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作者小传】

（1869—1936） 近代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初名学乘，字枚叔，因景仰顾炎武，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甲午战争后，参加维新运动。1903年因在《苏报》上发表排满革命言论入狱。出狱后至日本，入同盟会，主编《民报》。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民国六年（1917），入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晚年侨寓苏州，创章氏国学会。其文学主张，主要见于《文学总略》、《辨诗》诸篇，以为“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主”。于诗力尊汉魏，反对宋诗，尤指斥曾国藩以来之宋诗派。其文学成就，在于政论与学术散文，作诗不多。诗文都诘屈古奥，然早期五律诗、晚年诗文，亦平淡高简。著作繁富，有《章氏丛书》、《续编》、《三编》。

谢本师

章炳麟

余十六七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恺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

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遽曰：“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

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扞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廪禄耶！

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本篇写于一九〇一年。这一年章太炎在完成了《訄书》初刻本定稿工作之后，正应聘在苏州担任东吴大学教习，途经杭州，往谒老师俞樾。没料到俞樾这位大学问家竟一反常态，对章太炎避地台湾，倡言革命，予以严厉的指责，强加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要弟子们群起而攻之。这使章太炎莫名惊诧，感慨有加。但他并没有被老师的汹汹气势所慑服，而是既委婉又坚决地反驳俞樾，跟他分道扬镳，表现了他义无反顾、坚持革命的决心。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述章太炎师事俞樾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

章太炎于一八九〇年从余杭东乡老家来到杭州，入“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位于西子湖畔，是清中叶阮元创建的书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里实际上成了两浙学术的中心，而主持书院学政的通常也是一代名儒。章太炎入书院学习时，主持学政的正是当时著名朴学大师俞樾。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后主持精舍三十余年。他继承了乾嘉汉学传统，先后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书问世。章太炎在俞樾等名师指导下，浸淫经籍，踏踏实实地“精研故训”“博考事实”，先后撰写《诂经精舍课艺》卅八篇，《膏兰室札记》四册，以及五十万字的《春秋左传读》。这就是本篇所说的“言稽古之学”的具体内容和成绩。但俞樾崇尚唐宋文风，章太炎则主张写文章要追蹑秦汉。章太炎向俞樾学习古籍经典，旁及声韵训诂、史地音律、天文律法、典章制度，却“未尝问文辞诗赋”。据载，章太炎在“诂经精舍”学习时，是向谭献学习文辞法度的。总之，章太炎在精舍八年的时间里，向各方面学习，学问大进。而且俞樾平易近人，生活俭朴的为人处世态度，也深得章太炎的尊敬。其《俞先生传》说俞樾“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禨不过茗菜，遇人恺弟。”因此，师生共处，如坐春风，两人关系本来是非常融洽的。

第二段述俞樾以“不忠不孝”指斥章太炎参加反清革命。章太炎在离开“诂经精舍”四年之后，往谒老师，没想到这位一向平易温和的俞樾竟对自己横加斥责。措辞之激烈，态度之严厉，是章太炎从来没有领教过的。

原来，章太炎离开书院之后，就因参与维新而遭到清政府的追捕，不得不举家避地台湾。半年后，经日本，于一八八九年八九月间回国，暂居余杭，写作《訄书》。章太炎在写作《訄书》过程中，对自己参与维新的历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他决定跟维新改良告别，投向革命。这是俞樾给章太炎定罪的根本原因。

俞樾认为：如果要做隐士，那么古代的梁鸿、韩康就是最好的榜样。梁鸿，东汉人，家贫好学，不求仕进。他和妻子孟光隐居乡里，傭耕度日，安贫乐道的故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韩康，东汉人，卖药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馀年。后来桓帝厚礼征聘，终不肯出仕。这是俞樾给章太炎定罪之前，先抬出二位古人来加以压服。可谓以死人压活人。

俞樾给章太炎定罪的理由有二：第一，避难到异域（当时台湾割让日本），离乡背井，远离父母陵墓，这是“不孝”。第二，倡言革命，坚决排满反清，甚至指责皇帝，这是“不忠”。所谓“讼言索虏毒敷诸夏”，是指1900年7月，作者参加唐才常在上海召集的“国会”时，当场驳斥唐才常自立会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宗旨是“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并当场宣布脱离自立会，剪下自己的辫子，换上西服，与那些坚持改良立场的维新人士一刀两断，并且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谓“与人书指斥乘舆”，是指作者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曾致书孙宝鍹，指名批评光绪皇帝之事。

俞樾说“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使我们想起孟轲把杨墨说成是“无父无君，禽兽也”的话。“非人类”，即“禽兽”；而“禽兽”，即略当今天的“畜牲”。这哪里是据理批判？分明是人身攻击，以势压人。“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用的是《论语》孔子斥责冉求的典故。如果说当年孔子指责冉求为季氏聚敛财富、盘剥民众，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俞樾指责章太炎完全是本末倒置，是非混淆了。

第三段述章太炎据理反驳，在和第一流的学者前后比较中，深为俞樾不明反清革命大义而倍加痛惜。作者认为：像俞樾这样一个博学治经之士未必不懂得夷夏之防、戎狄如豺狼的说法。他之所以为清廷千方百计辩护，是不是因为曾经做过清廷的官，拿过清朝的俸禄呢！事实上俞樾只不过任职翰林院编修，并没有被委派某一地去直接统治百姓，不是主谋，这和清初的全祖望、戴震是一样的，有什么值得他感恩戴德，要那么卖力地去帮助清廷掩盖罪恶呢！像俞樾老师那样精通汉学，如果不背弃全祖望、戴震的操守，谆谆教诲学生，那末，即使是扬雄、孔颖达，也不会超过他的吧！这里，章太炎先以明末清初两位思想进步的学者和俞樾相比，考察他们的异同，暗示出俞樾缺少一种民族气节。再进一步指出，如果俞樾能够像全祖望、戴震那样保持民族操守，深明大义，那么成就肯定可在扬雄、孔颖达之上。作者充分肯定俞樾的学术成就，却深深惋惜俞樾不明反清革命大义。以不妥协的姿态驳斥这位颇有影响的学术权威。宁愿与素所钦佩的老师分道扬镳，也决不改变自己的革命初衷。

整篇文章充分体现出辞约而义丰的特点。不仅叙事说理恰到好处，而且遣词造句极有分寸。例如前后比较，委婉陈辞，说明了弟子的身分；但坚持革命立场，义无反顾，有高屋建瓴之势，则又冲破了师道尊严的束缚。而且，题意显豁，主旨明白，显示了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无畏气概。

（朱宏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