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

【作者小传】

（1740—1816） 清学者。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今属河北）人。乾隆举人。嘉庆间任福建罗源、上杭等县知县。三十岁后以治经而专攻古史，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今人编有《崔东壁遗书》。

冉氏烹狗记

崔述

县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辄搏噬之；往往为所伤。伤，则主人躬诣谢罪，出财救疗之。如是者数矣。冉氏以是颇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未忍杀，姑置之。

刘位东谓余曰：“余尝夜归，去家门里许，群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横扫之，群狗皆远立，独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几伤者数矣。余且斗且行，过冉氏门而东，且数十武，狗乃止。当是时身惫甚，幸狗渐远，憩道傍良久始去；狗犹望而吠也。既归，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盗夜往劫之，狗拒门而噬，虽数人能入咫尺地哉！闻冉氏颇患苦此狗，旦若遇之于市，必嘱之使勿杀；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

“居数日，冉氏之邻至。问其狗，曰：‘烹之矣！’惊而诘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盗，主人觉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盗惊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应，遍索之无有也。将寝，闻卧床下若有微息者，烛之，则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转侧，垂头闭目，若惟恐人之闻其声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隐忍而不之杀者为其有仓卒一旦之用也，恶知其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乎哉！’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乎，天下之勇于搏人而怯于见贼者，岂独此狗也哉！今夫市井无赖之徒，平居使气，暴横闾里间，或窜名县胥，或寄身营卒，侮文弱，陵良懦，行于市，人皆遥避之；怒则呼其群，持械圜斫之，一方莫敢谁何，若壮士然。一旦有小劫盗，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数十人，忽厩马夜惊，以为贼至，手颤颤，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犹震震相击有声；发火器，再四皆不燃；闻将出戍地，去贼尚数百里，距家仅一二舍，辄号泣别父母妻子，恐不复相见；其震惧如此，故曰：“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又奚独怪于狗而烹之？嘻，过矣！

虽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盗也，苟其职之不举，斯固无所用矣；况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杀石虎，其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其后石氏之宗卒灭于虎[1] 。贪牛之快而不顾车之破尚不可，况徒破车而牛实不快乎！然而妇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过人远矣。

人之材，有所长则必有所短；惟君子则不然。钟毓[2] 与参佐射，魏舒[3] 常为画筹；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发无不中，举坐愕然。俞大猷[4] 与人言，恂恂[5] 若儒生；及提桴鼓立军门，勇气百倍，战无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谨而不足有为者。其次，跅弛[6] 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济事，则狗而已矣！

虽然，吾又尝闻某氏有狗竟夜不吠，吠则主人知有盗至；是狗亦有过人者。然则搏噬行人而不御贼，虽在狗亦下焉者矣。

〔注〕 [1] “石勒欲杀石虎”数句：见《晋书·石季龙载记》。 [2] 钟毓：三国魏钟繇之子，字稚叔。机捷谈笑有父风，累官都督荆州。 [3] 魏舒：字阳元，年四十余察孝廉，后为尚书郎。朝廷欲淘汰郎官，罢免不合格者，他说：“吾即其人也。”裹起衣被就走，同僚有愧色。钟毓辟他为长史。毓不知他善射，一次射箭比赛人数不足，就让他充数，竟发无不中。毓叹赏再三，对他说：“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后转相国参军，封剧阳子。见《晋书·魏舒传》。 [4] 俞大猷：明晋江人，字志辅。兵部尚书毛伯温奇其才，擢广东都司。屡以舟师破倭寇，时称俞家军。 [5] 恂恂：谦恭谨慎貌。 [6] 跅（tuò柝）弛：放荡不羁貌。

