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涛

【作者小传】

（1859—1898） 清散文家。字松坡，河北武强人。同治举人。选授国子监学正，改大名教谕。光绪赴礼部试中式，以事未及殿试，吴汝纶邀主信都书院讲席。又署冀州学正。三年后补殿试，授刑部主事。民国初，袁世凯聘其主文学馆事，不久因眼病辞归。其古文师事张裕钊、吴汝纶，所作以雄峭胜。与马其昶同为桐城派古文殿军。有《贺先生文集》。

送徐尚书序

贺涛

满洲之地为行省者三，而各统以将军，时迁势殊，旧制不足以控变，乃改设巡抚如内地，而以总督兼辖之，将军故所掌者隶焉。民政部尙书天津徐公实首膺东三省总督之命，并授为钦差大臣。涛在保定，上书称贺，以为摄乎两强国之间，其地荒僻而辽阔，其俗蒙昧而苟偷[1] ，当死亡掇拾之余[2] ，赤子龙蛇并域[3] ，而处藏纳污垢，祸且萌芽，捄之无方[4] ，所患滋甚。将抗棱[5] 而起废，必改向而易趋，体大事艰，以畀东伯[6] 。涛将躬亲谒送，闻公伟论，展我宿蓄。既见公，公询以东事。涛曰：“公意云何？”公曰：“吾政不修，外侮且至，既劫于外，奚暇自治？”因具言其所欲设施者，完窳塞罅[7] ，破荒革顽，针石粱肉[8] ，相所宜施，后先循节，疾徐中程，涵育万有，物具益该[9] ，无有遗漏，凡吾耳目所经及所未经，思虑所至及所未至，无不探情以出，取怀而予。虽欲有所建白[10] ，竟无一事可假以进言。退而自思，终不敢默，乃取今日所不暇谋，而为异日之急务者，为我公言之。列国以通商故争海权，海之所包，皆其权之所及。今则将趋重太平洋。太平洋北路当我满洲，列国所属目也。故广辟通商之所，受列国之灌输。公既至，试行今之所言，数年之后，制定政成，遐迩帖服，民物之归，襁至而辐辏[11] ，其繁衍当不减津海、江海、粤海诸关。虽然，商业之赢缩，视海权之弛张。朝鲜既非我有，若旅顺、若大连湾，日本复得而私据之。自朝鲜东行，左转逾混同江而北[12] ，海岸万余里，则举而弃之俄罗斯。太平洋之权已见夺于日、俄两国，则权之在我者无几存。权不我属，虽日兴月盛，亦祗[13] 归利外人，而我不能与之角胜，可忧孰甚焉？公谓内治外交并重，而相资以为功。今所以治吾内者果能如意所期，则吾力既充，故当推而致之于海，以求信[14] 吾权，与群强争雄于海上。公虽未言，吾知其蓄谋于中，将待其时而一发也。儒生之论阔于事情[15] ，故不敢言当时所宜施为，而责以异日可期之效。

〔注〕 [1] 苟偷：苟活偷生。 [2] 死亡掇拾之余：掇拾，搜刮。出自唐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而公承死亡之后，掇拾之余”。 [3] 赤子龙蛇并域：指善良的老百姓与邪恶势力共处此地。[4] 捄：同“救”。 [5] 抗棱：扬威。出自《文选·班固〈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李善注引李奇：“神灵之威曰稜。” [6] 以畀东伯：畀，给予。东伯，指徐世昌。 [7] 完窳塞罅：窳，粗劣。罅，缝隙。把粗劣得变完好，对有漏洞的加以修补。 [8] 针石粱肉：针石，古代针刺工具名。粱肉，以优质谷物做饭，以肉类为肴。指精美的膳食。 [9] 物具益该：物具更加完备。 [10] 建白：提出建议，陈述主张。 [11] 襁至而辐辏：襁至，襁，婴儿的被子或布幅。出自《论语》“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辐辏，辐，车轮上的辐条。辏，聚集。指人或物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聚集在一起。 [12] 混同江：黑龙江汇合松花江之后到乌苏里江口一段水域的别称。因为松花江水含沙较多，黑龙江与之汇合后水色北黑南黄，经久始混，故有此称。 [13] 祗：只。 [14] 信：同“伸”。 [15] 阔于事情：迂远不切实情，远离实际。

贺涛是清末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师从吴汝纶、张裕钊，与桐城马其昶齐名，他长期在冀州信都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任教，培养了许多古文辞方面的人才。

本文是贺涛文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其中所说的“徐尚书”，即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东海，又号水竹村人，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在清代官做到体仁阁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军谘大臣，入民国后，曾在民国七年（1918）做过一阵子总统，后辞职。

贺涛与徐世昌为同年进士，两人相交甚笃，贺涛的《贺先生文集》便是其去世后由徐世昌亲自作序、代为刊行的。而《徐世昌年谱》（本名《水竹邨人年谱》）则是由贺涛的后人贺培新编定的。贺、徐两家可以说是世交了。

《贺先生文集》有多篇涉及到徐世昌的文章，除本文外，重要的还有《上徐制军书》、《复徐制军书》、《上徐尚书书》、《书天津徐氏族谱后》等。

徐世昌的一生的浮沉起落，可以说和袁世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在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后，虽然做了翰林院编修，但并不是很得意，同侪好像也不大看得起他，于是徐氏便另觅他途。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徐世昌入参戎幕，之后由于袁世凯的提携，一路青云直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将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这便是本文开头所说的，“满洲之地为行省者三，而各统以将军，时迁势殊，旧制不足以控变，乃改设巡抚如内地，而以总督兼辖之，将军故所掌者隶焉。民政部尚书天津徐公实首膺东三省总督之命，并授为钦差大臣”。时在莲池书院任教的贺涛听闻此讯，颇多感慨，前往送行，写下了这篇送序。送序，是临别赠言性质的文字，内容多是勉励、推重、赞许之辞。满洲为清人的龙兴之地，很长一段时间里，禁止关内之人前去居住、开发，加之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使其发展远较内地为落后。而且，俄国、日本此时已分别将其魔爪伸到满洲。作为新任封疆大吏，徐世昌当然有所筹划，希望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本文没有把笔墨用到描述徐的具体规划上，而是以“凡吾耳目所经及所未经，思虑所至及所未至，无不探情以岀，取怀而予”几句话加以概括，这样才能有助于突出本文的重点。接下去，笔锋一转，“乃取今日所不暇谋，而为异日之急务者，为我公言之”。近代以来，海洋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作为一个颇为关注时事、留意新学的士大夫，贺涛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其远见卓识，可说是远远超越同辈时流。“太平洋北路当我满洲，列国所属目也。”徐世昌到任之后，纲举目张，满洲滨海之地也将很快发达昌盛起来。然而令人伤心的是，由于近来清政府国力衰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太平洋之权已见夺于日、俄两国，则权之在我者无几存。权不我属，虽日兴月盛，亦祗归利外人，而我不能与之角胜，可忧孰甚焉”？所以，贺涛希望徐世昌在内部稳定繁荣之后，能够把注意力转向海权，“与群强争雄于海上”。这样，繁荣与利益才能真正属于本国，而不是白白归于列强诸国。

由于贺涛曾经向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等人学习古文，而曾国藩、吴汝纶都有很强的经世意识，并且也关注西学，并非寻常帖括之儒，故此贺涛在这些方面颇受老师、太老师的深刻影响，这从本文也可以窥其一斑。

（冯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