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选》序

张惠言

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1] ，兴于微言[2] ，以相感动，极命风谣[3] ，里巷男女哀乐，以道[4] 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5] 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6] 。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7] ，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8] ，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际，孟氏、李氏[9] ，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五言，依托魏、晋，近古然也。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10] 。其荡而不反[11] ，傲而不理[12] ，枝而不物[13] ，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14] ，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馀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15] ，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16] ，迷不知门户者也。

今第[17] 录此篇，都为二卷。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

嘉庆二年八月，武进张惠言。

〔注〕 [1] 缘情造端：由感情发端。 [2] 兴于微言：《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注：“李奇曰：‘隐微不显之言也。'”[3] 极命风谣：终于以民间歌谣的形式表达。 [4] 道：通“导”。 [5] 低徊要眇：低徊，细致委婉，指词中一唱三叹，反复曲折的情调。要眇，同“窈眇”，深微的意思。 [6] 杂以昌狂俳（pái排）优：昌，通“猖”。俳优，演戏为人取乐的人。意即搀杂着放荡而戏谑的言词。 [7]盱（xū须）愉：喜悦的样子。 [8]触类条鬯，各有所归：条鬯，明白通达。鬯，同“畅”。意即哀乐之情，感物而发，然而它的意思必然有所归宿。 [9] 孟氏、李氏：孟氏，即五代时蜀主孟昶；李氏，即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 [10]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渊渊，深远的样子。文有其质，文采好，内容也好。 [11] 荡而不反：流荡不返。 [12] 傲而不理：狂傲违理。 [13] 枝而不物：散乱而不质实。枝，散。不物，指言之无物。 [14] 破析乖剌：破析，散乱。乖剌，违背。 [15] 谅其所是：自以为是。谅，相信。 [16] 安蔽乖方：安于受蒙蔽，意即受蒙蔽而不知。乖方，违背正道。 [17] 第：次第。

清嘉庆二年（1797），武进（今江苏常州）张惠言、张琦兄弟编辑了《词选》，搜集唐、五代、两宋词人四十四家，词一百十六首，共二卷。当时他们方馆于安徽歙县经学大师金榜的家中，教授金氏的子弟，同时也向金榜求教。清初以来，朱彝尊提倡姜夔、张炎词，形成所谓“浙派”，但其末流，词的内容渐趋空虚、浮薄。而“阳羡”一派，以陈维崧（迦陵）为首，标举苏轼、辛弃疾；由于缺乏现实生活的坚实基础，只是一味追求激昂豪放，末流又趋于叫嚣粗率。于是常州一派，在前两派衰敝之际，乘时而起。加之后继者周济的发扬光大，影响较大，“流风馀沫，今尚未全歇”（龙沐勋《论常州词派》）。

张惠言等标举的比兴寄托之说（偏重于内容），源远流长，较胜于浙派之强调醇雅清空的格调说（偏重于形式），是值得研究的。同时，他对词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所选作家也较为全面，把苏轼、辛弃疾等富有丰富现实内容的作品放在重要地位，而对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的评语，也有某些独到之处。但是张惠言是一位经学家，研究三国时虞翻的《易》说。虞翻说《易》，好以阴阳消息“依物取类，贯穿比附”（见张惠言《周易虞氏义自序》），本身的学术价值就不高。张氏论词，穿凿附会的臆说，随处可见，当与他的上述学术思想有关。

这篇《〈词选〉序》，先写词的起源、定义及其评论标准。张氏引用《说文解字》，给词下了个定义：“意内而言外谓之词。”《说文解字》卷九云：“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曰：“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意即意内，词即言外。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按《说文解字》所谓的“词”，是现在所说的“词汇”的“词”，不是诗词的“词”。早在宋代的陆文圭《〈中山白玉词〉序》中把词牵强附会地说成是“意内而言外”，可见此说不是自张惠言始。张惠言意在拔高词的地位，着重说明“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词”，不是“苟”为“雕琢曼辞”的小道。但他给词下的定义，显然是错误的。此外，他在上比《诗经》、《离骚》，以说明词的比兴美刺作用方面，也不太恰当。就《诗经》来说，既有里巷风谣，也有宗庙的乐章，也不一定所有的作品都有比兴美刺和寄托。而《离骚》则是带有诗人自传性色彩的作品，与词殊不相类。词是中唐以来兴起的“歌词”，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意在言外”、微言大义之类存乎其间。可见张氏在基本观点上多有谬误。

序文接着简述了词的早期发展情况，进而评论唐、五代的词人。张氏认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温庭筠是花间词派的著名词人，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其艺术特点是绮丽而深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是比较狭窄的。但张氏之推崇温庭筠，却在于认为温庭筠的词有比兴寄托。在具体评论温词《菩萨蛮》时，说其内容似《感士不遇赋》，篇法同《长门赋》，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四句，即屈原《离骚》“初服”之意。从《〈词选〉序》行文的角度看，虽然标举温庭筠以证明为词之道上承《风》、《骚》比兴寄托之义，但是由于牵强附会，作为论据，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词发展到宋代，蔚为大观。序文简略地评论了宋词代表作家。首先列举了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誉之为“文有其质焉”，意即既有文采，又有内容。而对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等，则认为有得有失。对于自兹以后的词作则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序的末尾写明编选的作法和目的以及时间。“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把词和诗赋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一种很通达的见解。

张惠言能诗词，也工古文。为文曾取法韩愈、欧阳修，与恽敬同是“阳湖派”的创始人。虽然“阳湖”渊源于桐城，但与桐城有时未免异趣。重考据，为骈俪，泛滥百家之言的倾向，在这篇短序中仍然可以看到。“醇而能肆”，是恽、张所孜孜以求的境界。可以说阳湖派是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与写作上进一步的发展。

（宋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