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

【作者小传】

（1618—1655）明末清初文学家。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称“四公子”，为张溥、陈子龙所推重。入清后曾应河南乡试，中副榜。文与魏禧、汪琬齐名，称“清初三家”。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等。

李姬传

侯方域

李姬者名香[1] ，母曰贞丽[2] 。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3] 善也。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4] 、夏吏部允彝[5] 亟称之。少，风调[6] 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7] ，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8] ，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9] ，己卯[10] 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11] ，屏居金陵，为清议[12] 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13] 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14] ，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15] 。姬置酒桃叶渡[16] ，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17] 。中郎学不补行[18] ，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19] ，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注〕 [1] 李姬者名香：李香，又称香君。 [2] 贞丽：姓李，字淡如，明末秦淮名妓。[3] 阳羡：江苏宜兴的古称。陈贞慧：即陈定生，参见《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注[11]。[4] 张学士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发起人之一，崇祯四年进士，授庶吉士，故尊称为学士。[5] 夏吏部允彝：字彝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与陈子龙等创立“几社”，与“复社”呼应。明亡参加抗清斗争，被俘后投水自杀。曾在吏部任职，故称为吏部。 [6] 风调：风韵格调。[7] 周如松：即当时著名昆曲家苏昆生，原籍河南，寄籍无锡，故称“吴人”。玉茗堂：汤显祖书斋名。四传奇：指汤的代表作《紫钗记》、《牡丹亭》（《还魂记》）、《南柯记》与《邯郸记》。 [8] 琵琶词：指明初高则诚所作传奇《琵琶记》的曲辞。 [9] 雪苑侯生：侯方域自号雪苑。 [10] 己卯：明崇祯十二年（1639）。 [11]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余参见《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注[10]。论城旦：指阮大铖在崇祯初年阉党败后名列逆案，被革职为民。论，判罪。城旦，秦汉时罪人所充劳役的一种，白日防寇，夜间筑城，一般以四年为期。此处作处徒刑服苦役的代称。 [12] 清议：公正的评论。古代一般指乡里或学校中对官吏的批评。后世亦指朝廷中职司风宪监察或翰林院中的官吏对朝政的批评。《明史·马士英传》:“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13] 贵池：今属安徽省。吴应箕：即吴次尾。参见《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注[14]。 [14] 世望：世家望族。归德侯氏数代簪缨。这里还包含有方域父侯恂曾参加东林党反对阉党为世人所敬仰事。 [15] 下第：应科举未中，此处指参加应天乡试。 [16] 桃叶渡：在南京城内秦淮河与清溪合流处。相传东晋王羲之曾于此送其爱妾桃叶渡河，故名。王羲之作有《桃叶歌》。 [17] 中郎：指东汉蔡邕，为《琵琶记》中的男主角。邕曾官左中郎将，故称。 [18] 学不补行：学问虽好却不能弥补其品行上的缺点。[19] 开府：明清时称各地的督抚。田仰：贵阳人，马士英的亲戚，弘光时为淮扬巡抚。

侯方域像

——《清代学者像传》

本文在明清古文中名气很大，一半是因为孔尚任依此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本文所述为主要依据。《桃花扇》得传大名，本文便也随之而不朽了。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致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而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的儿女之私与悲欢离合，更成了文学史上一段著名的故事。

这篇《李姬传》是当事人为后世留下的关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第一手史料，而且独具只眼地为后世描绘了一个虽沦落风尘，却依然孤标傲世，不慕荣利，不屈服于权势，对社会政治的是非清浊保持着清醒认识的歌妓形象，因而弥足珍贵。

这篇别传共四段，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此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炫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现在无法确定《李姬传》作于何年，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

