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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 - 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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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前言(王友琴、余英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苏晓康)

文革受难者名单（以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以工作、居住地点或遇害地点为索引的受难者名单

未知姓名的受难者

1966年8-9月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

前言

受难者的位置 - 王友琴

1，牛鸡之间

多年以前，当我开始写作文革历史的时候，我首先采访了数百位亲身经历了文革的人。把访谈和调查的重要性放在纸面材料收集之上，是基于我的一种评估，即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纸面记录其实和文革史实之间相差甚远。大量的文革故事在发生之时没有被报告也没有被记录下来。由于纸面上的文革和实际发生的文革之间的巨大的裂沟，这种第一手的调查对于写出真实的文革至关重要。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忆和追寻往事。这种回忆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痛苦和难堪的。可是他们的道义感、勇气以及支持我的工作的善意战胜了心理深处的回避和恐惧。他们讲出了他们的记忆，有的还帮助我一起来搜寻历史。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不但讲述了文革中的事件和人物，也和我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代，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关于诉求正义，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可以说

可以说，在今天，受难者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包括存在与否以及如何表述，首先取决于大多数幸存者的选择，取决于他们选取牛的方式还是鸡的方式。

本书的出版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2，死亡和文革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

文革中对人的最大的迫害高潮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6年，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

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死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被扔掉，没有保留。

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哪怕是完全虚假的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

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

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象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后来

后来，从“隔离审查”中回来的幸存者讲出了他们身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主管“牛棚”者中有人泄露出其中一二真情。从中可以知道，很多“自杀”其实是“他杀”，是把打死了的人丢往楼下，或者悬挂在房梁上。即使是那些在最后确是由他们自己的手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的人，也是在受尽侮辱和拷打之后，在绝望中才那样作的。导致他们杀死自己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些“审查”的方式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这种“自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杀，实际上是被文革谋杀。这种谋杀性自杀的大量发生，是文革的特产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残酷卑劣的一种杀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最为阴暗恐怖的季节。与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相比，迫害变得更加有系统也更加旷日持久。大量的“专案组”被建立起来。这些“专案组”人员到全国“外调”，深夜审讯“审查对象”，用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定案”方法恐吓威逼被“审查”者，并且强迫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认罪书”和“检讨”。这些文字材料一直密藏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一所中学，就会有几个麻袋之多。在其他的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而死。而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

本书中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间。

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和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性质、规模和程度都是相近的。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文革的这一方面的真相，被写出来的还非常稀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的这一方面因此被淡忘。

3，记录每一名受难者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

当我开始探索文革历史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未被记录未被报告的死亡深深震动：不但为这些死亡，也为这些死亡的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的。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被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道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准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之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的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记录框架之外。

关于文革死亡的记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大多数文革受难者的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的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原因探索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两千年以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皇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的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他清楚记录了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460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不认为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记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们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我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记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是关于受难者，却几乎没有提到，不过有些时候，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我是从学校作起的。我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我的访问所及的学校里，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日和死亡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我写了文革中北京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她被害已经二十年了。后来，我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记录，于是，在我的笔记本和电脑里，写出了一个一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更多的人，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

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作着自己的工作，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份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另外

另外，我也想，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的一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

调查文革史实是一个比想象的要慢要难的工作，其间还曾经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骚扰，但是我还是继续作着。

1998年，当我开始为文革受难者一一作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还小地震似的震动了一下。这是因为在习惯了的想法中，“传”常常总是为曾经轰轰烈烈的人－－或者英雄或者暴君－－写的。这是司马迁以来一直如此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我想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

没有理由不详细记载受难者的故事，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作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

4，生存者的创伤

实际上

实际上，即使不写出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他们也依然以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存在于文革后的生活中，那就是，在生存者的精神创伤之中。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文革时代的中学老师。他曾经被关在红卫兵设立的牢房里三个月，曾经被打被侮辱并抬过被打死的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的尸体。他说，他从来没有想他的经历应该写出，既然大人物像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了那样惨的迫害，自己一个普通教员受的不算什么。他说得真心诚意。我很想向他强调普通人的生命不比高官的生命不要紧。高官们本来就身处权力场中，他们进场时就知道各种可能。你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争斗牵动你的生死。可是，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说过“一切人生而平等”的道理，而是因为在无处说出事实和无法寻求公义的漫长岁月中，他只有把自己视为第二等的公民，才能对他身遭的不幸而产生的愤怒与压抑稍有缓解。

