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序

姚鼐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1] 先生及同乡刘耕南[2] 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3] 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4] 始。盖退之[5] 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6] 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7] ；子瞻[8] 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9] 。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10] ，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11] 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12] ，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13] 《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14] 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15] 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16] 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17] ，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18] 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19] 。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20] 。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21] ，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22] 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23] 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24] 。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25] ，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26] 具之矣。茅顺甫[27] 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28] 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29] 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30] ，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31] ，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32] 为法。古文不取六朝[33] 人，恶其靡[34] 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35] 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36] 、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注〕 [1] 薑坞：姚范，字南菁，号薑坞，乾隆六年（1741）进士。作者姚鼐是姚范之弟姚淑之子。 [2] 刘耕南：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方苞弟子。在桐城派古文家中，上承方苞义法理论，下开姚鼐文章精粗途辙。 [3] 老、庄：老子、庄子。 [4] 贾生：指西汉文学家贾谊。 [5] 退之：唐文学家韩愈的字。 [6]子厚：唐文学家柳宗元的字。 [7]明允：宋文学家苏洵的字。苏、张之流：指苏秦、张仪等纵横家。 [8] 子瞻：宋文学家苏轼的字。 [9] 年为之也：寿命限制的缘故。按：柳宗元四十七岁卒。姚鼐认为由于早逝，其文未臻至境，作品中有向古人学习的形迹。 [10] 《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都是《周易》的注释、辅助读物，从司马迁以来，都认为是孔子所作。传：经书的解释。 [11] 太史公：指司马迁。欧阳永叔：宋文学家欧阳修。 [12] 向、歆：刘向、刘歆。汉成帝时，使刘向校中秘之书。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13] 子政：刘向的字。 [14] 子固：宋文学家曾巩的字。 [15] 谟诰：《尚书》中有《皋陶谟》、《康王之诰》等篇。 [16] 《春秋》内外传：内传即《左传》，外传即《国语》。 [17] 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皆臣下主动提出的对时务的意见。对策：臣下就皇帝提出的关于经义、时事的问题作出的回答。 [18] 两苏：苏轼、苏辙。制举：唐宋科举制，有岁举与制举之分，岁举是长年贡举，制举为皇帝自诏选拔。 [19] 书说：信叫书，当面谈话叫说。《君奭》:《尚书序》认为周公、召公同为成王相，召公不满，周公作《君奭》告召公。 [20] 赠处：《礼记·檀弓下》：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颜答后又问子路：“何以处我？”[21] 梁王：梁惠王魏婴。宴请诸侯于范台事见《战国策·魏策二》。择言：选择恰当的言词。 [22] 三军：周代天子六军，大国诸侯三军。 [23] 刘先生：指刘大櫆。 [24] 圬者：指韩愈为之作传的泥瓦工王承福。种树：指柳宗元为之作传的种树人郭橐驼。 [25] 石鼓刻文：即《石鼓文》，相传为周宣王时作。 [26] 秦刻琅邪：秦始皇多次东巡，登临之地都刻石纪颂统一天下的功业，《琅邪刻石》即其中之一。 [27] 茅顺甫：明散文家茅坤。 [28] 张子：指北宋哲学家张载。 [29] 屈子：屈原。 [30] 《辞赋略》：当是《诗赋略》。刘歆继其父刘向整理汉朝中央藏书，校奏《七略》，其中之一为《诗赋略》。 [31] 昭明太子：萧统，曾编选《文选》。 [32] 汉《略》：即《七略》。 [33] 六朝：指晋、宋、齐、梁、陈、隋。 [34] 靡：纤丽少气骨。 [35] 介甫：宋王安石。 [36] 扬子云：汉文学家扬雄。

桐城古文源流，始于方苞，中经刘大櫆，至姚鼐而正式立名，蔚然成派。故姚氏一向被推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自壮岁辞四库编纂事后，终其一生，以讲学为业。乾隆四十四年（1779），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期间，为穷尽古今文体发展变化之法则，垂示后学，编成《古文辞类纂》一书，并作了这篇序。

作为古代散文最有影响的跨代分类选本之一，《古文辞类纂》由唐宋八家上溯战国秦汉，下以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直继唐宋八家，以说明唐宋八家的渊源和发展。其所述包括辞令和辞赋，所以称为“古文辞”；全书按文体分类，所以称为“类纂”。这篇序文的主体部分缕述所分十三类文体。各体之内，其论述步骤为：首溯渊源，以示特点；次明本体之内的取舍原则；再次举评其代表作家。论列程序大致如是，但又不尽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的一笔带过，有的就具体问题作扼要考证说明。总之，溯源而辨体是重点，其他则或详或略，依对象而定，体现了桐城派古文宗尚义法，辨析文体的特点。

古代文体之别，晋有李充的《翰林论》和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可惜都已失传；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依有韵无韵分为两类。在此之下，重点论述了三十多种文体。到明代，有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两部文体论专著。前者分五十九类，后者百二十七类。这些著作各有特点，但都失之琐碎芜杂。姚鼐在前人基础上，将属于文的部分归纳合并，釐为十三，使文体分类更为清晰合理。所以后来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新文辞类纂稿本》、吴曾祺《涵芬楼古文钞》等代表性选本，分类悉遵姚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类与姚选稍异，但也大致不脱这个格局。可见姚鼐在文体论方面的影响。