（胡光舟）

马伶传

侯方域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1] 。金陵为明之留都[2] ，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3] 、游雨华台者[4] ，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5] 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6] 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7] ，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8] ，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昆山顾秉谦[9] 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当时称为马回回云。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昆山，见昆山犹之见分宜[10] 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呜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尔。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注〕 [1] 金陵：古地名，今江苏南京。梨园部：指戏班。梨园是唐玄宗时在皇宫中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唐代宫廷乐舞有两大类别：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在堂上表演。在梨园教练的为坐部伎。后世也称戏班为“梨园部”或“梨园”。 [2] 留都：古代王朝迁都后，常在旧都置官留守，称留都。 [3] 桃叶渡：南京的名胜之地。 [4] 雨华台：即雨花台，南京的名胜之地。 [5] 新安：隋、唐时郡名，其辖境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徽州（包括今安徽歙县等地）。新安贾指徽州商人。 [6]《鸣凤》：指《鸣凤记》，明代戏曲剧本名，演杨继盛与明代奸相严嵩斗争、被害及昭雪的故事。椒山先生即指杨继盛。 [7] 两相国论河套：指《鸣凤记》所演奸相严嵩与另一宰相夏言争论应否恢复河套的事。河套，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南、黄河沿岸的地区。 [8] 匍匐前：伏地前行。 [9] 顾秉谦：昆山（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任文渊阁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晋少师。谄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等。《明史》入《阉党传》。 [10]分宜：指严嵩。严嵩为江西分宜人。

侯方域是清初散文的代表作家，与魏禧、汪琬并称“清初三家”。他资质近苏轼，书信、人物传记都有佳制，其中以《马伶传》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马伶传》篇幅短小，但结构安排上却独具匠心。全文极为紧凑，先概括地介绍人物身分及背景，随即跳跃到金陵兴化、华林两部的角技及马伶的失败。马伶戏未终场而遁走，他能否东山再起呢？未容读者悬想他此后的行动，作者的笔锋已转到三年后马伶归来，在新的一番高下较量中大获全胜。至此，又使读者产生了这三年中马伶如何能够演技大进的悬念。通过这样层层蓄势，作者才在最后阐明其获胜的原因，理至此而大明。马伶之败与其转败为胜，皆为此段之铺垫。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文谱》中说：“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势之厚，在于用顺”。这篇文章即是用逆来振起文势的。试想，假如按时间的顺序在马伶失败后，接着写他如何在顾秉谦门下为卒三年，再写他归来获胜，则文章势必结构松懈，索然无味。用“逆”固然巧妙，而此文尤为巧妙之处在于“逆”中有“顺”。对于马伶这三年中的经过，作者没有进行呆板的叙述，而是借华林部伶人拜访马伶时由其亲口道出，所选择的叙事角度极为高明。从事情发生的时间来看，其夜华林部过访是“顺”，而马伶所说之事则是“逆”, “逆”中有“顺”，使得文气非常自然。千锤百炼而又自然无痕，于此可见作者的艺术功力。

文章写马伶，只集中笔墨记叙马伶“去数千里，为卒三年”而学艺之奇事，写学艺之奇事，又先写两次角技，从而收到耸动耳目的效果。

作者选择了一个十分具有竞争性的场面来渲染这次角技的紧张性。首先从观众着墨，金陵的贵客文人、妖姬静女被“遍征”，并且“莫不毕集”，其场面之盛可以想见。而两部又同时演出《鸣凤记》，同样的内容使观众更能比较出两部技艺的高低，这反映出两部各不相下的竞争心理。从观众及剧目两方面，将这次角技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以下则描写两部角技的过程及胜败，演唱到一半时，尚未能分出高下，但当演到奸相严嵩出场与夏言辩论是否恢复河套失地这一场时，扮演严嵩的兴华部的马伶明显地逊于华林部的李伶，两部的高低于此判然。作者在此没有正面描写马伶的技艺如何不如李伶，而是借观众反应来侧面点染：“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以观众对西肆的叹赏来反衬东肆马伶的失败，文思巧妙。马伶戏未终场而遁走，为下文的转败为胜伏下一笔。

