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零草》序

姜宸英

予得此于定海[1] ，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呼！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虽其揜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

客为予言：公在行间，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迦山[2] 所作也。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3] 节制，及九江遁还[4] ，渐有掣肘[5] ，始邑邑不乐。而其归隐于海南[6] 也，自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踯哀鸣。而间之至也，从后门入。既被羁会城[7] ，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

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8]，齐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9] 立传，君子讥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10] 建祠，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11] ，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12] 。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13] 语言，不足避忌。予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14] 之求，犹惧蒐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

〔注〕 [1] 定海：浙江舟山岛上定海县。 [2] 落迦山：即普陀山。此段“客”语中“甲辰”（康熙三年，1664）系前二年壬寅之误。张煌言《奇零草序》末称：“是帙零落凋亡，已非全豹，譬犹兵家握奇之馀，亦云余行间之作也。时在永历十六年，岁在壬寅端阳后五日，张煌言自识。”永历十六年为清康熙元年。甲辰是张煌言就义之年。 [3] 强藩：指郑成功。南明永历帝曾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4] 九江遁还：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自金门率兵北伐，张煌言为前锋，从长江口溯江而上，围攻南京。张别率一军至芜湖，乘胜攻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但因郑成功在南京战败，撤军入海，张煌言后路被截断，部队溃散，经化装潜行始抵舟山。 [5] 渐有掣肘：指张煌言曾劝郑成功暂缓收复台湾，先行恢复中原的意见未被采纳。 [6] 归隐于海南：康熙三年，张煌言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象山县南的南田悬岙岛。 [7] 会城：省会。此指杭州。 [8] 疑立《袁粲传》:《南齐书·王智深传》:“世祖（齐武帝萧赜）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按《宋书·袁粲传》谓“粲谋克日矫太后令，使（刘）韫、（卜）伯兴率宿卫兵攻齐王（齐高帝萧道成）”，事泄被杀。[9] 韩通：后周恭帝时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韩通率军抵抗，被杀。 [10] 李芾：南宋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湖南安抚使。德祐元年（1275）元兵攻破潭州时牺牲。 [11] 长陵：明成祖（永乐帝）死后葬长陵。此处即以长陵代称明成祖。方孝孺：明建文帝时侍讲学士，后改文学博士。燕王（即成祖）兵入南京，他不肯为燕王起草登极诏书，慷慨就义，被灭十族。 [12] 处无讳之朝：处在不必讲忌讳的朝代。引君当道：引导君主走正道。[13] 胜国：已灭亡的前一朝代。前朝为今朝所胜，故称之为胜国。 [14] 惇史：《礼记·内则》:“凡养老……有善则记之为惇史。”孔颖达疏：“言老人有善德行则记录之，使众人法则，为惇厚之史。”惇（dūn敦），敦厚、笃实之义。惇史犹言信史。

姜宸英在未入仕途前，与无锡的严绳孙、嘉兴的朱彝尊齐名，称“江南三大名布衣”。这三大布衣中要数姜氏为人最为狷介狂放，所以一生际遇也最蹭蹬可悲。他的耿直不畏权势淫威的性格，从敢于作这篇《〈奇零草〉序》一事上也可以见出。清初顺治年间曾四次率水师入长江，最后一次在顺治十六年（1659）联同郑成功攻下镇江，包围南京，而后直取芜湖的张煌言，是位英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由于郑成功的轻敌骄兵，战事转胜为败，张煌言被截断水上退路，不得已突围从皖东南绕浙西山区逃归海上，潜居悬岙岛上。张煌言是慈溪人，姜宸英是鄞县人，同属宁波府。对这位可敬的最终被害的乡先贤，姜氏极其崇仰，于是，在严禁的情况下毅然为《奇零草》作序，以寄托一己的仰慕敬重之情。尤可注意的是姜氏不仅敢冒大风险，而且采取以攻为守的笔法作序。他援引历史成例作为论据，运用给统治严酷的清王朝戴高帽颂赞的手法，论证“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这实际上是对清廷日益严厉的文字狱作了一次大胆的反拨！人们从“帝王盛德事”云云的侃侃而论之中，与其说看到了姜氏的机智巧妙心思，还不如说是感受着他锋芒四射的棱角。所以，读此序时不应只注重前二节而轻忽最后一段。须知张煌言的功业品性，绝非一篇短序所能容纳，姜宸英本意亦不在以序代传。他的用心恰恰表现在“人心”二字上，即其人得人心，其文字得人心，其著作得人心！得人心之书岂可禁绝，又岂能禁绝？把握住姜氏此序的文心，再重头读来，必能豁然开朗，体味到“人心”之贵贯穿全文。

《奇零草》的“奇（jī机）零”，通“畸零”，意即零星的。张煌言诗集之所以残缺不全，其原因一是战火动乱，未善保存；二是清廷严禁存传抄录，更不用说刊刻了。但是，得人心之人之作，终将能存留传播的，第二段的警策之句正在“虽其揜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这十四字。这就是“人心”的不可欺。人心何以向归？缘其人其作照耀天地的“光焰”。由此而言，姜宸英的“天地晦冥”云云数句，既是赞颂张氏，更是抉示人心，他是以人心难晦来反衬卓立于山河失序，天地昏沉，风尘掩却日光之际的张煌言的为人和精神（光焰）的。

第三段先写张煌言著作大部分“为逻卒取去”，此即“揜抑”事实，然而“或有流落人间者”一句则又回应上文“俟之百世”。接着择取两个细节作描述：一是备制“一椑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椑（bì必）即棺，以示不屈而死之志，决不降；二是被系杭州时应各界人士之请，所留翰墨皆为《正气歌》，同样是表示将效法文天祥而尽忠完节。这就是张氏其人之精神所在，也即其诗文之“光焰”所由来。然而姜氏借此一节意在揭出一个反差现象：“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纷纷求墨宝以收藏，可是“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藏之会遭祸。前者求藏正是“人心”之表现，后者远祸实即统治势力淫威之折射！于是姜宸英笔锋一转，揭出“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于人心”, “性”似是说的天性，实即讲的忠与孝的操守。初一看，这“性”是抽象泛论，细一想，落实到张煌言具体人身上，这忠之“性”实在就是忠于明朝的君臣之“性”。而后将这“性”发而为文章，落实到“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毫无问题，这不可磨灭的正是“人心”，也是“君臣父子之性”！

这是相当大胆的言论。但是，大胆并非鲁莽。作传也好，作序也好，意原为存传于世，广为流播，所以必须加以特定的保护色，而且要言之成理，依之有据。这就是第四段文字所以有必要而且见匠心，极耐寻味处。所举四例均系后一个统治者并不计较忠于前朝或敌对政权的人，最妙的是截铁斩钉般地论定为“此帝王盛德事”，特别是四例中有一例是欧阳修不敢为后周的韩通立传，“君子讥之”云云，为引出“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作为佐证，真正恰到好处。序文至此，姜宸英堂皇声言：我还要收集史料遗事，为张公作“传略”呢！文人而具备这一气概，确值得起敬。

姜宸英散文以峭拔挺劲著称，此序风骨傲然，足为一例证。即使行文出于策略，稍见迂回，但绵里仍然藏针，益见其笔力遒劲。全文回环相应，紧裹文心，抽理其思又极明晰。

（严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