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

【作者小传】

（1653—1713） 清散文家。字田有。安徽桐城人。散文长于史传。留心明代史事，访问遗老，考订野史，准备成书。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行《南山集》。五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后为御史赵申乔参劾，谓其《南山集》中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事，以“大逆”罪被杀。

鸟说

戴名世

余读书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声 [1] 然者。即而视之，则二鸟巢于其枝干之间，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盏，精密完固，细草盘结而成。鸟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洁，娟皎可爱，不知其何鸟也。雏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辄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戏以手撼其巢，则下瞰而鸣，小撼之小鸣，大撼之即大鸣，手下，鸣乃已。他日，余从外来，见巢坠于地，觅二鸟及 [2] ，无有。问之，则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注〕 [1] （guān关） ：二鸟和鸣。 [2] （kū枯）：鸟卵。

《鸟说》是戴名世的一篇讽世寓言。全文不足三百字，却隽永清新，意味深长，对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予以无情讽刺。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点明了全篇的主旨，令人回肠荡气。

清统治者于公元1644年定鼎中原以后，为了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发生于康熙初年（1662）的庄廷鑨《明史》案，因各级官吏深文周纳，形成所谓“瓜蔓抄”，株连近七百余家。本文作者戴名世也是文字狱的一位牺牲者，仅仅因为他所著《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就以“语悖逆”之罪名下狱论死（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传》），无辜被杀之冤与本文二鸟的遭遇恰似。从本篇末的议论“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来看，《鸟说》的基本思想是君子可以远祸。这与他二十九岁时所作《魏其论》一文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夫君子处乱世，不幸而遇小人，远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谓远之犹可以得生。”实际上，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想法并不现实，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不过是诗人的幻想而已。戴名世五十三岁中举，那一年他写了《蓼庄图记》一文，中有“余久怀遁世之思，嗟宇宙无所为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的话。感慨万分的表白，说明他已意识到正人君子避祸无门的现实。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较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戴名世对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与何屺瞻书》），在出世与入世的思想斗争中，他选择的是一条积极入世的道路，所以他五十七岁时仍参加会试与殿试，并考中了一甲二名进士。尽管他也意识到“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获罪”（《与刘大山书》），但最后终于没有逃脱统治者的屠刀，二鸟的命运竟成了他自身的悲剧。封建社会的“世路”的确太窄了，正所谓“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辛弃疾《鹧鸪天》）。联系戴名世的遭际，读这篇《鸟说》，不是更加令人深思吗？

戴名世青少年时期就以擅长古文著称。他的散文取法自然，雅洁严整。“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取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也。”（《与刘言洁书》）这段话道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他是桐城派的先驱人物，有一定道理。从《鸟说》可略见其文风之一斑。全篇没有曲折的构思，仿佛只是平铺直叙，信口道来，其实字里行间都蕴涵着作者充沛的情感。他先开门见山，把构筑于桂树上的鸟巢中二鸟的“娟皎可爱”及其取食盘桓的娇态写出，不事雕琢而情深意长，旨在造成一种和平恬静的气氛。接下忽写巢坠鸟失，本是美好的事物破灭了，使读者于突兀之中顿生感伤之情。最后一段议论，既点明了本篇主旨，又给读者以掩卷深思的余地。文章的魅力也正在此。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杜甫《春望》中的名句。文学家往往把自己的某些主观感受移情于身边习见的动植物，甚至移情于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以表达自己不愿明说或有难言之隐的情感。作者四十九岁游巾山，见群雀相斗于署，就对旁边的人说：“君等志之，此一部廿一史也。”（见《辛巳浙行日记》）这是作者文学家气质的流露。《鸟说》这篇寓言正是作者移情于二鸟，借二鸟的悲惨结局宣泄自己长期郁积的愤懑之情，以达到讽世的效果。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精警有力，发人深省，能够于平淡中毕露锋芒。