辨源文体固然是本序的主旨，但最具理论建树的，则是对古文创作论的揭示。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文章末段起笔，上句总括前述，下句转启后文，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作文的八种要素。其中又分为“文之精”与“文之粗”两组。接下论述“精”、“粗”的关系，以及学习古文由“粗”而“精”，御“精”而遗“粗”的途径。就这八种要素单独看，并非姚鼐首创，前人文论中亦屡屡提到。姚鼐的功绩主要在总结前人，特别是继承方苞、刘大櫆古文理论的基础上使之系统化。因此，欲道姚鼐，须先对方、刘之论有所了解。

方苞以“义法说”为桐城派古文论奠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显然“义”指内容，“法”指形式。这是继承了前人文质并重的传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作文以“义法”为经纬，要求语言雅洁，反对浮华空洞和芜杂寡要。刘大櫆对“义法”中的“法”有所补充发展，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下同）他虽也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但却明显偏重“音节”、“字句”的讲究，认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而改变了“义法”说以“义”为前提的重心。综方、刘之绪，姚鼐融时代特点，全面完善了桐城派的创作论。他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本文的“精”、“粗”八要素。

概言之，“神、理、气、味”指文章的精神、脉理、气势、韵味；“格、律、声、色”指文章的样式、法度、音调、辞采。文章由这“精”、“粗”两部分构成。创作则先从“粗”的部分，即形式的部分开始，然后达到“精”的，即实质的境界。“精”寓于“粗”中，没有“粗”, “精”也就无所依托。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所以学习古文由初学到成熟也是一个由“粗”到“精”的辩证扬弃过程，最后达到可以不再拘泥于形式而得心应手地优游于精美的实质境界。从理论上指出创作学习古文途径后，姚鼐引例评说，申足论旨。先以韩愈为“文士之效法古人”的典范，说明学古须变其形貌，得其精神。复指出一般人学古的通病：“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在他选录的大家中，尤举扬雄、柳宗元为“形貌过于似古人”。这里既为初学者指出师法的对象和应避免的弊病，也从正反两方面使“御其精而遗其粗”的论旨具体化。概言之，姚鼐的精粗八字说把方苞的“义法”说由疏到密地扩充起来，把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由偏到全地完善起来，把自先秦以来的只言片语穿针引线地联系起来，融入自己的识见，建立了完整的散文创作论，这就是姚鼐在桐城古文创作论方面的集大成贡献。

了解了创作论，回过头再看其文体论，可知其取舍原则、评骘标准都是以创作论为基础的。如“论辨类”中的“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的议论；“诏令类”中“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的评说；“辞赋类”中对“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的说明，都是他“精”“粗”理论的具体发挥。创作论是他辨原文体的概括总结，文体论是他创作论的实际运用。这样也使文章结构上既显出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又不乏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联系。

这篇序虽以辨原文体和古文创作论的精辟揭示取胜，但文章本身也体现了姚鼐作为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的创作特色。

“言有序”是从方苞到姚鼐在写作上都共同遵循的不二法门，也是本序结构的最突出特点。全文逐次分为交待缘起，辨原文体和阐述创作论三大块，总体结构一目了然。第一部分说明选录古文辞的原因和体例，又分三层。第一层标明师承，逗露缘起。首先点出自幼从伯父姚范和刘大櫆学习古文法，明确渊源。然后概述几十年简历，引出来扬州讲学，“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初步切入正题。从“少闻古文法”到“余来扬州”，中间几十年的跨度，作者用“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和对姚范、刘大櫆再作交待带过，不只是自谦与接应，更强调了其宗法师承的一贯性。现在“少年或从问古文法”，那么不言自明，作者所要讲的话，也是桐城派的古文法了。这一句道出了以姚鼐为中介的桐城古文衣钵的承转关系，也是文意转折过渡的枢机。第二层承上末句而来，就“古文”二字展开议论，强调选录古文辞的必要性，将正题再推进一步。他认为“文无所谓古今，惟其当而已”。文章要写得恰当合理，从古至今，规律是一样的。懂得这个道理，即使古今悬隔，而今人取法借鉴，也如衣食一样必不可少。“如衣食之不可释”是作者强调的必要性。但这一点未必人人都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不被今人理解，那就让它作为一家之言存在，等待以后的知音。总之，无论如何，取法古文都是必要的。将意思说透了，又留有余地，文思极周密详赡。“惟其当”, “得其当”, “知其所以当”, “不知其所以当”，四层环环相扣，接以三“则”字，文气回旋中一路贯下，简明练达，又有顿挫之势。既然取法古人“如衣食之不可释”，那么编撰这一选本就是必要而合理的了。故第三层以“于是”二字顺承，正面点题，列数所分十三类文体总目。第二部分分体论说，按部就班；第三部分也是逐层推下，次序井然。“言有序”在本文中正是体现在文理的畅遂，层次的清晰，脉络的一目了然。

