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

【作者小传】

（1775—1855） 清散文家、书法家。字慎伯，号倦翁，又号小倦游阁外史，世称安吴先生，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屡赴礼部试，皆报罢。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得一等，授新喻知县。被劾落职。遂居江宁专事著述。为文喜言经世之务，与一般文人之拘拘于章句有别。亦能诗，又精书学。有《安吴四种》、《小倦游阁文稿》。

小倦游阁记

包世臣

嘉庆丙寅，予寓扬州观巷天顺园之后楼，得溧阳史氏所藏北宋枣版阁帖[1] 十卷，条别[2] 其真伪，以襄阳[3] 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军、大令[4] 各一帖，而襄阳之说为精。襄阳在维扬[5] 倦游阁成此书，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游阁”。十余年来居屡迁，仍袭其称，而为之记曰：

史言[6] 长卿故倦游，说者谓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游者，辄使才尽何耶？盖古之游也有道，遇山川，则究其形胜厄塞[7] ；遇平原，则究其饶确[8] 与谷木之所宜；遇城邑，则究其阴阳流泉，而验人心之厚薄，生计之攻苦[9] ；遇农夫野老，则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则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则究道里之险易迂速与水泉之甘苦羡耗[10] ，而以古人之已事[11] ，推测其变通之故。所至又有贤士大夫讲贯[12] 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游愈疲，则见闻愈广，研究愈精，而足长才也。

今之游者则不然，贫则谋在稻粱[13] ，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燕[14] ，逐酒食。此非惟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

予自嘉庆丙辰出游，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记诵，荒落殆尽，而心智益拙，志意颓放，不复能自捡束。而犹日冒此倦游之名也，其可惧也夫，其可愧也夫！

〔注〕 [1] 阁帖：即《淳化阁帖》的省称。汇刻丛帖。十卷。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摹刻在枣木板上，拓赐大臣。由于王著采择未精，故夹杂部分伪迹，或误标作者，但古人法书，赖此以存。 [2]条别：逐条鉴别。 [3]襄阳：即北宋书画家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擅书画，精鉴别。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豪放，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 [4] 右军、大令：即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 [5] 维扬：江苏扬州。 [6]“史言”二句：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史记集解》引郭璞语曰：“厌游宦也。”据此，则下文对“倦游”的解释似不符合《史记》原意。 [7] 形胜厄塞：地理形势优越与险要之地。形胜，地理形势优越。语出《荀子·强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厄塞：险要之地。语出《史记·萧相国世家》:“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 [8]饶确：丰饶与瘠薄。 [9]攻苦：艰苦的生活。 [10] 羡耗：多余和不足。 [11] 已事：前事。 [12] 讲贯：犹讲习。相互讨论学习。 [13] 谋在稻粱：犹“稻粱谋”。原指禽鸟寻觅食物，后用以比喻人谋求衣食。 [14] 谈燕：边宴饮边叙谈。燕，通“宴”。

包世臣是清朝的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在书法理论方面成就很大，同时学识渊博，一生致力于经世之学，对兵家、经济学也有独到的见解。生平著作，晚年收集、整理为《安吴四种》。

为亭台楼阁作记，乃传统文人之习惯，本文沿袭旧体，却在思想内容上颇有新意。

文章开头讲述了小倦游阁名字的来历，颇体现作者书法家的本色。作者在后楼得到溧阳史姓人所收藏的北宋枣木刻板的《淳化阁帖》十卷，以北宋书法家米芾所刊定的版本来校订。作者认为米芾的说法很是精到，因米芾在扬州有“倦游阁”，所以作者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小倦游阁”，也有景仰前贤之意。

“倦游”二字本出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长卿故倦游”。郭璞考证它的意思是“厌游宦也”。辛弃疾《鹧鹄天》词有“梦断京华故倦游，只今芳草替人愁”，用的也是这一典故。后世亦用“倦游”表示厌倦于行旅生涯或游览已倦，如晋陆机《长安有狭邪行》曰：“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包世臣当取后者之意。然而他的下文并不以“倦”字入手，却取“游”的本义“游历”，展开阐述。

他首先提出疑问：为什么古人游历可以增长才干，今人游历却使才干枯竭呢？古人的游历，是有“道”的，遇到山川平原、舟子走卒，都会用心考究，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同时与贤明的人交流切磋，所以游历越频繁，见闻越广博。这个“道”，实际是儒家“格物致知”的求知精神，是传统士子“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精神内核。宋代文学家苏轼途经湖口时游览石钟山，对其名称感到好奇，亦对前人郦道元和李渤的说法存疑，便于月明星稀之夜与长子苏迈共乘小舟实地考察，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创作了传世名文《石钟山记》，发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感慨。苏轼所行，便是作者所说的“古之游也有道”。这里提出的见解与乾嘉学派大异其趣，所称颂的虽是“古之游也有道”，然而体现了作者发于时代之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

而接下来在文中受到批判的“今之游者”，丧失了前人的求知精神，流于走马观花、声色犬马，所以会使才华耗尽，甚至增长恶习。作者游宦江南，为天下声色富足之地，目睹许多子弟的“谋在稻粱”、“娱于声色”之游，自然心有所感，出此劝诫之语。

文章结尾是作者的自省：用“倦游”的名义放纵自己，荒废学问，实在是令人惭愧啊！

本文全无陈腐之气，文风简约务实，清新可喜；内容言之有物，发人深省；文中的观点，对后世旅游者也有相当大的启发。

（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