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

【作者小传】

（1840—1903） 清末散文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历官深州、冀州知州。后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又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工诗文，源出桐城派，而所作不落其窠臼。其论及时政之作，颇注意“洋务”。有《桐城吴先生全书》。今人辑有《吴汝纶全集》。

跋《蒋湘帆[1] 尺牍》

吴汝纶

余过长崎，知事[2] 荒川君一见如故交，荒川有旧藏中国人《蒋湘帆尺牍》一册视余，属[3] 为题记[4] 。湘帆名衡，自署[5] 拙老人，在吾国未甚知名，而书[6] 甚工，竟[7] 流传海外，为识者所藏弆[8] ，似有天幸者！乡曲[9] 儒生，老死翰墨[10] ，名不出闾巷者，曷可胜道[11] ！其事至可悲，而为者不止，前后相望不绝也。一艺之成，彼皆有以自得，不能执市人而共喻之[12] 。传不传，岂足道哉？得其遗迹者，虽旷世殊域[13] ，皆流连慨慕[14] 不能已，亦气类之相感者然也[15] 。观西士之艺术，争新煊异[16] ，日襮之五都之市[17] ，以论定良窳[18] ，又别一风教[19] 矣。

吴汝纶像

——《清代学者像传》

〔注〕 [1] 蒋湘帆：名衡（1671—1743），字湘帆，号江南拙老人，江苏金坛人，清代书法家。《金坛县志》说他“能诗文，精楷法”。《大瓢偶记》云：“蒋湘帆小楷，冠绝一时。”雍正时，他历时十二年手书完成《十三经》全文，后深受乾隆皇帝喜爱，以此为底本，刻成《乾隆石经》。 [2] 知事：日本地方行政长官的名称。 [3] 属：通“嘱”，嘱托。 [4] 题记：文体名。就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怀。姚华《论文后编》:“而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则后序之变，前或曰‘引’，又前序之变也。”[5] 自署：自己取名。 [6] 书：书法。[7]竟：最终。 [8]藏弆（jǔ）：收藏。 [9]乡曲：偏僻的地方。 [10]翰墨：文章书画。 [11] 曷可胜道：不可胜数。 [12] 执市人而共喻之：使普通人都明白。 [13] 旷世殊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 [14] 流连慨慕：欣赏仰慕。 [15] 气类之相感者：因气质相同而产生感应。然：缘故。 [16] 争新煊异：争相创新煊耀独特。 [17] 襮（bó博）：展示。五都之市：繁华都市。[18] 良窳（yǔ羽）：优与劣。 [19] 风教：风俗文化。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十三岁的吴汝纶被委予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历时四月，其间几乎遍访日本各类学校、书院、名胜。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疾卒。本文即写于他去世前一年东游日本期间。

凡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作品。此次出访异域，少有暇时，但吴汝纶仍寄心楮墨，即兴赋诗作文多篇，与日本友人唱酬不断，此文便呈现了他与日本友人交往的一个片断。作者受人之托撰写跋文，虽笔墨简省，却并没有敷衍成官样文章，而是有所兴寄，寥寥几笔中迸出思想的火花。