从语言的清雅秀洁到神理的葳蕤严谨是本文由表及里的总体风貌。作者薙字芟句，削繁就简，行文力求干净洗练，词灼意达，毫无冗繁拖沓处，亦无强激过甚语。辨原文体中时见征引考订，迭出卓见，佐以事理，阐明要略，使文章从秀洁中显出深蔚，在清丽中见出葳壮。论述时用语下字既工稳妥帖，又注意音节的抑扬抗坠，与文气脉理拍合无隙。句段之间意脉或转或推，安闲适步，又不羁不滞，初读看似平淡，细味方觉隽永。作者曾将文章风格两分为阳刚与阴柔。本篇则貌柔而骨刚，清雅秀洁之柔与葳壮谨重之刚兼而具之——当然，这已不单是桐城派古文特点，更有姚鼐其人其文个性的融汇了。

（魏中林）

左仲郛浮渡[1] 诗序

姚鼐

江水既合彭蠡[2] ，过九江[3] 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寿春、合肥以傅淮阴[4] ，地皆平原旷野，与江淮[5] 极望，无有瑰伟幽邃之奇观。独吾郡潜、霍、司空、龙眠、浮渡[6] ，各以其胜名于三楚[7] 。而浮渡濒江倚原，登陟者无险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览之不穷。是以四方来而往游者，视他山为尤众。然吾闻天下山水，其形势皆以发天地之秘，其情性阖辟[8] ，常隐然与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于万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游者之众，则未知旦暮而历者，几皆能得其意，而相遇于眉睫间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隐榛莽土石之间，寂历空濛，更数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后发耶？余尝疑焉，以质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将往游焉，他日当与君俱。”余曰：“诺。”及今年春，仲郛为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归，出诗一编，余取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余恍惚若有遇也。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

昔余尝与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须[9] ，下北江[10] ，过鸠兹[11] ，积虚浮素[12] ，云水郁蔼[13] ，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大鱼皆砉然而跃。诸客皆歌呼，举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太山[14] ，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大岳、嵩、华[15] ，而临终南[16] ，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17] ，揽西极[18] ，浮江而下，出三峡[19] ，济乎洞庭[20] ，窥乎庐[21] 、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戏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应。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尝一往，诚有如客所讥者。嗟乎！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22] 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

〔注〕 [1] 左仲郛：左世经，字众郛，又称仲郛、仲孚，安徽桐城人，事迹详见姚鼐《左众郛权厝铭》。浮渡：山名，又名浮山、浮度山，在今安徽枞阳境内，是桐城附近的游览胜地。 [2] 江：指长江。彭蠡：鄱阳湖的古称，在长江以南，江西省北部。湖水北经湖口入长江。 [3] 九江：今属江西。 [4] 寿春：今安徽六安寿县。傅：通“附”，连着。淮阴：今属江苏淮安市淮阴区。[5] 江：长江。淮：淮河。 [6]潜：潜山，在安徽潜山县西北，即皖山。霍：霍山，在安徽霍山县西北。司空：司空山，在安徽太湖县北。龙眠：龙眠山，在安徽桐城市西北，与舒城、六安交界处。 [7]三楚：指战国楚地。今从黄河、淮河至湖南一带，旧有西楚、东楚、南楚之分。 [8]阖辟：开合变化。《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9]濡须：水名，今称运漕河或裕溪河。源出安徽巢湖，东经含山县至裕溪口入长江。 [10] 北江：长江的下游。 [11] 鸠兹：古邑名，故址在今安徽芜湖东。 [12] 积虚浮素：指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13] 郁蔼：沉厚温润。 [14] 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北，为五岳中之东岳。 [15] 恒山：在山西东北部，为五岳中之北岳。太行：太行山脉，绵延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大岳：即霍山，又名霍太山，在今山西霍州市东南。嵩：嵩山，在河南登封市北，为五岳中之中岳。华：华山，在陕西渭南市东南，为五岳中之西岳。 [16] 终南：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市南。 [17] 岷：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于四川、甘肃两省边境。峨：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县西南。 [18] 西极：西方的尽头，极言其远。 [19] 三峡：指长江三峡，包括瞿塘峡、巫峡、西陵峡。 [20] 洞庭：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 [21] 庐：庐山，在江西九江市南，北临长江。 [22] 间执：堵塞。

这是姚鼐为好友左仲郛游浮渡山所作诗集写的序。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北流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静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都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了呢？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呢？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本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恍惚若有遇也”。诗承上文提问而来，可以说左仲郛的诗回答了作者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这一段以一问句煞尾，提出左诗是否已经得到了山水的意趣。是耶？非耶？作者的看法显然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回忆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起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慨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西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里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象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千。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理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本文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