我知道的一个家族，近年有人得了癌症和遭了车祸暴死，在悲恸中，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去收尸体。他们想要补救，想要为死去的亲人举行一个葬礼，可是又找不到办法，因为尸体早被丢在不知何方。一家人处在惶恐之中，最后他们决定要到死者尸体被丢弃的荒野地方取土装入骨灰盒，并在那里举行一个仪式。

事实上

事实上，这家人也知道，直接害死他们的亲人的作恶者还并未受到报应，如果这是老天的惩罚，他们也应该是下一轮才对。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判断，这显然是因为尽管三十多年以前他们没有去收尸，他们对受难者采取了当时常见的“划清界限”的态度，他们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恐惧，不但是对革命暴力的恐惧，也是对自己的胆怯行为而感到的恐惧，所以他们才认定他们遭受报应。我希望，他们能在后补的葬礼中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文革死亡造成的深重的恐惧感，自卑感，以及因羞愧自责带来的焦虑和紧张，长远地纠结着文革的生存者。虽然心理的创伤不象肉体的疾病那样有明显的疼痛和症状，但是也需要治疗。抹杀和压制对受难者的记忆，不会使得这种隐藏的创伤康复。对文革受难者的记录、叙说和思考，其实并不是生存者给受难者的恩惠，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给生存者的精神创伤的一种治疗。

5，被禁止的纪念

尽管有种种压力，自从有受难者产生，也有生存者一直在试图记忆他们。本书中的卞仲耘，一个中学副校长，是文革中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她被害一年多后，抄家风潮稍有平息，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在家中的衣柜里面为她设了一个灵堂。他们在衣柜里壁上挂了她的照片，在照片前放着一支清水供养的鲜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文革后

文革后，著名老作家巴金在1986年撰文建议造一座文革博物馆，记住历史，取得教训。近20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看不到任何一丝进展。不仅没有真的博物馆，而且也没有博物馆的蓝图，甚至也不见要开始绘制一个博物馆的纸样的口头讨论。

2000年10月16日，当我把近千个关于文革受难者的电脑文件送上互联网络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现代科技的感激之情。终于，当在现实世界里无法为受难者建造纪念馆的时候，新技术提供了一种普通人比较容易使用的方式在电脑空间得以实行。这个新网站的名字是“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无数远在天边的读者可以随时上网阅读受难者的故事，并且通过网站上的电子信箱即时送回他们的反馈。

17月之后，2002年3月，这个网上纪念园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了。如果在中国境内输入网站网址，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字样是“此网页无法显示”。所谓“无法显示”，完全是谎言。这个网站一直存在并且运作良好。当然，说谎的并不是电脑。

尽管不是出乎意料，我仍然感到震惊。受难者们已经死亡三十多年。当年他们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的骨灰都没有保留，更谈不上安葬。三十年后，在电脑网络的虚拟空间里，都不容许有他们的安息之地，是为了什么？是谁，做了决定禁止受难者的名字在网上？

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一个破案方法是，当谋杀案件发生的时候，侦探们考虑什么人可能具有作案动机，谋杀会对什么人有利，以此来寻找作案人。非常明显，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能证明文革的罪恶，而隐瞒和抹煞受难者的名字，则有助于缩小文革的罪恶，从而也消除了文革领导人的罪恶。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尸体和画像仍然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受难者的名字甚至在电脑网络上都被禁止显示。

这就是本书形成的漫长而艰难的背景。由于这种背景，我分外珍惜这本书的出版，而且也希望读者觉察到这一点。

6，资料来源和编排体例

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我的调查和采访。文革的大量事实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第一手材料的调查，虽然极其费时费力，但是至关重要。我和上千名经历了文革的人谈过话。文革时代，他们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省里；有的住在大城市，有的住在乡村。被访者中有一部分是受难者的家属。

除了与被访者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问卷调查。2000年网上“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其中有的主动提供了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为这里写到的死亡和事件查阅了个人的或工作单位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但是能够得到允许查阅官方档案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曾参与暴力活动的人拒绝和我谈话。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大量事实，在赞美文革的同时，对暴力迫害和死亡却不置一词。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看法与心态。

我也使用了文革后的发表物中的有关材料。这些引用的材料都一一写明了出处。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和采访。

本书中各篇受难者传的长短不一，完全取决于作者能够了解到的事实的多少，而没有别的原因。我希望详细写出每一个受难者的故事，但是实际上，了解事实非常困难。多年努力没有结果，很多人的名下至今仍然只能写出寥寥数语。

