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边燕语》序

林纾

欧人之倾我国也，必曰：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因之日就沦弱，渐即颓运。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

英文家之哈葛得，诗家之莎士比，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禁蛇役鬼，累累而见。莎氏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西人而果文明，则宜焚弃禁绝，不令淆世知识。然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而听，欷歔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又何以故？

夫彝鼎樽罍，古绿斑驳，且复累重，此至不适于用者也。而名阀望胄，毋 千金，必欲得而陈之。亦以罗绮刍豢，生事所宜有者，已备足而无所顾恋。于是追蹑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餍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故西人惟政教是务，赡国利兵，外侮不乘，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虽哈氏、莎氏，思想之旧，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为病也。

余老矣！既无哈、莎之通涉，特喜译哈、莎之书。挚友仁和魏君春叔，年少英博，淹通西文，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予二人所分译者得三四种，《拿破仑本纪》为最巨本，秋初可以毕业矣。夜中余闲，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文均莎诗之纪事也。嗟夫！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余今译《莎诗纪事》，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莎诗纪事》传本至伙，互校颇有同异，且有去取，此本所收，仅二十则，余一一制为新名，以标其目。

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

这是林纾为《吟边燕语》写的译者序。《吟边燕语》是根据兰姆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出的。

林纾以“林译小说”闻名于世，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译作有近两百种，其中可称为文学名著的也不少。虽然历来对林译小说毁誉参半，但在新文学诞生的前夜，他的翻译影响深远，极大地开阔了世人眼界，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兴起，这是不争的事实。

林纾又是卓有成就的古文家，是桐城派吴汝纶的弟子，推崇司马迁及唐宋八大家，善于叙事抒情。从他的译作中可以看出，他用所谓的“史公笔法”翻译小说，确为古文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运笔如风，不愧康有为所称的“译才并世数严林”。

这篇短文不足千字，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发人深思。本文一开头就破题：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首先是西方人说中国落后，其思想文化一定不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识见局，思想旧，泥古骇今，好言神怪”，于是国人跟着起哄，一意求新求变，“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作者亮出自己的观点，西方也不是什么都比中国新。关于新旧的争论最好是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去理解，近代以来我们尝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中西之争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新旧之争，只要看看当时进化论到中国，我们是如何地趋之若鹜，就大体可以体会到。新的不一定就比旧的好，没有旧的也没有新的，西方现在的光鲜亮丽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有自己的历史过程。这些现在看来平平常常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作者接着写莎士比亚在英国的地位就如杜甫之于中国，但“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按国人的逻辑，岂不要焚其书，使其名声扫地？但实际情形如何呢？才智之士往往都爱读莎氏之书，甚至到家弦户诵的地步；莎氏的戏剧，普遍上演，善男信女沉浸其间者不计其数。从没听说有人批评莎剧思想陈旧，内容怪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内，那些喜欢收藏青铜器的，从没抱怨这些死沉死沉的又锈迹斑斑的东西毫无实际的用处，相反“名阀望胄一掷千金”，真是宝贝得不得了。其实这两者道理是相通的，一言以蔽之，这都是源于对古代文化的热爱，这里体现的是一种雅趣。

很多人都把文学艺术与政教混为一谈，作者清醒地指出，不要以文艺无关乎政教，或者无益于政教，就要打压它；也不要用政教的尺度来衡量文艺的价值；不要说今天中国政教不行，就妄自菲薄，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视如敝屣。这一观点到今天也是掷地有声，不失其意义。

行文至此，已神完气足。但作为“序”体，还可以补充对原著、译者及翻译时的情况作些交代，于是作者娓娓道来，介绍了他的搭档魏春叔，作者推许他“年少英博，淹通西方”，翻译时，魏君口述，作者写为文章等等。序言最后说道：英国“固以新为政者也，而不废莎氏之诗”。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当不至于为“新学家之所屏”的吧。这样首尾关照，气脉流贯，也可见出古文家的手段。

在欣赏这篇不长的序文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中国人与莎翁的第一次邂逅，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化”的莎士比亚拉开了莎剧与莎学的大幕，后来林纾也直接从莎士比亚剧本翻译过《亨利第六遗事》《亨利第四记》《凯彻遗事》等等，这些译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议论的地方很多。但林译以他庞大的读者群，其巨大影响力不容低估。后人还根据这些“故事”改编了大量的文明戏。这都是题外话了。回到这篇序言本身，虽然我们看不到作者对莎翁高贵永恒意义的高度体认，也没有对兰姆这个铁杆莎迷作点滴介绍，但我们可欣赏到作者行文的浏亮、雄健，为莎翁来到中国扫清了某些障碍——一些思想和认识上的迷误，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

（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