（高克勤）

登泰山记

姚鼐

泰山之阳，汶水[1] 西流；其阴，济水[2] 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3] 也。最高日观峰[4] ，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5] ，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6] 。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7] 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馀。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8] 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9] ；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10] ，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11] 如画，而半山居[12] 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13] 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14] 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15] 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16] ，又有碧霞元君祠[17] ；皇帝行宫[18] 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19] 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注〕 [1] 汶水：即大汶河。发源于山东省莱芜东北原山，向西南流经泰安。 [2] 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西王屋山，流经山东。现在下游河道已为黄河改道所夺。 [3] 古长城：指春秋时齐国所筑长城。《管子·轻重丁》:“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为齐、鲁之分界。[4] 日观峰：泰山顶峰之一。 [5] 齐河、长清：县名，今均属山东。 [6] 泰安：今属山东，清代为泰安府治。 [7]朱孝纯子颍：号海愚，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累官两淮盐运使。 [8]郦道元所谓环水：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治今河北涿县涿州镇）人。北魏地理学家，撰有《水经注》四十卷。其卷二十四《汶水》云：“《山海经》曰：‘环水出泰山，东流注于汶。’即此水也。”[9] 中岭：又名中溪山，中溪由此发源。 [10] 天门溪水：《水经注·汶水》:“东南流径泰山东，右合天门下溪水，水出泰山天门下谷，东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11] 徂徕：山名，在泰安城东南四十里。 [12] 居：停留。 [13] 日观亭：在日观峰上。 [14] 摴蒱（chūpú初蒲）：亦作樗蒲，古代赌具。唐李翱《五木经》:“樗蒲五木。”元革《五木经》:“樗蒲古戏，其投有五。”投，同“骰”。此处摴蒱当指五木，亦即五枚骰子，用以掷采打马。五木之制，为长形，两头尖锐，中间广平，上黑下白，竖立时似山峰。故《水经注·㵋水》云：“累石山在北，亦谓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状，故俗人借以名之。”姚鼐所指亦此意。 [15] 东海：泛指东方的大海。 [16] 岱祠：泰山之神东岳大帝的祠庙。 [17] 碧霞元君：传说为东岳大帝之女。 [18] 皇帝行宫：皇帝外出时的住所。清康熙帝及乾隆帝均曾驻跸泰安，登泰山，祭东岳庙。 [19] 显庆：唐高宗年号（656—661）。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颍）同上泰山，登日观之后，写下了这篇游记。

泰山山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还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记游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因其记述的是寒冬中的游历，也就更具特色。

第一段，先从地理环境落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泰山南北山谷的分界处，横亘着古长城。作者所以在长城前冠以“古”字，意在说明这不是秦汉以后的万里长城，而是春秋时代齐国所筑，是一处古迹。接着点出泰山最高点日观峰，为后文埋下伏笔。这一段文字，是在登泰山之前，先勾勒出泰山的轮廓。

第二段，写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离京师，乘风雪，历经数县，抵达泰安的经过，以及在是月的丁未日（即二十八日），与朱子颍登泰山的初程。日期和天气状况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他们从南面山麓登山。山道“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馀”。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 “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作者一登上山巅，望座座青峰披着皑皑白雪，照亮南天。俯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宛如图画；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这一切，怎不令人心旷神怡？而作者的兴奋和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

第三段是全文的中心。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日（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即与朱子颍到日观峰上的日观亭，坐候日出。日出前，“大风扬积雪击面”，风雪交加，与泰山道上“迷雾冰滑”照应，一派寒冬景象。自日观亭向东望去，山谷中云雾弥漫，即所谓“云海”。略微看见云海中群山像几十颗白色的骰子似的耸立着，然后天的尽处呈现出一线奇异的色彩，瞬间变幻成五彩缤纷的朝霞。太阳升起了，色纯红如丹砂，下有红光荡漾，托着它冉冉上升，何等壮观！那红光何以“动摇”? “或曰：此东海也。”原来太阳是从天边波涛翻滚的东海上升起来的。至此，气势磅礴的日出奇景，只寥寥数语，就被描绘得宛然在目，而且层次分明。姚鼐在写这篇游记的同时，还写了一首题为《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的长诗，诗中写道：“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观东看直一指。万峰海上碧沉沉，象伏龙蹲呼不起。夜半云海浮岩空，雪山灭没空云中。参旗正拂天云西，云汉却跨沧海东。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传说中水神的宫殿，竟化作泰山日出，这是多么奇特的想象！写日出还不就此为止。作者回头西望，日观峰以西诸山，阳光照射到的，呈红色；照不到的，依然白色。晨曦中红白错杂相间的群山，都似弯腰俯首，显得矮小，令人想起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作者观日出之后，游览山顶建筑，观赏山道中的石刻，简单地一笔带过。文中的记述或详或略，都与作者描写的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有着密切关系。

最后一段，综述泰山的特点：“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又描绘了泰山严冬的景观：“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多用两三字短句，简练峭劲。写冰雪处，与前文“大风扬积雪击面”相回应，并以此结束全文。

全文仅用了四五百字，却描绘许多壮观的场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特点何在？首先，写景记游始终围绕作者的活动进行，从自京师“乘风雪”而来，到“观道中石刻”而归，作者对整个游程的记述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同时又对其活动剪裁得当，有主有从，一线贯穿，引人入胜。其次，记述整个活动又紧紧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即以日观峰为中心贯穿全篇，不仅使文章结构严谨，而且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第三，语言简洁明快，描述鲜明生动，特别是描绘极富特征性。如“苍山负雪，明烛天南”, “半山居雾若带然”, “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回视日观以西峰……绛皓驳色，而皆若偻”等等，形象、动人，既增添游记的神秘色彩，又可唤起读者的想象力。另外，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泰山地理及名胜古迹沿革变迁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姚鼐是桐城派大家，向来重视义理、考证、文章的统一，并且就在此次登山之后，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为聂剑光的《泰山道里记》作序，可见他对泰山舆地早有过一番研究，所以写泰山地理形势、登山路径和山上古迹是那么得心应手。只是作者在游记中，仅着意于游程的记述、时令特征的描绘和景物的刻画，却较少个人感情的流露和议论，这是姚鼐记游作品的又一特点。但《登泰山记》把泰山的美、古老文化的美呈现给读者，二百年后读此文，仍可感受到作者那颗热爱祖国、热爱名山大川的心是与读者相通的。

