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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
【作者小传】
(1838—1894) 清散文家。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同治副贡。入曾国藩军幕掌机务,叙劳授直隶州同知。累官至湖南按察使。光绪间派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对西方文化有直接的了解。官至左副都御史。师事曾国藩,参加过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工为文,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并称“曾门四弟子”。其文不拘成法,内容较充实。有《庸庵全集》、《庸庵文别集》。
振百工说
薛福成
古者圣人操制作之权,以御天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1] 周公,皆神明于工政者也。故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之制,四民并重,而工居士商农之中,未尝有轩轾之意存乎其间。虞廷飏拜垂殳[2] ,斨伯与禹、皋、夔、稷、契同为名臣[3] 。《周礼》冬官虽阙,而《考工》一记,精密周详。足见三代盛时,工艺之不苟。周公制指南针,迄今咸师其法。东汉张衡文学冠绝一时,所制仪器,非后人思力所能及。诸葛亮在伊尹伯仲之间,所制有木牛流马,有诸葛灯,有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
宋明以来,专尚时文帖括[4] 之学,舍此无进身之途,于是轻农工商而惠重士。又惟以攻时文帖括者为已尽士之能事,而其他学业,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为粗贱之流,浸假[5] 风俗渐成,竟若非性粗品贱不为工匠者。于是中古以前,智创巧述之事,阒然无闻矣。
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兼士之事。吾尝审泰西诸国勃兴之故,数十年来,何其良工之多也?铁路火车之工,则创其说者,曰罗哲尔,曰诺尔德,而后之研求致远者不名一家。火轮舟之工,则引其端者,曰迷路耳,曰代路尔,曰基明敦。而后之变通尽利者,不专一式。电报之最阐精者微考,则有若嘎剌法尼,若佛尔塔,若倭斯得,若倭拉格,若安其尔。炼钢之工,最擅声誉者,则有西门子,若马丁,若别色麻,若陪尔那,若回特活德。制枪之工,则有若林明敦,若芸者士得,若毛瑟,若亨利马梯尼。制炮之工,则有若克鲁伯,若阿模士庄,若荷乞开司,若那登飞。其他造船造钢甲之工,则有德之伏尔铿,英之雅罗,法之科鲁苏。造鱼雷造火药之工,则有奥之怀台脱,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当其创一法兴一厂,无不学参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读书数万卷,试练数十年,然后能亘古开一绝艺者。往往有祖孙父子,积数世之财力精力,然后能为斯民创一美利者,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则千万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奖其勋劳,锡[6] 以封爵,即位至将相者,莫不与分庭抗礼,有欿[7] 然自视弗如之意,则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开物成务[8] ,所以可富可强,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厉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见谓与今日之中国相反。吾谓与古之中国适相符也。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欲劝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来科举之学之畦畛[9] ,朝野上下,皆渐化其贱工贵士之心,是在默窥三代上圣人之用意,复稍参西法而酌用之,庶几风气自变,人才日出乎。
〔注〕 [1] 包牺、神农、尧、舜、禹:都是古代著名的贤明帝王。包牺,又作庖牺,即伏羲。[2] 飏拜垂殳:意谓朝仪之盛。飏拜,指群臣拜舞。殳:木杖。 [3] 斨伯:舜臣,管百工。皋:皋陶,管刑狱。夔:管音乐。稷:后稷,周朝始祖,农官。契:商朝始祖,管国土人民。 [4] 帖括:泛指科举应试文章。明清时亦用指八股文。 [5] 浸假:逐渐。 [6] 锡:通“赐”。 [7] 欿:不自足。 [8] 开物成务:指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得到成功。《易·系词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孔颖达疏:“言《易》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9] 畦畛:界限,限制。
