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

【作者小传】

（1746—1809） 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更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贵州学政。嘉庆时，以直言批评朝政，被遣戍伊犁，旋遇赦还。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舆之学。工诗，尤精骈文。著有《卷施阁集》、《更生斋集》、《北江诗话》等。

治平篇

洪亮吉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馀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1] 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馀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馀人。以二十馀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2] 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3] 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馀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注〕 [1] 高、曾：指高祖、曾祖。 [2] 曾、元：指曾孙、玄孙。避清圣祖玄烨讳，“玄”作“元”。 [3] 闲廛（chán缠）：空闲的屋子。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以为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主张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人口繁殖。洪亮吉的这篇《治平篇》，作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早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五年。它指出了“康乾盛世”中人口的过快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可能引起的严重社会危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先见之明。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阐述人口问题的文章，立论鲜明，结构谨严，在平易浅显中寓意深刻，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珍视的作品。

文章采用先立论、后论证的方法，先提出论点：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来，天下承平，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人口危机，此时和三十年前、六十年前、百多年前相比，人口分别增加了五倍、十倍和二十倍。文章一开始就揭示出这种人口激增的现象，立即引起了人们对于人口问题的高度警觉和注意，可谓起得鲜明突出。接着，作者采用“算账对比”的办法，进行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以一家为例，从不经意的人口琐事说起，以发展阶段为顺序，认认真真地算了四笔账：高祖或曾祖一代，一家只有二人，而房有十间，田有一顷（一顷等于一百亩），生活自然宽裕。到儿子一代，情形发生了变化，人口增加至十人，而房屋和田地仍是那么多，生活就仅能自足。到孙子一代，人口继续增加到二十人，而房、地没有增加，生活自然会发生困难。如果再往下算，到曾孙、玄孙之时，人口更加猛烈地激增，比高、曾时多了“五六十倍”，至少也得分做十户，生活的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从这些数字的前后对比中，人们自然得出了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悟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引起深深的思考。在“算账对比”中，作者没有采取从全国人口增加多少，房屋、土地有多少，人平均占有多少等方面算大账的办法（当然，那时因统计手段落后，算大账也有困难），如果那样，罗列全国各种数字，虽然也能说明问题，但总会给人以大而空泛的感觉，使文章显得枯燥。作者巧妙地采取以小见大的方法，只以一家为例，先算小账、细账，这就十分具体，让人感觉到这种潜在的变化就发生在家里，发生在身边，觉得十分真切，很容易接受。人们通过这些具体的变化，自然可以联想到整个国家的变化，引起对全局的观照和注意。这种化大为小，以小见大的论述方法，对于阐述主题，起了很好的作用。最后，文章还补写了一笔：“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指出个别户口的自然减少，不能抵消人口增长的总趋势，既是对前面论述的补充，也是必不可少的交待，使论述严密周到，无懈可击。

在正面论述的基础上，文章采用问答和对话的方式，紧紧围绕主题，继续向纵深开掘，作进一步深入的阐发。首先，针对有人提出尚有空地、闲屋可供增加人口用和住的问题，指出人口的增加太快，空地、闲屋根本无法满足需要，而况又有兼并的情况发生，“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人口再多，就难免饥寒冻馁和死亡了。其次，针对有人问“天地”、“君相”是否能够“调剂”人口增加与土地房屋的矛盾的问题，指出“天地”、“君相”均无法解决这一突出矛盾，而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实在是潜在的严重社会危机。这两段，是前文正面论述的深化，说理更为深入透辟。在论述方法上，改为对答辩论的形式，与开头的正面阐述形成对比，笔调更加灵活，富于变化，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性和可读性，引人步步深入。

最后一段，是对全文的总束。作者采用了承上启下的方法：承上，进一步指出人口的增加和土地、房屋不变的矛盾，而“君相”又无根本解决的办法，况且“游惰”者又不听“约束”，这样潜在的社会矛盾就更加突出了。然后启下，由此推衍，自然引出了作者深沉的忧虑：“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如果说文章的开头提出论点时，只是客观地指出了人口激增的自然情况，中间通过层层推论、分析，而最后作者的忧虑之情已经不能自已，由此发出了深长的叹息，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而且把主题揭示得更加深刻，既照应了开头，又使结尾警拔有力。全文在这里自然结束，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引人深思和警觉，表现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深入的洞察力。

这篇论说文从总体看来，文字明白流畅，平易亲切。虽然论说的是社会重大问题，但作者决无居高临下、疾言厉色之态，始终以一种如道家常的口气，平静委婉地叙说、阐述，显得亲切感人。例如开始时论点的提出，并不如一般论说文那样开门见山，而是先说人们都愿作“治平”之民，尤其愿作“治平”既久之民，然后才指出“治平”之时人口增长的危机，这就显得比较委婉。正面论述时，以一家为例，更见亲切。就是对答论辩之时，作者也没有采取剑拔弩张的驳斥的态度，而是客观地说明情况，道理自在其中，让人自己体会。至于最后的忧虑，也表现得比较含蓄。全文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平易浅显，而论述缜密，委婉亲切，体现了作者的风格。

当然，由于作者的思想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篇文章也有着缺憾。在文章中，特别是末尾，作者只流露出对人口增长的忧虑和迷惘，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国家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扰已久的难题。另外，作者在文章中把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完全归结为人口增长过快，这实际上还不是根本原因，那时人民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的压迫和剥削，这当然不是作者当时所能明白的。二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篇文章，自然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透彻了，这也许是无须赘言的吧。

（管遗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