（周晶）

游媚笔泉记

姚鼐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1] 曲流，出乎其间。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漎然十馀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巂[2] 。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3] ”也；或曰后人求李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4] 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

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邀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薑坞先生[5] 与往，鼐从，使鼐为之记。

〔注〕 [1] 龙溪：溪水名。 [2] 巂（guī规）：鸟名，即子规，杜鹃鸟。 [3] 沜（pàn判）：同“泮”。半月形的水池。 [4] 何文端公：何如宠，字康侯，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入阁辅政，卒谥文端。 [5] 薑坞先生：姚范，字南菁，号薑坞，姚鼐伯父。乾隆六年进士，授编修。后辞官，主讲天津、扬州书院。

在姚鼐的游记名篇中，《登泰山记》以壮丽胜，《游灵岩记》以幽邃胜，这篇《游媚笔泉记》则以柔媚胜。

开首写桐城西北连绵的山势，点出龙溪。“桐城之西北”，明示大的方位。“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写的是龙眠山的形势。山在城之西北，绵亘数百里，与舒城、六安接界，峰峦挺秀，风景奇异，戴名世所谓“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数峰亭记》），龙眠最足以代表。“其将平也”四句，接上文由起伏不平而至于平，又回笔写“将平”之势：两崖忽然相合，如屏之矗立，如墉之回环，高峻横绝，似乎无径可通。写得如此险峭，意在宕出下文。“龙溪曲流，出乎其间”，就是在“崭横若不可径”的情势下流出来的。这里用“忽合”、“若不可径”、“曲流”，不仅显出山水的态势，而且传出神情。在这样的起伏跌宕中，龙溪曲流而出，颇似“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妩媚多姿。这里明写龙溪，就是暗写媚笔泉。

第二段，写游览的时令与沿途的景象。三月上旬，正是“阳春烟景”，为全文创造出明媚的气氛。“步循溪西入”，五个字寓三层意思：步行循着溪西而入；“溪”即上文之“龙溪”，是本文重点描写对象，也就是这篇游记的主体；“入”是暗示逐步进入“媚笔之泉”。“积雨始霁”五句，写沿龙溪十余里的景色。久雨初晴，又当阳春三月，为沿途景物增添无穷活力：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等，在晴光照射下，显出多层的色美，而“溪上大声漎 然”与“时有鸣巂”，构成交响的声美，直将王维“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的美妙诗境加以散文化。“溪有深潭”四句，写潭中大石，就是上文“旁多奇石”的代表。大石出深潭之中，其石之高大可以想见。“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这不仅写出大石之形，而且传出大石之神。“顾其侣”三字，把上文“旁多奇石”一齐勾连起来，这些石的群体，共一个“奇”字与“顾”字，在鲜明芬芳的万绿丛中，互相顾盼，在游人面前献出奇姿。“援石而登”三句，入化之境：所援之石，就是那座从潭中像马浴起的大石，援而登之，隐现出游人马上雄姿，石马尚顾其侣，登上石马之游人，必然受其感发而顾盼左右，这就把同游者都囊括在一瞬间的特写镜头之中。“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又呈现一种特异的意象：一俯视之间，行天的浮云，映入潭底，变为“溶云”；翔空飞鸟，影落水中，好似下坠。这是用缩影法把长空云鸟，纳入潭水之中，小中见大，别是一般情趣。这时潭内外水天相映，幻现出“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温庭筠《菩萨蛮》）的虚实相生的意境，这正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柳宗元《钴 潭西小丘记》）。“复西循崖可二里”六句，着重写“垂云沜”。前面是“循溪”而入，这里是“循崖”而游，一山一水，前后照应。循崖行二里，得一“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的奇景：这里的“连石”，与开头的“连山”，遥相对映；此处的连石重楼翼临溪右，与上面的出潭石马，东西相望，巧自天成。写到这里，点出“垂云沜”，并点李公麟之名。两用“或曰”，使笔势作一腾挪，重点突出名山中之名人，而表示有存疑之意。李公麟，字伯时，是北宋杰出的画家，晚年退居龙眠山，号龙眠居士，与龙眠结下不解之缘。开头以山势写龙眠，此则以人物突出龙眠之奇秀。关于垂云沜，宋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诗序说：“伯时作《龙眠山庄图》，由建德馆至垂云沜，著录者十六处，自西而东凡数里，岩崿隐见，泉源相属，山行者路穷于此。”亦可见其大概。“石罅生大树”四句，补写石楼景致。石楼罅隙中生树，已奇；生大树，尤奇；能荫数十人，特奇。这就为石楼增添了峥嵘气象。而突然“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又显出跌宕风致。“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郑重点题。回顾前文，连绵之山势，曲流之龙溪，以及沿途之奇异风光，至此结穴，托出主体。“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是媚笔泉的余波，泉涌石中，又漫石上，且汇为圆池，复引坠溪内，巧变多姿，不可捉摸。这里仅用十二字写泉，而媚态毕露。是泉媚，还是笔媚，实已浑然一体。这里“溪内”，又是回应首段的“龙溪”，章法整饬。