文章开头，仅用“余过长崎……属为题记”四句对作跋缘由概略说明，他若尺牍的内容及艺术价值，皆略而不陈。因与长崎地方长官荒川君一见如故的缘分，荒川托其为自己所藏之珍品写一篇题记。看似客观陈述，细品起来，字里行间实暗藏感慨：二人能够相互知赏且一见如故的原因正在于相同的高雅情趣——对中国翰墨文化的热爱。荒川拿出自己的藏品礼遇来客，一方面体现出对朋友的尊重，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希望行家来品评一下自己收藏品味的迫切心情。这便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于是有“一见如故交”之感。之后“湘帆名衡……似有天幸者”几句，写出了作者内心的惊讶与感动：一个在中国不甚知名的文人，他的尺牍因为书法精工，最终在异国他乡被人收而宝之，这对中国的文人墨客而言，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接着从尺牍的际遇延伸下去，抒发感想。为何有“似有天幸者”之慨叹呢？只因为作者身为文士，深知其中甘苦滋味和文人对扬名的渴望。他自然联想到，自古以来文人代不乏人，在那些偏远的乡里，有不可胜数的文士，一生沉醉翰墨，大多数人埋没于里巷，其作品也散亡磨灭不复存焉。对于文人而言，这真是至为可悲之事。然而他们却不为流俗所沉，即使无名无利，也会继续在自己喜爱的领域中耕耘不辍，且薪火相传，使一门艺术“前后相望不绝”。真正的为艺术者，是不能缺乏这样的“痴气”的，也许作者也属于这样的一类人，所以接下来“一艺之成”几句表达了对闻名与不朽更深的认识：对于文人墨客而言，艺术活动带给人的成就感，是只有自己才能享受到的乐趣，不必强求普通市井之人都理解，因此，扬名与否、作品流传与否皆不足挂齿。真正的艺术品也许当时名不见经传，但若保留下来，终究会遇到欣赏的人，即使是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也阻挡不住有识者发自内心的流连仰慕，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纯粹是因为气质相同产生共鸣感应的缘故。也就是说，无论作者名气大小，作品最终能够遇到知音而被珍视，这种际遇对一个文人来说，是比扬名更为荣耀的。这短短几句感慨，并不算什么崇论闳议，却诚笃感人。作者感慨古往今来文士们明珠暗投的深沉悲哀，更对传统文士为艺术而坚执的精神给予高度称扬。

文末谈及西方人对待艺术的张扬态度，藉以与中国文士的保守风气相较。西人为艺术者并不默默耕耘，而是寻找机会自我宣扬，或是争相通过创新、奇特的形式去获得关注，或是干脆展示于繁华的街市，引人回头评定优劣，将之看作提升名气的好方式。这种风教令作者印象深刻且颇有感慨，因此在结尾特别提及，他内心或许也希冀中国文人向西人学习，才不至于有那么多有才之士湮没无闻。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有评语曰：“汝纶肆力于文章之事，不屑以桐城义法自画，而独得于《史记》者尤深。”吴文擅发议论，是其特色，盖乃取法《史记》。本文从一件尺牍作品的命运引申开来，写出对文士遭际的真实感慨，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耐人咀嚼。文章乃作者晚岁之作，措辞老成，笃实恳切，体现了出语雅洁、选词遒炼的语言风格。文辞畅达，了了可读，堪称桐城派古文中文质俱佳的作品。

（刘燕歌）

送张廉卿序

吴汝纶

孙况[1] 、扬雄，世传所称大贤[2] ，其著书皆以成名乎后世。而孙卿书称说春申[3] , 《法言》叹安汉公[4] 之懿，皆干世论之不韪[5] ，载而以告万世者，世以此颇怪[6] 之。我则以谓[7] 凡著书者，君子不自得于时[8] 者之所为作也。

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实[9] 以谀人。而当世贵人在势者，必好人谀己。十人谀之，一人不谀，则贵人恶其慠己，十人恶其异己。贵人与贵人比肩[10] 于上，十人与十人比肩于下，上恶其慠，下恶其异，虽穷天地横四海，而无与容我身，吾且于书也何有？于此有一在势者，虽甚恶之，而犹敬乎其名，而不之害伤，则君子俯嘿[11] 而就容[12] 焉，而以成我书。而是人也，虽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谀己也，闻有书则就求而亟观焉，察其褒讥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谤我也，此怨非[13] 我也。”则从而 龁[14] 之矣。盖必其章章然[15] 称道叹羨我也，夫乃始慭置[16] 而相忘焉。

彼君子也，其志洁，其行危[17] ，其不枉实而谀人，众著[18] 于天下后世。及其为书，则往往诡辞谬称[19] ，谲变[20] 以自乱，以为我意之是非，后有君子读我书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訔訔察察[21] 者为？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诗》三百篇所为“主文而谲谏”[22] ，孔子之《春秋》所为定、哀之际微辞[23] 者也。楚两龚[24] 、孔北海[25] 、祢正平[26] 之徒，背而易之，乃卒会祸殃，至死不晤[27] ，岂不哀哉！