将近三年之后，马伶又回到金陵兴化部，在同样的盛会上，两部又同演《鸣凤记》，又演到了河套一场，然而，这次的结果却与三年前大不相同，马伶以精湛的技艺使李伶折服，兴化部的声誉远远超过了华林部。文章笔墨简练而有变化，以李伶的“失声”、“匍匐前，称弟子”来写马伶演技之高，与前段同中有异。两段相较，繁简有致，同样的内容而不见重复，体现出作者文笔腾挪之巧妙。

侯方域通过对这一事迹的详细记叙，使马伶的形象栩栩如生，使马伶的性格充分凸现出来。但若仅如此，犹未能称为上乘，这类文章更重要的是要因事见理，如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通过郭橐驼的善于种树来说明要循物自然之性的道理。《马伶传》则通过马伶“去数千里，为卒三年”的事迹来阐明艺术来源于生活及苦学必有成的道理。马伶的行事出人意表，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通过作者叙述，这个“理”昭然显现在读者面前。

这篇文章还有暗寓褒贬之妙。对于当朝的宰相顾秉谦，作者说他“严相国俦也”, “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严嵩是万人唾骂的大奸臣，将顾秉谦与之相提并论，是含有贬斥的深意的。作者行文微婉，借马伶之事而对顾秉谦进行了侧面的抨击，深谙史家之“春秋笔法”。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侯方域，说他“涉于浮夸”，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惜其文不讲法度，且多唐人小说气”。从这篇文章看来，超乎法度的法度，对主要事件的夸饰、渲染以及小说家手法的运用，正是其成功之处，用来说明侯方域文章的特点是恰切的。

（李修生 李鸣）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侯方域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1] 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

执事，仆之父行[2] 也，神宗[3] 之末，与大人[4] 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5] ，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6] ，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炤[7] ，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8] ，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9] ，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10] 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11] ，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12] 叩门过仆曰：“左将军[13] 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14] ，云子与有旧[15] ，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16] 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17] ，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18] ，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

窃怪执事常愿下交天下士，而展转蹉跎，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亦甚违其本念。倘一旦追忆天下士所以相远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静待之数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仆果见天下士接踵而至执事之门，亦必且随属其后，长揖谢过，岂为晚乎？而奈何阴毒左计一至于此！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仆且去，可以不言，然恐执事不察，终谓仆于长者傲，故敢述其区区，不宣。

〔注〕 [1] 执事：书信中用以称对方，谓不敢直陈，故向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陈述，意示尊敬。与“阁下”、“左右”等同一用意。 [2] 父行：与父亲同一辈分。 [3]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20）。 [4] 大人：谓其父侯恂，当时任御史等职。 [5] 大人削官归：熹宗天启四年（1624），侯恂以反对阉党魏忠贤，被削官归里。 [6] 成勇：字仁有，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官南京御史。 [7] 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安徽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时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明亡后隐居桐城白鹿山。 [8] 成公已得罪去：成勇上疏诋兵部尚书杨嗣昌，被削籍戍宁波卫。 [9]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方孔炤之子。明清之际思想家、科学家。崇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参加复社活动，为四公子之一。入清，出家为僧，法名大智，字无可。 [10] 阮光禄：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与马士英同中会试，天启时依附阉党魏忠贤，任光禄寺卿。阉党败后，名列逆案，被革职为民。崇祯末又依附权奸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任兵部尚书。后降清，从清军攻仙霞关，死于山上。 [11] 陈定生：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人，复社四公子之一，曾与吴应箕等抨击阉党余孽阮大铖等。明亡，隐居不出。吴次尾：吴应箕，字次尾，复社四公子之一。明亡，起兵抗清，兵败被俘，不屈死。 [12] 杨令君文骢：令君，汉末以来称尚书令及郎中令为“令君”，后亦以为县令的尊称。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崇祯时，历任青田、永嘉、江宁知县，因故夺职。弘光时任兵备副使，巡抚常、镇，兼辖扬州沿海地方。南京陷，隆武帝立，任兵部右侍郎，在浙江衢州抵抗清兵，隆武二年（1646）兵败被执，不屈而死。 [13] 左将军：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今属山东）人，明末大将，弘光时封宁南侯。 [14] 清议堂：当时朝廷大臣商议军政大事之所。 [15] 子与有旧：左良玉曾隶昌平督师侯恂（侯方域父）麾下，为恂所识拔。左尝三过商丘侯府，拜伏如家人。崇祯十五年，左又再度隶属起自狱中、任中原督师的侯恂麾下。有旧，犹言有关系。 [16] 熊尚书：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 [17] 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伍子胥引吴兵入楚，掘发楚平王墓，鞭其尸。申包胥使人责子胥。“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18] 干儿义孙之徒：魏忠贤专政时，干儿义孙甚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阮曾依附魏忠贤，造《百官图》，构陷杨涟、左光斗等，与魏之“干儿义孙”无异，故侯方域以此诋讥之。