末段，写池畔宴饮、日暮风起以及作记的情况。左学冲筑室于池侧，可谓雅人深致；室未成而邀客宴饮，可谓雅兴不浅。这种雅人雅兴，都是因媚笔泉而生的，更增强了胜地引人入胜的魅力，同时也提高了此游与作记的价值。“日暮半阴”六句，写山中气候突变，风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与前面的水声、鸟鸣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用一个“悚”字，反照前面的乐，乐游而至于悚，自然结束此游。

姚鼐的游记，极富审美情趣，对于景物的描写，有时只淡抹几笔，即觉色彩鲜丽，音韵铿锵，情委婉而味无穷。东坡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姚氏却文中有画，文即是诗。

姚氏论文，主“阴阳刚柔”之说，此文写山势之雄壮，溪流之蜿蜒，大树之参天，蕙草之馥郁，子规之和鸣，山风之肃振，实皆阴阳融和、刚柔相济之体现。

（许总）

朱竹君先生传

姚鼐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兴[1] 人，字美叔，又字竹君，与其弟石君珪[2] ，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进士，授编修[3] ，进至日讲起居注官[4] ，翰林院侍读学士[5] ，督安徽学政[6] ，以过降级，复为编修。

先生初为诸城刘文正公[7] 所知，以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会上下诏求遗书，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8] ，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在军机处[9] ，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10] ，欲议寝[11] 之，而金坛于文襄公[12] 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13] 馆自是启矣。先生入京师，居馆中，纂修《日下旧闻》[14] 。未几，文正卒，文襄总裁馆事，尤重先生。先生顾不造谒，又时以持馆中事与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见上，语及先生，上遽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文襄默不得发，先生以是获安。其后督福建学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归数月，遂卒。

先生为人，内友于[15] 兄弟，而外好交游。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而博学强识[16] 不衰，时于其间属文。其文才气奇纵，于义理、事物、情态无不备，所欲言者无不尽。尤喜小学[17] ，为学政时，遇诸生[18] 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所欲著书皆未就，有诗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19] 。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20] 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先生与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极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内，豪逸过伯思，而伯思持论稍中焉。先生暮年，宾客转盛，入其门者，皆与交密，然亦劳矣。余南归数年，闻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殁年才逾五十，惜哉！当其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

〔注〕 [1] 大兴：区名，今属北京市。 [2] 石君珪：朱珪，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朱筠之弟。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 [3] 编修：为翰林院属官，位次于修撰，掌修国史。 [4] 日讲起居注官：日讲是为帝王讲解经史之官，起居注是记述帝王言行之官。清康熙时以日讲官兼摄起居注官，雍正以后遂以日讲起居注官系衔为定制，属翰林院。 [5] 侍读学士：给帝王讲学之官，清属翰林院及内阁。 [6] 学政：为提督学政之简称，掌管一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 [7] 刘文正公：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诸城（今属山东）人。雍正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卒谥文正。 [8]《永乐大典》：明成祖永乐年间命解缙等人编辑的一部类书，有二万二千九百馀卷，搜集了大量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今多散失。 [9]军机处：清雍正时设，综理内外要务，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官署。 [10] 烦：“烦”下疑脱“费”字。 [11] 寝：平息，停止。 [12] 于文襄公：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坛（今属江苏）人。乾隆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卒谥文襄。 [13] 四库全书：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十年始成，凡七万九千馀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14] 《日下旧闻》：清朱彝尊撰，凡四十二卷，记载北京掌故史迹。乾隆三十九年（1774）令朱筠等人继此书纂成《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 [15] 友于：指兄弟之间的亲爱。语出《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16] 强识（zhì志）：强于记忆。识，记。 [17] 小学：汉代起，以小学作为文字训诂学的专称。 [18] 诸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19] 陈伯思：陈本忠，字伯思，昌平（今属北京）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历户部郎中，提督贵州学政。 [20] 摩厉：磨炼，切磋。《国语·越语上》:“其达士，絜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