（赵伯陶）

醉乡记

戴名世

昔余尝至一乡，辄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人不余欺也[1] 。吾尝闻夫刘伶、阮籍[2] 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不必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注〕 [1] “是为”二句：唐王绩《醉乡记》云：“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唐皇甫松有轶事小说《醉乡日月》，叙唐人饮酒生活。 [2]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纵酒放诞，蔑视封建礼法，曾作《酒德颂》。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蔑视礼教，在当时复杂政治斗争中常以醉酒保全自己。诗文以《咏怀》、《大人先生传》、《达生论》等著名。

纵观戴氏一生行实，他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奋取者，早年即有志于明史的修撰，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世人的麻木，常怀感慨忿怼之情，以致“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清史稿·文苑传》）。

《醉乡记》是一篇骂世的杂文，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作者当时三十一岁，在舒城（今属安徽）郭氏家当教书先生。他以辛辣的笔调讽刺、嘲弄了那群醉生梦死、潦倒颓废的封建士大夫，大声疾呼：“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由于本文多少反映了清初社会的某些现实，因而其锋芒所向就不仅仅是那些醉乡中人，而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这正是他自己所谓“余多幽忧感慨”（《药身说》）的性格的表露。

据传说，酒是上古时仪狄或杜康所造。三国时曹操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的唱叹，唐诗人李白却又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哀吟，酒到底是解忧的良药，还是添愁的媒介，古人谁也没说清楚。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酒与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却是事实。文中所举的阮籍、刘伶，都是魏晋时代饮酒成癖的人物。阮籍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联姻，一醉就是两个月（事见《晋书·阮籍传》）；他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酒数百斛，就一心“求为步兵校尉”（《世说新语·任诞》）。刘伶饮酒更是怪诞，“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他们如此不顾死活地纵饮，或是为避世远祸，或是表示对礼法的蔑视，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无非是借酒一浇心中的块垒，正如这篇《醉乡记》所说：“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戴名世曾有一篇《一壶先生传》，以同情感叹的口吻描绘了一位好饮酒的一壶先生，联系本篇文意，作者对刘、阮的作为并没有明确否定的表示，可以说，作者本意并不是一概反对饮酒，而是痛恨现实中那些本无忧愁、胸无大志，却借“解忧”之名终日酩酊的无所作为者；作者所赞赏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些“其不入而迷者”，是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斗士。《醉乡记》的思想内涵已不为“醉乡”所局限，它给予人们的是积极生活的启示和不与腐朽社会同流合污的力量，它是一剂醒世的药方。

《醉乡记》可作三段来读。第一段，开门见山地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醉乡昏昏冥冥、混沌未开的景象，五个排比句铿锵有力，极尽铺陈之能事，把醉乡中的一片混乱倒错的情景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下面，又借他人之口，用四个押韵的四字句形容醉乡的奇妙无比。全段至此仅七十余字，起伏跌宕，顿生波澜，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对立中求得下文议论的展开，文章构思非同凡响。第二段是议论开始部分，用层层剥笋的手法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醉乡不乐，二是醉乡不能解忧，三是“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三层意思步步为营，一环紧扣一环，犹如长江奔腾，一泻到海。第三段是议论的展开部分，对“醉乡遍天下”的现实予以鞭挞，对沉湎于醉乡、入不知出反而非笑醉乡之外头脑清醒者的全无心肝的庸夫俗子严厉斥责，因为这些“真醉乡之徒”早已无可救药了。全文仅三百余字，叙述流转灵活，富于变化；议论严密通晓，无懈可击，是一篇难得的妙文。

（赵伯陶）

画网巾先生传

戴名世

顺治二年，既定江东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1] 。其泉国公郑芝龙[2] ，阴受大清督师洪承畴[3] 旨，弃关撤守备，七闽[4] 皆没，而新令薙发更衣冠，不从者死。于是士民以违令死者不可胜数，而画网巾先生事尤奇。

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携仆二人，皆仍明时衣冠，匿迹于邵武、光泽山寺中。事颇闻于外，而光泽守将吴镇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将池凤阳。凤阳皆去其网巾[5] ，留于军中，戒部卒谨守之。先生既失网巾，盥栉毕，谓二仆曰：“衣冠者，历代各有定制，至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也。今吾遭国破即死，讵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笔墨来，为我画网巾额上。”于是二仆为先生画网巾，画已，乃加冠，二仆亦互相画也，日以为常。军中皆哗笑之，而先生无姓名，人皆呼之曰画网巾云。