韩愈的《师说》有云:“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百工”乃是中国古代主管营建制造的工官名称,以后沿用为各种手工业者和手工业行业的总称,地位相当低下,在韩愈的文章里与巫医、乐师并称,用于反衬士人,可见一斑。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各种工业、技术,均视为末节或消遣。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而思想禁锢的清朝,这种情形更加严重。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到中国,尽管闭关锁国,上层还是有机会接触到舶来的先进科技的;然而只有西洋各国的精巧钟表在紫禁城中流行,马格尔尼来演示的先进科技却被乾隆皇帝斥为“看亦可、不看亦可”的奇技淫巧,直到鸦片战争时列强的坚船利炮,才让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擦亮了眼睛。
本文的作者薛福成,是活跃于晚清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界的一名爱国志士,也是曾国藩的门生。他自幼即受时代影响,广览博学,致力经世实学,不做诗赋,不习小楷,对八股尤为轻视。先后为曾国藩和李鸿章做过幕僚,担任过英法等国家的大使,赞成君主立宪,主张维新变法。这样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幸运的,生于时代激烈变化之际,一身经世实学方有施展之地;他又是不幸的,国家倾颓,王朝衰落,他又身处上层,环游世界,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国家的腐朽与衰弱。
济世是传统读书人坚持的理想,经世致用更是时兴的学派,这一篇《振百工说》,就是眼界开阔、思想灵活的薛福成,从“振百工”的角度,为腐朽的晚清末世开出的一剂药方。
托古言事是这类文章的惯例,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也是假孔圣人之口,说出自己变法改制的观点。本文亦是如此,从上古的圣贤讲起,他们建立聚积物资便利民用的制度,发明制造器具为天下兴利,而且士、农、工、商地位平等,“工”并没有受到歧视。掌管百工的大臣都是贤明之士,《周礼》书中“冬官”篇虽然佚失了,但《考工记》一书,记载百工技术之事却是极其精密详尽。可以看出在当时被视为桃花源、乌托邦的上古三代盛世,对百工技艺是很重视的。接着又举出周公、张衡、诸葛亮的例子,说明从前的智者也是长于工艺发明的。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直指时弊:宋明以来,科举八股时文之学成为唯一的进身之途,其他方面的学问都被忽视,工匠更被看做下贱,于是像虞、夏中古以前那些充满智慧巧思的发明创造,就再也不出现了。
文至此处,已经指出了社会百工不振的根源所在:落后的科举制度以及它所造成的社会歧视。接着,作者开始叙述西洋各国的情形,来为本国的改革作为参考。
西学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时髦的了,但也只在小圈子里流行,而对于西学一无所知的腐儒仍是大有人在。在比薛福成更晚的年代,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一次学堂的考试里出了一道比较中西史事的题目:《项羽拿破仑论》。诸考生虽皆熟读四书五经,却均不知“拿破仑”为何人。有一考生的文章开头即破题云:“夫项羽力能拔山,岂一破轮而不能拿夫?”接着便论证说:“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凡夫即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而拿破轮是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力难施,其效不著,岂非知人善用之举哉!”这样的趣事,可笑,更可悲。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几个薛福成这样的有识之士,少几个“拿破轮”的腐儒书生,或许历史就是另一种面貌。
薛福成所知,不只拿破仑耳。他从西方诸国的国本讲起,“恃工为体,恃商为用”, “工”与“士”相辅相成,甚至“工”也能起到“士”的作用。这里的“士”,其实就是科研人员。他把西方各国的勃兴归功于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列举了一大串出现在今天数理化课本上的人名。他们都是两次工业革命里的伟大人物,至今全人类仍受其惠。当时的薛福成也深知这一点,不吝赞美他们的成就:“学参造化,思通鬼神。”造化鬼神之说,似乎有违科学精神,然而作者接着就客观地指出了他们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知识的积累,长时间的钻研。而他们的动力是国家的支持——取得巨大成功便可得到丰厚的利润和尊贵的爵位,甚至与王侯比肩。作者甚至注意到了“专利”现象,“由是国家给予凭单,俾独享其利”,实在难能可贵。