二子之书，意其在此，我既推而得之，会我友张廉卿北来，乃为书告之。复书曰：“子言殆是也。”盖自廉卿之北游，五年于兹，我与之岁相往来，日月[28] 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29] ，别则以书，每如此。今兹湖北大吏[30] ，走书币[31] 因李相国聘廉卿而南，都讲[32] 于江汉[33] 。廉卿，今世之孙扬也。见今[34] 贵人在势，皆折节[35] 下贤，不好人谀己，其所遭孙扬远不如！其北来也，自李相国以下皆尊师之，老而思欲南归，而湖北君所居乡，其大吏又慕声礼下之如此，我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辞[36] ，立信文[37] 以垂示后世，无所不自得者。独我离石友[38] ，无以考道问业[39] ，疑无问，得无告，于其归，不能无怏怏也。因取所意于古，而当质于君者，书赠之以为别。

〔注〕 [1] 孙况：即荀况。战国赵人，世称荀卿。汉时谓之孙卿。曾在齐，游学稷下，三为祭酒。去齐至楚，春申君任以兰陵令。晚年专事著述，终老兰陵。 [2] 大贤：才德超群的人。[3] 春申：即春申君。战国楚人黄歇的封号。考烈王元年出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江东。曾救赵却秦，攻灭鲁国。相楚二十五年，有食客三千。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名，史称“战国四君子”。后因考烈王无子，遂与李园合谋，送自己宠爱的孕妾进宫，以图日后篡持楚国政权。考烈王死，李园恐春申君泄密且日益骄横，命死士将其杀死。[4] 安汉公：即汉新帝王莽，汉元王皇后曾赐其号曰“安汉公”，是汉武帝之后西汉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外戚之一。他篡汉立新，更易皇统，在中国历史上累遭詈骂。 [5] 干世论之不韪（wěi韦）：做了普天下都认为是错误的事。 [6]怪：责备。 [7]以谓：以为，认为。 [8]不自得于时：不能迎合社会流弊，迫于社会压力。 [9] 枉实：歪曲实情。 [10] 比肩：居同等地位的人结成一股势力。 [11] 俯嘿（mò默）：低头无语。 [12] 就容：接近贵人以容身。 [13] 怨非：怨恨，非议。 [14] 龁（yǐhé乙合）：毁伤，倾轧。 [15] 章章然：明显昭著的样子。 [16] 慭（yìn印）置：搁置一边。 [17] 危：端正的，正直的。 [18] 众著：众所周知。 [19] 诡辞谬称：文辞奇诡荒诞。 [20] 谲变：变化多端。 [21] 訔訔：（yínyín银银）：争辩貌。察察：明辨；清楚。[22] 主文而谲谏：语出《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东汉郑玄《笺》曰：“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主文，指诗文不直陈而用比兴。谲谏，委婉地规谏。 [23] 微辞，隐晦含蓄的言辞。 [24] 楚两龚：指汉代楚之龚胜与龚舍。《汉书·两龚传》:“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亦省称“楚龚”。王莽篡汉，胜固辞不应诏，誓不一身事二主，绝食而死。 [25] 孔北海：即孔融，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人，“建安七子”之一。善诗文，辞采富丽。曾任北海相，后任少府，因直言无忌触犯鲁操，降为太中大夫，被杀。 [26] 祢正平：即汉代祢衡。才智过人而负气自傲，好匡正世俗之失，待人接物傲慢不敬。后在江夏太守黄祖身边任书记，因在大会宾客时出言不逊，黄祖一怒之下将其杀害。 [27] 晤：同“悟”，明白。 [28] 日月：时常。 [29] 相质：彼此质询。 [30] 大吏：称独当一面的地方官。清薛福成《庸盦笔记·骆文忠公遗爱》:“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31] 走：送。书币：泛指修好通聘问的书札礼单和礼品。 [32] 都讲：古代学舍中协助博士讲经的儒生，选择高材者充之。[33] 江汉：古荆楚之地，在今湖北省境内。 [34] 见今：现今。 [35] 折节：屈己下人。 [36] 直道正辞：正直为人、坦率言辞。 [37] 信文：真实可信的文章。 [38] 石友：情谊坚如金石的朋友。晋潘岳《金谷集作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39] 考道问业：请教学问。