当是时，江西、福建间有四营之役。四营者，曰张自盛，曰洪国玉，曰曹大镐，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隶明建武侯王得仁为裨将，得仁既败死，自盛亡入山，与洪国玉等收召散卒及群盗，号曰恢复，众且逾万人，而明之遗臣如督师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铨等皆依之。岁庚寅[6] 夏，四营兵溃于邵武之禾坪，池凤阳诡称先生为阵俘，献之提督杨名高。名高视其所画网巾班班然额上，笑而置之。

名高军至泰宁，从槛车中出先生，谓之曰：“若及今降我，犹可以免死。”先生曰：“吾旧识王之纲，当就彼决之。”王之纲者，福建总兵，破四营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纲所。之纲曰：“吾固不识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识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纲穷诘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即致身[7] ，留姓名则辱身。军中呼我为画网巾，即以此为吾姓名可矣。”之纲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总兵，徒以识时变，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贵。若一匹夫，倔强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发而诟之曰：“此种种[8] 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网巾且不忍去，况发耶！”之纲怒，命卒先斩其二仆。群卒前捽之，二仆瞋目叱曰：“吾两人岂惜死者！顾死亦有礼，当一辞吾主人而死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辞曰：“奴等得事扫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纲复谓先生曰：“若岂有所负耶？义死虽亦佳，何执之坚也。”先生曰：“吾何负？负吾君耳。一筹莫效而束手就擒，与婢妾何异，又以此易节烈名，吾笑乎古今之循例而负义者，故耻不自述也。”出袖中诗一卷，掷于地，复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先生所赠也，今与汝。”遂被戮于泰宁之杉津。泰宁诸生谢韩葬其骸于郊外杉窝山，题曰“画网巾先生之墓”，而岁时上冢致祭不辍。

当四营之既溃也，杨名高、王之纲复追破之，死逃略尽，而败将有愿降者，率兵受招抚于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独不肯前，伸项谓其伍曰：“杀我！杀我！”其伍怪之，且问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终不能俯仰事降将，宁死汝手。”其伍难之。乃奋袂裂眦，抽刃相拟曰：“不杀我者，今当杀汝！”其伍乃挥涕斩之，埋其骨而去。

揭重熙、傅鼎铨先后被获，不屈死。张自盛、曹大镐等后就缚于泸溪[9] 山中。

赞曰：自古守节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间者，始于明永乐之世。当是时，一夫守义而祸及九族，故多匿迹而死，以全其宗党。迨崇祯甲申[10] 而后，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闻，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颇多有，使吊古之士莫能详焉，岂不可惜也夫！如画网巾先生事甚奇。闻当时军中有马耀图者，见而识之曰：“是为冯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则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于附会，故不著于篇。

〔注〕 [1] 唐王：朱聿键，崇祯五年（1632）袭封唐王，顺治二年（1645）受郑鸿逵、黄道周拥戴在福州监国，旋即帝位，年号隆武。次年，清兵入福建，因郑芝龙降清，他逃到汀州被俘，死于福州。 [2] 郑芝龙：字飞皇，福建南安人，初拥立唐王于福州，及清兵入闽，降清，因其子郑成功据台湾不屈，遂为清廷所杀。泉国公为其封号。 [3] 洪承畴：字彦演，福建南安人，明末任蓟辽总督，后为清军所败，降清。 [4] 七闽：古称今福建和浙江南部，因居七族，故称，后称福建为七闽。 [5] 网巾：以丝结网为巾，用以裹发，始于明代。 [6] 庚寅：顺治七年（1650）。[7] 危不即致身：谓国家危难之时不能立即献身于国。 [8] 种种：头发短的样子。 [9] 泸溪：县名，今属湖南。 [10] 崇祯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于此年。

