精心制作的金饰品被人回炉销熔，遂痛惜道：“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糈？意将托此不朽吾名耳。”艺术家所贵，在于有一颗神往的心。而戴进不只把工艺当作谋生手段，同时醉心艺事，追求作品的完美境界，企冀臻于永恒与不朽。但有这种精神，就足以使一个人超越于匠艺，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何况戴进还有相当高的天赋条件呢。这一段客观叙写中有大感悟在。

这篇短文在结构上明显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作者在写下“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后，本来可以接下去便写“先是”一段，再写“进入京”一段，不过，全文会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戴进学画虽名高一时，然而处境穷乏，结穴于遗憾。如今这样的结构，意味则完全不同：戴进虽轗轲穷乏，却学画有成，名高一时，结穴于欣慰。全文结束的一段又加深了读者的这一印象。

（周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