侯方域由故乡河南归德（今商丘）赴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下第后寓居南京，与复社人士结交，抨击阉党余孽阮大铖等。崇祯十六年（1643），岁次癸未，春夏之交，驻军襄樊的明将左良玉（后封宁南侯）所部因粮饷不足，发生哗变。左良玉率军沿江东下，企图到南京就粮，当时已至安庆、九江间。左部移镇，无命擅动，引起了明朝留都南京城官民的极大恐慌。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通过夺职县令杨文骢，请侯方域以其父侯恂的名义向左良玉发书，劝阻其东下之举。侯恂当年任兵部侍郎督师昌平，对左良玉曾加以识拔提携，成了左的“恩主”，故得以利用这样的关系。而阮大铖曾因假手王将军拉拢侯方域，被侯所拒（参见《李姬传》），便衔恨于心，趁机造谣说侯与左书信暗通，将为左作开城的内应。官司搜捕，逼得侯方域只好离开南京逃亡。这封信便是离城时写给阮大铖的。虽然时机迫促，但作者仍压抑住一腔愤怒，从容不迫、舒卷自如地历述自己父子两代与阮大铖的交往始末，揭发阮大铖当年甘心充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孙”的劣迹秽行，指责他今日嫁祸于人的“阴毒左计”。全文义正而辞严，滔滔不绝，颇具气势和锋芒；但揭发指责，仍然出之以“词微而义婉”，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含蓄深婉的讥讽独擅胜场，避免了在义愤填膺心情下作文的意气浮动或口不择言，显示了声讨不义者的理直气壮而又从容舒徐的风度。其处处痛下针砭，固是对阮大铖的“诛心”之论，后世读来也觉得理浃义周，公允恰当。阮大铖是情真罪当，不得辞其咎。后世舆论常对东林复社有“春秋责备贤者”之举，以为在天启年间愈演愈烈的东林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导致了马士英、阮大铖等迫害东林、复社人士的政局反复，成了南明复亡的重要原因。其间东林、复社人士嫉恶太甚，不容阮大铖等改过自新，以致激成祸变。如果以本文等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来看，矛盾激化的责任亦在于马、阮一方，阮大铖的“阴毒左计”也不是可以轻易略其迹而原其心的。