这是一篇传记文，传主是一位明末清初的节义之士，明亡后以身殉国。作者甚至连他的姓名爵里也不清楚，全文也并不是对他一生的介绍，而仅仅记录了他由被捕到殉难的过程，但作者通过精心结撰，将传主的事迹与品格写得淋漓尽致，读来感人至深。“画网巾先生”由于不肯屈服于清初“薙发更衣冠”的法令而被捕，后被迫摘掉网巾，于是画网巾于额上，就这一个举动，足以说明他不忘故明，与新朝水火不相容的立场。

全文的核心是“画网巾先生”的殉难，然文章完全以史传的笔法写出，不仅记叙了“画网巾先生”的事迹，而且交织着历史事实的记录。如开头第一段即从顺治二年（1645）唐王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写起，后说郑芝龙的降清，再说到清政府的薙发令，最后引出“画网巾”先生的事，不仅交待了时代背景，而且概括了清初福建一带政治风云的变幻。这就使传记的内容和意义超越了记录个人事迹的范围。又如文中插入清初在江西、福建一带明军余部——“四营”的活动，就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文章在写了“画网巾先生”被捕后，忽然笔锋一转：“当是时，江西、福建间有四营之役。四营者，曰张自盛，曰洪国玉，曰曹大镐，曰李安民……”然后交待“四营”的来龙去脉，归结到官吏诡称“画网巾先生”为“四营”中之人，再引出福建总兵王之纲的破“四营”有功，自然地过渡到“画网巾先生”的遇难。全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而章法井然，一丝不紊。这种写法显然得力于《史记》。及至由小卒的就义而顺便说明“四营”的结局，令全文首尾相衔，浑然一体。这种貌离神合、意蕴深远的写法正是《史记》的擅胜之处，后来戴文的编辑者戴钧衡说：“余读先生之文，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迹；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私尝拟诸古人，以为庄周之文，李白之诗，庶几相似，而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即说明了戴氏之传记神似《史记》，得太史公之逸气远致。

本文也善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传主虽为“画网巾先生”，却始终以两个仆人加以衬托。这两个仆人不仅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曾为他画网巾于额上，而且自己也相互对画。写“画网巾先生”就义时也以二仆为铺垫，“群卒前捽之”以下通过仆人的言语、动作，表现了他们对降卒的鄙视和对“画网巾先生”的敬仰，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将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由此使读者感到，仆人尚且如此，主人自然更是气节凛然的忠义之士了。又如写完了“画网巾先生”的事后，作者突然宕开笔去写“四营”溃败后，一小卒慨然赴死的事。此事虽然与“画网巾先生”的事了不相涉，然其不愿苟且偷生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由此带出“四营”的结局，故文章也就不显得游骑无归，正陪衬出传主的品格。

本文较多地采取了铺叙的手法，对人物的语言、行动、神态乃至心理都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较之一般的传记文更为细密。如写“画网巾先生”的就义，先写其回答杨名高的话“吾旧识王之纲，当就彼决之”，及至见到王之纲又不认识：“之纲曰：‘吾固不识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识若也，今特就若死耳。'”这样就令文章跌宕起伏，甚有波澜。又如写二仆就义的一段也极为精彩，先是“瞋目叱曰”，义正词严地斥责了降将；又“向先生拜”，表现了对主人、对国家的忠贞不渝；最后“欣然受刃”，两个视死如归的节士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小卒事，也十分生动形象。从“伸项谓其伍曰：‘杀我！杀我！'”到对其同行者“奋袂裂眦，抽刃相拟”，及至“其伍挥涕斩之”，通过语言、神态的刻画，便将其内心的痛苦和坚毅表现了出来。

戴名世有志于修史，以撰修《明史》为平生宏愿，为此他收集了大量明季的史料，但始终未能付诸实行，现存于其文集中的传记有五十多篇，《孑遗录》、南明党祸及扬州、榆林、保定等城守纪略显示了他对史料的熟稔和驾驭史传文字的能力。对明季史料的关心自然反映了他对故明的留恋和怀念，在这篇《画网巾先生传》中也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爱憎，他歌颂了“画网巾先生”的气节，悼明之亡而揭清之失，对清王朝的血腥政治作了大胆的揭露。正由于这样的思想倾向，导致了戴名世后来因《南山集》案而惨遭杀身之祸的历史悲剧。

（王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