家中蓄狗乃常事，崔述下笔则常中寻异。冉氏狗猛，遇行人则咬。伤人后，主人竟躬诣谢罪，出钱救疗，一而再，再而三，虽苦不堪言，却甘心受累，不忍杀之。这种患而忍之的矛盾心理表明狗因其猛而存，冉氏因狗猛而惜之。不仅主人既患之又爱之，还有个曾被此狗搏咬过的刘位东也如此。刘氏夜归，以柳枝横扫群狗，唯冉氏狗前扑相搏，弄得疲惫不堪，恼怒之极；刘氏自叙，自己且斗且走，离狗很远了，狗“犹望而吠”，即反映对狗的厌恶情绪。然憎厌之余，想到狗猛可防贼，忽而转憎为爱，视为千金不可得，重蹈冉氏患而惜之的心理轨辙。文笔之妙即在透过冉、刘二氏对狗的情感态度，来着意强调狗之勇猛乃其价值。谁知，此乃欲抑先扬、捧高跌重之法，作者随即公布了冉氏狗遇贼时的真相：并非如刘氏想象的可以“拒门而噬”，令数贼难“入咫尺地”，而是在冉氏父子操械与贼激烈搏斗中，一反常态，蜷屈床下，露出了怯的本质。冉氏发现后，心态陡然失去平衡，狗留给他的“有仓卒一旦之用”的想法落空，于是恼而杀之。

对冉氏烹狗一事，作者情感反应为两个阶段：

初而怪其杀。理由是市井无赖张狂跋扈，欺侮文弱，行呼市上，俨然壮士，然用之守府廨，出戍地，则战战栗栗，丧魂失魄。此种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与“搏行人则勇见贼则怯”的冉氏狗何其相像，为何对前者视若不见，麻木不仁，而独对后者严厉惩杀？此笔用心深微，笔意蜷曲。怪其杀狗，实则怪其不杀世上类狗之人。看似为被烹之狗回护，然笔的侧锋已对社会怂恿无赖之徒的现象深深地划了一刀。当然，这么说，并不等于作者的“怪其杀”，就没有一点真实的心理依据。因作者把冉氏之狗与市井无赖作类比，其情感倾向是有细微区分的：对市井无赖，显然投之以深恶痛绝的喜剧性讽刺，对冉氏狗，似乎虽憎其噬人惧贼有害无益，但也含悲谅之意。悲乃悲其不以搏人之勇拒贼，落得个被烹的结局；谅是谅它毕竟是一条“狗”，脱不尽那种张狂叫嚣、遇强人则夹尾的狗性。这种悲谅意识大概就是作者“初怪其杀”心理内容的基础了。

继而赞其杀。作者以为杀了这条狗乃是冉氏之智的表现，并标举出一个“妇人之仁”与其智相对。文中引出一段史实：石勒之母用快牛拖车车易破损之喻，劝他容忍勿杀暴虐的从子石虎，但石氏基业终毁于石虎。旨在说明“妇人之仁”的内涵是重其用不计其害，从而把冉氏最初对狗爱其猛、忍其害，以及刘氏觉得狗可防贼、不计搏己之怨，统统揽在“妇人之仁”之列。接着推进一层，“妇人之仁”的重其用而不计其害尚不可，若再容忍徒具其害而无用之物（冉氏狗之类），那就连“妇人之仁”的识见也达不到了。冉氏的敏智在于，开始对狗施以“妇人之仁”（重其用、忍其害），一旦发现其用不实，立即除杀。这里作者赞冉氏之智、赞其杀，实也提出问题：家有有害无用之狗有冉氏之智制之，世有有害无用之人有无冉氏之智加以裁处？作者深慨与棒喝的大抵在此。

作者用冉氏之智否定妇人之仁，是否意味着对人材及其作用的求全责备？不然。因为妇人之仁的重其用、忍其害和人材问题的用其长、容其短之间，有个质与度的区别。大用小害之害可称为“短”，小用（无用）大害之害则不能称为“短”，短者一定要有相对长处（或利大于弊的用处）为前提。只有具备长处为前提，有所短方不足怪，如那种德性醇朴恭谨而无大作为者，那种禀性放荡不羁但可成大事者；如若不具备长处为前提，甚或短处（或弊）超过了长处（或用），那就是冉氏狗般的有害现象了。究竟怎样才是长而无短、有用无弊的材用呢？作者最终抛出了君子的审美理想，如三国钟毓部下长期隐才不露，实能箭无虚发的魏舒，明代恭谦温文像个儒生，然东南平倭声威赫赫的俞大猷。这些君子之材的特点是表征平凡，中藏醇美，与貌似猛勇其实虚怯的冉氏狗和市井无赖辈恰成反照。文章的后半部分议论风生，文理回环，然始终扣定害人不济事的冉氏狗。作者艺术思维中，显然早有关于生活中市井无赖以及君子之材的审察思索，蓄积既久，遇冉氏烹狗传闻引发起兴，于是产生了丰富的意念和思理。

（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