本文的表述方式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虽然作为一封书信，是可以随手挥洒，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但本文却经过精心结撰，思路一贯，首尾呼应，结构严谨，达到了神完气足的境界。一开始，作者就提出了“君子处己”的原则，便是“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然后指出阮大铖对待自己“乃有不然者”。主干部分前三段陈述自己父子两代与阮大铖的交往始末，夹叙夹议，明晰流畅，第四段纯出之以议论，婉转示讽。四段文字，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都紧紧围绕“君子处己”的原则加以述评发挥，指责阮大铖完全背弃了这一原则：对待自己的过错，处处“自恕”，反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如四段中的第二段，追忆阮大铖假手王将军拉拢自己，一经发觉，便加拒绝的过程，虽属客观的叙事，但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阮大铖此举有欠光明正大甚至包藏祸心。王将军“过仆甚恭”, “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以及“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这种种出于阮大铖授意并导演的“币重而言甘”、“投其所好”以及酒食游戏相征逐的手段都十分卑微而且决非君子所应为。手段的卑鄙常能证明目的的卑鄙，因之侯方域以义相拒，“不得不绝”, “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这也就证明了阮大铖对自己当年的罪孽并未真诚悔过，而往往“自恕”，而对于侯方域“于长者傲”的责备更是“苛责他人以非其道”。

再如主干部分的第四段，运用了层层演进的假设推理，谴责阮大铖“忮机一动”, “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的根本原因，也违背了阮大铖“常愿下交天下士”的“本念”。文章为他假设对此“未必不悔”, “悔未必不改”, “果悔且改……心事未必不暴白”，而“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执事之门”，如此，则侯方域也必将“随属其后，长揖谢过”。这纚纚如贯珠的假设推理，前后顶真，一气呵成，既为阮大铖规画了一条改过自新之路，也反证了阮目前的所作所为，处处是“自恕”其过，“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

其次，本文对阮大铖的批评指责有时固然辞锋犀利，不稍宽假，如“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 “何执事文织之深也”，以及“而奈何阴毒左计一至于此”等，但多半还是以从容不迫的方式婉转示讽。就总体的风格来说，本文含蓄机智，绵里藏针，而不是徒逞一时的口舌之利以获取一发无遗的泄愤的痛快。这里可能残留着对作为父执、前辈的阮大铖的最后一丝尊重，也表现了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传统士大夫的风度，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启发阮大铖的良知，仍然怀着促其迷途知返的苦心孤诣。作者追述其父侯恂与阮在万历年间共事朝廷而“相得甚欢”之后说：“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这一个“当自追忆其故”中包涵了丰富的历史容量。侯恂与阮大铖后来分属东林与阉党，君子小人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最终分道扬镳。此后侯方域南下应举。侯恂明知阮大铖寓居南京，却只命方域拜谒老友御史成勇和方孔炤，一字不提“同为父行”的阮大铖，其所以如此，文章再次重复“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一语。这里的不必明言与不欲明言，为阮大铖反思昔年的过失提供了一次机会，也是在是非功过昭然若揭的前提下促人自惭自愧的一种极好陈述方式，这往往比大张挞伐地声讨其罪更具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和道义力量，而在作文的技巧上则是属于“引而不发”，能产生“跃如也”的阅读效果。主干部分的第三段，历述杨文骢深夜过访，见告左良玉兵且东来，南京城汹汹不安，而阮大铖“扬言于清议堂”，造谣说侯方域与左有旧，“且应之于内”，这是横加给侯方域以“族灭”的罪名。随后紧接一段自明心迹，并将“甘心作贼”的大帽子还赠阮大铖的议论，也颇具含蓄机智、绵里藏针之妙。文章说，左部若来南京，便属“犯顺”为逆之“贼”, “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退一步说，“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这里笔法的回旋顿挫尚在其次，最妙的是，将“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八字考语奉赠给已经革职为民、投闲置散十六年的阮大铖，描摹他窘急之际的不择手段和挟嫌报复，可谓贴切已极却又不落痕迹，而特别标举“昔日干儿义孙之徒”，直揭阮的心病，给以当头棒喝。字面上是自明心迹，骨子里暗藏针砭，将对自己的诬陷中伤还之于对方自身。这一擒纵自如、左右开弓的表述方式，成为本文的重要特色。它增强了文章论叙从容舒卷的色彩和风度。

（胡光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