朱筠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士大夫，以好奖掖后进，主持一代风会而闻名于世。当时不少著名学者、诗人如汪中、戴震、王念孙、章学诚、黄景仁等，或出其门，或入其幕。朱筠于姚鼐为师友，姚鼐也正是由于清廷采纳朱筠等人的提议开四库全书馆，而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荐入馆充纂修官，在馆将近两年，与朱筠交往颇深。本文就是姚鼐为朱筠撰写的一篇传记文。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依传记文体例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介绍朱筠的生平，包括他的名字、籍贯和仕历。寥寥七十余字，行文非常简洁。第二段叙述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的事迹。这是朱筠的生平大事，姚鼐对此却并不浓墨重彩地加以铺叙，而是选择典型事例，写他和刘文正公（统勋）、于文襄公（敏中）两人的交往，从而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刘文正公是当朝大官，朱筠早年又得其赏识，按理说朱筠对刘应该是言听计从、唯马首是瞻的；然而，当刘反对朱筠开四库馆的建议时，朱筠并不畏缩退让，而是据理力争，在于文襄公等的支持下，终于使清廷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于文襄公是朱筠的上司，又支持过朱筠，对朱筠很器重，按理说朱筠对他应该是充满感激之情的；然而，朱筠并不像一般俗吏那样奉承上司，不但不去拜访晋见，还时常以公事与于公相顶撞，而使于公“大憾”。行文至此，插进乾隆皇帝“称许朱筠学问文章殊过人”一事，并言朱筠“以是获安”。这是文中颇有深意的一笔，由此可以想见朱筠与于公在馆中相顶撞之激烈程度。通过朱筠这两件迥异于官场俗吏的行事，写出了一位不阿私情的耿介之士的形象。在混浊的封建官场中，这样的耿介之士是很难得的。这一段是写朱筠在朝为宦的事迹，紧接一段则写他与亲朋友生的交往。作者以敬仰的笔触，叙写出朱筠诚恳待友、提携后进的品格特点：“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而“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 “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几句，更是描绘出了一位忠厚长者的形象。这两段，以对照的手法，一写外，一写内，充分表现出人物外刚内柔的个性。如果说，文章的第一部分偏于客观叙述，那么第二部分作者的回忆，则充满了主观感情色彩。作者回忆起自己和朱筠初相识的情景：“是时皆年二十馀，相聚慷慨论事，摩厉讲学，其志诚伟矣，岂第欲为文士已哉！”少年好功名，慷慨论时事，不屑于为区区文人的豪情跃然纸上。接着笔锋一转：“余初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引出陈伯思来作映衬。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而不随流俗之人，与朱筠一样“皆高才耽酒”。在这里，写朱筠处处以陈伯思来陪说，写伯思即是在衬托朱筠，交互映发。随后以痛惜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逝而感叹。至此，笔锋又一转，回想起朱筠当年“使安徽、福建，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的情景，而自己“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矣”。题名虽在而哲人已萎，怎不令人无限感伤惆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意韵无穷，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朱筠的缅怀之情。

姚鼐的传记文，继承了桐城派奠基人方苞所谓“常事不书”（《书〈汉书·霍光传〉后》）的原则，在写人物时往往择取其平生大节要事；同时也注意到日常琐细之事对增加文章情趣韵味的作用，因而文风显得纡徐深婉，一唱三叹，耐人寻味。前人称“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这篇传记，结构谨严，叙事简洁，不仅勾勒出传主的生平事迹，而且刻画出传主的性格特点，从中正可领略到其文的“神韵”所在。

（刘季高 高克勤）

袁随园君墓志铭

姚鼐

君，钱塘袁氏，讳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祖讳锜，考讳滨，叔父鸿，皆以贫游幕四方。君之少也，为学自成。年二十一，自钱塘至广西，省叔父于巡抚幕中。巡抚金公 [1] 一见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2] ，即举君。时举二百馀人，惟君最少。及试，报罢。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3] ，次年成进士，改庶吉士[4] 。散馆，又改发江南为知县；最后调江宁知县。江宁故巨邑，难治。时尹文端公[5] 为总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矣。既而去职家居，再起，发陕西；甫及陕，遭父丧归，终居江宁。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自陕归，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遍。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櫺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少年诗文一言之美，君必能举其词，为人诵焉。

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仿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6] ，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馀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

君始出，试为溧水[7] 令，其考自远来县治。疑子年少，无吏能，试匿名访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宁尝朝治事，夜召士饮酒赋诗，而尤多名迹。江宁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为不足道，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君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无子，抚从父弟树子通为子。既而侧室钟氏又生子迟。孙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于所居小仓山北，遗命以己祔。嘉庆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仓山[8] 墓左。

桐城姚鼐以君与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宁，从君游最久。君殁，遂为之铭曰：

粤有耆庞，才博以丰。出不可穷，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蔼如其冲，其产越中。载官倚江，以老以终。两世阡同，铭是幽宫。

〔注〕 [1] 金 （hóng洪）：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自雍正六年至乾隆元年（1728—1736）任广西巡抚。 [2] 博学鸿词科：清代设此科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由在京在外的大官荐举报考。取一等、二等各若干人。三等、四等落第，称“报罢”。 [3] 乾隆戊午：乾隆三年（1738）。顺天乡试：顺天，府名，即今北京市。乡试由生员（秀才）应试，考中者称举人。生员应在本省应试，但亦可在顺天府应试。袁枚于乾隆戊午年（1738）中举。 [4] 庶吉士：亦称庶常，以《尚书·立政》有“庶常吉士”之语，故称。清代翰林院设庶常馆，选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优先委任知县，称为“散馆”。 [5] 尹文端公：尹继善，字元长，满洲镶黄旗人，为袁枚座师。于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任两江总督，十九年至三十年复任。 [6] 琉球：古国名，即今琉球群岛。清光绪五年（1879），为日本侵占，改为冲绳县。 [7] 溧水：县名，今属江苏。 [8] 小仓山：在江苏南京市内清凉山东面。

