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作者小传】

（1877—1927） 清末民国初学者、文学家。初名国桢，字静安，或作静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诸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外国自然科学与哲学、语言学，颇受尼采、叔本华的思想影响。光绪末任教苏州师范学堂，又在学部图书馆任职员。入民国，被清华大学研究院聘为国学导师。后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早年著作多为美学、文艺理论和戏曲、小说、词的论述。晚年致力于甲骨文和古史研究，为一代学术大师。善诗，小词尤精。有《观堂集林》、《静庵文集》、《观堂长短句》。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筿丈人之关系[1] ，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2] 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3] ，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4] 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5] 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6] 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7] ；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8] ；语久则大樁冥灵[9] ，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10] ，七圣皆迷；汾水之阳[11] ，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12] 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13] 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14] 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15] ，渔父之歌[16] ，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17] 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18] 于北方学派者。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19] 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注〕 [1] 观孔子句：见《论语·微子篇》。 [2]希尔列尔：即席勒。 [3]素地：基础的意思。 [4] 没齿：终生。 [5] 欧穆亚（Humour）：英语译音，词本义是幽默的意思。 [6] 在在：处处。 [7] 北溟之鱼：《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8] 蜗角之国：《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 [9] 语久两句：《庄子·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10] 至于二句：见《庄子·徐无鬼》。[11] 汾水二句：《庄子·逍遥游》:“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 [12] 的：准的。 [13] 骑驿：驿站的车马。 [14] 慊：满足。 [15] 女媭二句：见屈原《离骚》。诗中女媭、巫咸分别表达了孤直必多难，应及时退身而自养其性的意思。 [16] 渔父之歌：见屈原《渔父》。诗中渔父之言表达了全身归隐的意思。 [17] 詹尹：见屈原《卜居》。诗中詹尹有“用君之心，行君之意”语。 [18] 负：具有。 [19] 短什：短篇。

这篇文章作于1906年，是王国维融会西方美学思想探讨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篇重要作品。文章把中国古代学者分为两派，结合南北文学的地域差异，对诗歌定义与表现特质展开论述，并以屈原为范例，表达了对诗歌创作的独特见解。

文章从分析北方学派的思想特点出发，首先对“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的命题进行阐述。作者提出，所谓人生必定关系家族、国家、社会，那么反映在诗歌中就是由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凝聚的深邃感情。此论蕴含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即诗歌描写的感情理应与社会生活相关，而不是个体狭隘的私欲私情。就这一点而言，此说与“诗言志”的传统认识观念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王国维引入了英语humour一词，并根据语音译为欧穆亚。这是humour第一次译成中文，至1924年，林语堂结合音义而译之为“幽默”，于是此词在中文领域得到了普遍认同和使用。然本文中欧穆亚的意义与一般理解的幽默存在一定差异，王国维藉之传示出他对诗歌感情的特殊要求，故内涵要丰富得多。文中未对该词词义作具体演绎，但从几处使用欧穆亚的上下文中可以大致感受到其表达的意思。一处是论北方学者与社会的关系，称他们以坚毅之志坚持理想，与当日社会争，故他们视社会“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遂生出欧穆亚人生观，《小雅》诸作即由此产生。另一处是论屈原，认为屈原地位尊贵，与楚王关系密切又屡遭贬斥，却因心怀忠贞而不改初衷，“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为一种欧穆亚”, 《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据之而论，所谓欧穆亚，应以关心社会、忧国忧政的用世情怀为基础，以强烈的责任感，以对现实的愤懑和深刻认识，形成抨击、讥刺、调侃社会与多角度思索人生的态度。王国维特别以之区别于南方学者的人生态度，指出南方学者虽然也不满社会现实，但往往在不遇时即欲全身退隐，以离世绝俗的方式而嚣然自得，这与北方学者积极抗争的精神实质全然不同。由此可见，王国维在这里应用欧穆亚一词，表明他不仅在一般意义上确认诗歌感情应关及社会生活，而且突出感情的肫挚热烈，这一感情以崇高的理想目标为基质，充溢着历尽坎坷仍奋厉其志的不屈与雄壮之气，正是这种坚执追求和强烈冲突铸就的激情，才是诗歌产生的前提。这就是王国维对中国古代诗歌生于北方的原因分析，是他对于诗歌描写人生这一定义所作的理论演绎，根本上说，则是他本人对诗歌本质意义的理解。

然而，这并非诗歌创作的全部，紧接着，王国维提出了想象力的问题。他把想象力称作诗歌的原质，说明表现形式同样关系到诗歌的文体特质，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南方学者之所长，《庄子》一书表现尤甚，故文中一一胪列《庄子》的相关描述，以具体显现其想象力的伟大丰富，也表露了王国维的由衷赞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国维强调，其所谓想象力，如同儿童的想象那样活泼自由，无羁无束，如同古印度与古希腊的壮丽神话，产生于文化尚未高度发达的情状中，这表明他所说的想象不受学识理性的制约，完全超越生活现状，这不仅显示了天马行空般奔跃驰骋的想象形态，而且也显示出此种想象与由此及彼，或因景生情的联想又有所不同。这是对传统诗歌在表现形式上认识的丰富和拓展。

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唯有深邃的感情与想象力二者合为一体，才能造就大诗歌，才能产生如屈原所作那样杰出的诗篇。缺乏想象，诗歌难有斑斓的色彩，难以把情思展露得宛转跌宕，诗歌的表现力受到限制，因而只能产生小篇。而没有深厚真挚的思想感情作内核，那么想象失去了感情的依附而虚无散漫，表现形式没有了生命力，也就从根本上遏制了诗歌的产生。在王国维看来，二者固然都是产生佳作的必备要素，但相比较而言，肫挚的感情是基础，他一再声称，有感情为素地，想象这一原质才得显现，屈原首先是具有肫挚的性格，才能驱使想象而成为大诗人。王国维一方面突出诗歌在表现形式上特点，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感情问题的阐述而把诗歌的社会意义置于首位，这既反映出文学观念的进步，也反映出他对传统认识的传承。同时，这也令人感受到王国维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感受到蕴含于理论中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深沉思考。

（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