《送张廉卿序》是吴汝纶于光绪十四年（1888）所写的一篇赠序。所赠对象张廉卿即张裕钊乃吴汝纶一生挚友。吴汝纶二十九岁时，结识了四十六岁的张裕钊，遂为忘年交。光绪年间，以“张吴”并称，扬名桐城文派。曾国藩曾云：“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二人还醉心于论文谭艺，书信频繁。出自吴汝纶日记中的记述颇能说明二人之意气相投：“十一月十二日，夜与张廉卿久谈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三月八日，至凤池书院，与廉卿留连竞日，鬯论文字。”（《吴汝纶全集·日记·文艺四》）本篇赠序着重探讨了文学创作心理问题，语言并不华赡闳肆，所言也未必尽当，但却于平实的说理中透露出作者议论文学的热情。

赠序一开头并没有先讲写作缘由，而是直入讨论话题：如何看待古往今来文人著作中称扬谀赞当权者的现象。古语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要做到直言不讳，并非易事，写文章也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作者避开了相关史料与典故的征引，采取了设例的方式来说明，遂使文风显得活泼而不失庄重。他先从体会前彦写作心理入手，从世人对荀子、扬雄著作的褒讥为例说起。世称大贤的荀子、扬雄，著作闻名后世，然也有白璧微瑕之处，荀子书中有为春申君吹捧之嫌，扬雄的《法言》中也有赞叹王莽美德的话语，这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因此为后世所诟病。对这一现象，作者并不妄加抨弹，而是尝试去理解古人的隐衷。他认为作品中的甘言媚语往往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压力，不得已才如此撰述的，实是无奈之举。接下来道出他对在势者与文人写作心理的揣摩：虽然君子以“不枉实以谀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当权者却往往喜好他人奉承讨好自己。于是在这种趋时媚俗的风气下，谀世之作不断出现。正所谓标孤者难信，入俗者易谐，十人之中若有一人不讨好当权者，他不仅因为态度傲慢而遭到权贵者憎恶，而且还会因行事不同流俗而遭他人厌弃。更可怕的是，若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抱成一团，阿谀谄媚者也拉帮结伙，则这位坚持正直的君子将遭到全社会的排斥而无以立足。那还何谈写书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当权者对文人创作的干预极为强烈，文人的创作能自由到什么程度呢？之后，作者又举了另一种看似较好的现象：也许有一些开明的当权者，虽然内心也厌恶那些坚持直言的文人，但是对某君子还有几分尊重，所以没有直接伤害他，这位君子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然而这位当权者本来就知道君子不讨好自己，听说他写成了书，就迫不及待地想读一读书中有没有暗含讥讽自己的话，有可疑的地方，都觉得是在诽谤自己，于是也开始打击君子了。前代也有文人议论过“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的现象，本文作者则把写作放回到人情世态中去衡量，表现出他洞达世情的一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作者推知前代那些志洁行危的君子，既要坚持“不枉实以谀人”，又要使自己的著作扬名后世，为免遭物议，只能在写文章时采取“诡辞谬称，谲变以自乱”的方式，故意模糊、隐晦文意，让后来的读者去揣测。作者特别举出《诗经》“主文而谲谏”的艺术风格和孔子《春秋》“至定、哀而微”的现象来阐析自己的观点，他又列举了楚两龚、孔北海、祢正平等直言者结局悲惨的事例，感慨他们不会权宜通变。通过事例对比，揭示了作家创作过程中极为苦恼的矛盾。在这段议论中，作者并没有批评荀子、扬雄等人献媚买好，出卖尊严，而是以常情律之，对古人的文章给出了“理解之同情”的评价。

第二段旨在申明写序之缘由，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述说自己与张裕钊相问、相勉、相慰、相娱的深厚友情。其二，感慨张氏之幸运。以古况今，好友张裕钊能够遇到折节下贤、尊重儒者的当权者，又得到其家乡湖北地区官吏的慕声礼遇，因此相信其可以“直道正辞，立信文以垂示后世，无所不自得者”。其三，诉别情。因“离石友，无以考道问业，疑无问，得无告”而怏然不乐，故以此序阐说自己研读古书的体会，与张探讨。文中间接称颂了当时的在势者，故因有阿谀李鸿章等权贵之嫌而遭诟病，其实没有必要过分苛求，不妨视为是作者对宽松创作环境的真诚呼唤。

本文语言平易明畅，议论耐人寻思。作者既发表了自己对文人写作苦楚的真知灼见，又用以古映今的方式勖励张氏直道正辞，从其深微识见中可以看出吴张二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对现代学人启发良多。

（刘燕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