袁枚出身贫寒，家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中年辞官后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终老。姚鼐的伯父姚范（薑坞先生）和袁枚是朋友，姚鼐四十几岁之后也在江宁多年，和袁文字过从，对袁的为人了解很深，关系在师友之间。这篇墓志铭是姚鼐精心结撰之作。

袁枚做过翰林院庶吉士，一般人以官称，多称为袁简斋太史，又做过四任县令，以官称也可称“袁大令”，姚鼐皆不取，而称“袁随园君”。这个称呼就很有讲究。袁枚之得名、广交天下士都和随园有关，他晚年又称随园老人，所以“袁随园”的名字反而更切实际。姚鼐是袁的晚辈，所以着一“君”字以示尊重，这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纯用朋友口吻也不尽同。

姚鼐行文非常重视雅洁，注意空灵，反对板滞。墓志铭一类文字必须写墓主的姓名、字号、籍贯、世系、仕履、专长等等，极易犯板滞的毛病。这篇墓志的组织结构独具匠心。第一段类似总冒或概述，把墓志铭里该讲到的都点了，但富于开阖变化。自“君钱塘袁氏”至“乃尤著云”，交代了籍贯，重点点明“随园”，交代了题目，而“有名绩矣”又为后文作了伏线。“祖讳锜”至“皆以贫游幕四方”交代家世。“游幕四方”为下文去广西的根据，同时因祖、父等皆为幕僚，熟悉刑粮等方面的情况，也是袁枚能够做好知县的一个条件。“君之少也”至“及试，报罢”写袁枚少时的才气。因为保荐博学鸿词科是极不易得的，“惟君最少”四个字尤见分量。“中乾隆戊午科顺天乡试”至“终居江宁”写仕宦经历。重点在“江宁知县”，表明他的才能。尹继善是袁枚的座师，给以支持，也是必要条件。实际上袁枚先前还任过沭阳知县，尹继善又曾保荐为高邮知州，部里未批准。这样一些过程都省略了，因为这对表现袁枚这个人的特点无关，于此可以看出其行文的省净。

第二段一起两层排比，似若惋惜其宦途不达，其实为反跌下文。“自陕归”至“以自喜其意”，写袁枚别具怀抱，放情山水，极意诗文。这是第三段结论的根据，又是本段得名的主观条件。“四方士至江南”至“为人诵焉”写袁枚的热情待客和奖掖后进的具体行动。这是补充交代第一段“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的所以然。

第三段主要写袁枚诗文享名之盛，是上段“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的成就。“君古文”至“通乎古法”，先谈文章，姚鼐在这里用词很考究，“皆能自发其思”是说袁散文、骈文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通乎古法”是说又不越乎规矩。“于为诗”至“士多仿其体”写其诗自成一体。“故《随园诗文集》”至“有来求其书者”，写其诗名之大。“君仕虽不显”至段末，总结本段，呼应上段。“世谓百馀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这里“世谓”和“名”，措辞在肯定中略有微辞，应该细味。

“君始出”至“入官舍”写初为县令的吏才，也附带表扬了袁枚的父亲（父死称“考”）。“在江宁”至段末写在江宁的官声，这和第一段“江宁故巨邑”相呼应。这段文章补足第二段“及为知县，著才矣”的论断。而结语“后绝不欲人述其吏治”，表明袁枚宁愿以文章显，回应篇首“其仕在官，有名绩矣。……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

第五段写卒年，既有卒年又著八十二岁，那么生年可以推知，也就不必赘言。再写子嗣，葬地，这都是墓志中不可少的。袁枚在这方面有一个与世俗不同的地方，他葬父母在小仓山，自己也住在附近，而且家人以至奴仆统统葬在附近。这在当时是无前例的。姚鼐写“遗命以己祔”（祔葬在先世墓边），既写出袁的葬地，又暗示袁的孝心，死葬也不离父母。

第六段写自己为袁枚作墓志的原因，交代两世的交情。

第七段铭辞。一般铭辞是用韵文（四言诗为主要形式）将前面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这篇是用句句押韵的方式（上古音东、冬、钟、江合为一部），但不是按照前面叙述的顺序，而是突出主要精神。“粤有耆庞”表明是年高有德望的人，“粤”是发语词。接下五句写其声名远扬海外。“蔼如其冲”接在声名远扬之后写，愈能表现袁的气度（叙述在第二段），这看出安排的苦心。下面即简括地写出浙江人，在南京做官，终老，祔葬父母墓，最后一句表明作铭。这里特别注意把出生地、终老地、葬身地放到后面一齐叙述，更能突出他“才博以丰”的特点。

如上所述，这篇文章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像袁枚这样享年八十二，又有多方面才能，当世声名就远播海外而也曾受过极口贬刺的人，能够用这样简短的篇幅，写得恰如其分，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平时的深刻理解，不能把握住袁枚的主要精神而略去次要的履历；没有极其深沉的语言文字的修养，也达不到这样“文体省净”的境界。在姚鼐的碑志文中，这确是精品。

（周本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