西方各国百工兴盛,有助于国家强大,所以政府和民间对百工也是百般的鼓励和扶植。作者认为这跟古代中国的情形是相一致的,中国要发愤自强,必须振百工。要振百工,必须破除科举的弊病,改变对百工的歧视,领会上古圣贤的用意,再稍稍参考西方的做法,也许就可以改变风气,激发人才了。
全文文辞简明达意,条理清晰;表达论点鲜明,逻辑性强;即使是叙述西方诸国情形、罗列大量舶来名词,也仍然通晓顺畅、不显晦涩高深,颇有桐城派散文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提的中国古代的“百工”,主要是传统手工业,而西洋的“百工”,是近现代的工业和科技,两者之间相差的,恰恰是两场工业革命的距离。指南针、木牛流马等例子,则体现了共同的科学创造精神。文章结尾处作者建议中国主要学习古代制度,稍稍参考西方体系,实际上是应该反过来的。以作者的见识,未必不能了解到中西“百工”的差距和体制的优劣,文章这么写,是时代的局限,更是作者身为朝廷命官的无奈。
(王源)
观巴黎油画记
薛福成
光绪十六年春闰二月甲子,余游巴黎蜡人馆,见所制蜡人,悉仿生人,形体、态度、发肤、颜色、长短、丰瘠,无不毕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艺杂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于馆,或立或卧,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饮或博,骤视之,无不惊为生人者。余亟叹其技之奇妙。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盍驰往油画院,一观普法交战图乎?”
其法为一大圆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驰者、伏者、奔者、追者、开枪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或赭其垣。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扪之,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
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夫普法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事信而有征。然则此画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于真邪?真者而托于幻邪?斯二者,盖皆有之。
本文是一篇观画记,但文章开头却先写游巴黎蜡人馆之所见。有人认为这样写寄寓有作者的深意,盖作者认为欧美勃兴的原因主要是“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促使达到日新日旺的生力军,则是那些“留像于馆”的“工艺杂流”,故作者记叙蜡人馆,是在“把学习西方的思想具体化”。这样解释,似乎有些求之过深。其实我们看第一段末尾说“余亟叹其技之奇妙”,下面接以“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那么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主要目的是“借宾陪起”,起正面衬托的作用,同时也能抓住读者,更引人入胜。
末尾一段再次引用译者之语,指出法人好胜却又自绘败状的原因,是在“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揭出了“普法交战图”的画意;再联系到作者一贯主张变法图强,希望中国从积贫积弱中振兴起来,则写作此文,“其意”固亦“深长矣”。
中间一段是文章的主体,描绘“普法交战图”。黑格尔曾经说过:绘画不比诗歌,不能表达整个事件或情节的发展步骤,只能抓住一个“片刻”,因此该挑选那集中前因和后果在一点里的景象;譬如画打仗,就得画胜负可分而战斗尚酣的片刻。这段话恰好可以适用于这幅“普法交战图”,从下文“自绘败状”四字来看,这时已分出胜负,但战斗仍然空前激烈。而作者为了真实地再现这一“片刻”,采用了鸟瞰式的描绘角度:在交代了画室环境构造后,先写战争环境、形势;次写双方人马鏖战正酣的情状;再写炮弹落地的巨大威力;最后再点染战场的自然景象,以烘托战场惨烈的气氛,这样就层次分明而又简练生动地勾勒出了当时普法交战的“全景式”画面。另外,古人早就说过:“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绘画作为一种视觉形象艺术,在描绘客观事物时,虽然也能捕捉住事物最富动感的一瞬间,但其画面毕竟是凝固不动的;而本文作者在描述原画时,则充分发挥了文字艺术的特长,选择了一系列极富动感的词语来进行铺叙描摹,加以语言节奏的错落变化,把当时战场上人马杂沓、络绎相属、炮火连天、杀声遍地的火爆气氛表现得如在目前。
(刘桂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