659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除了已知姓名的受难者，还列入了一些不知道名字、但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死亡情节、地点、时间、或者他们的亲属名字的人，归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之中。本书后面，还有以地点为顺序的受难者人名索引。这一索引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受难者的地理分布密度和广度。

7，没有被谢者名字的致谢名单

一本书的前面应该有一个“致谢”，因为书的完成一般并不仅仅全靠作者一人之力，作者应该在书前感谢帮助过的人。这一本书尤其应当如此，因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上千人的帮助，这个数字显然远远多于大多数别的书籍。

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人中，有的和我见过面，有的却至今没有。他们所作的，大多与本书内容即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有关，有些人则提供了技术性的帮助。对我来说，他们的支持不仅是实用方面的，而且是心理方面的。在一般的工作中，每一个进步的获得都给人带来欣喜，在文革历史的研究中，工作的进展却意味着发现更多的死亡和不义，只能使人悲哀和痛苦。在这种性质的研究工作中，心理上的支持变得分量更重意义更深。

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当我向其道谢的时候，称自己是“历史的义工”。我记住了这个说法。我对所有帮助过本书写作的“义工”们心存感激。我也以这“义工”中的一员自居。

所谓“义工”，就是做了好事而不得报酬的人。所以，诚挚的感谢当然应该献给“义工”们，书前的致谢当然应该包括他们的名单。这不只是为了遵循惯例，而且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谢意。

我本来会在书前列出一个长长的致谢名单，向每一位帮助者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也会说出许多令人温暖的关于支持者的故事。这些故事闪烁着人的善意和正义感的光彩，值得和读者分享。

然而

然而，现在我只给出了一张没有名字的致谢名单。这是因为帮助过我的人们如是要求。这也是因为我不想给帮助过我的人带来麻烦，也不愿意给那些躲在黑暗中封锁了文革受难者网站的人提供情报。

我想告诉读者，是有一张非常长的致谢名单存在的。我也抱着希望，将能发表这份“义工”名单，以及本书写作和发表过程中的种种感人故事。我也想告诉读者，尽管本书的内容无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是一本作者写得非常痛苦而读者也将读得非常痛苦的书，我却希望你们加入我的工作。请你们提供调查线索，或者亲自动笔，把你们了解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写出来，以后结集出版，作为本书的系列作品。从一开始，书写和纪念受难者，就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只能是幸存者们的共同的努力。

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 - 余英時

王友琴博士這部關於文革死難者的調查專書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她從一九八〇年便開始有計劃地收集資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了。更令人驚異的是：她並沒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憑一人之力獨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困難過程。基本上她是親自訪問當時的學生和教師，先後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訪者以及死難者的家人，不是餘悸猶在，便是受不了回憶的痛苦，因此開始都不肯說出真相，友琴必須耐心地作說服工作，取得了他們的信任，然後才能打開訪談之門。為了避免記憶的失誤，友琴又作了進一步調查努力，盡可能地到各學校核對記錄，確定死難者時間和事件始末。她調查的學校（以中學、小學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廣東、江西、福建、山西、陝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個省市區。除了當面訪談之外，她還通過通信、電話和網路種種方式增補了不少資料。訪談和調查告一段落後，友琴又花了幾年時間全面整埋所有的料，最後寫成這部專書，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難者的傳記。

成書方法符合中國古代史學傳統

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整個「文革」時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一百七十二萬以上（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二〇〇一年下冊，八百四十六頁）。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過是韓愈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極少數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級幹部之外，這一百七十多萬人都已成了無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將六百五十九位死難者從「身與名俱滅」的絕境中挽救了出來，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關於受難者的訪談後來雖擴大到學生、工人、農民、醫生、保姆、家庭婦女等等，但主要對象仍是中、小學的教師。這是本書的重點之所在，中、小學教師在「文革」受難者中顯然構成一特殊的「類」，本書關於他們的大量傳記等於正史中的合傳（如《後漢書》的「黨錮列傳」），為未來史學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是因為「文革」的波及面太廣，如果對受害人物不作進一步的分類，研究是無法展開的。所以我深信本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將來史學家無論是研究這一階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會史都不能不建立在這部專書的基礎之上。

以史料的性質言，本書屬於所謂「口述歷史」（oral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便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口述歷史計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從六十年代起，展開了口述歷史的研究，後已出版了許多專書，這兩處的口述歷史基本上是以個人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傳。對照之下，本書包羅的人物則多達六百餘名，規模宏大多了。但本書所用的訪談和實地調查其實正合於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孔子說，「文獻不足，是則吾能徵之（《論語．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兩種史源。因為「獻」指「耆舊」，即老人。老人傳述的故事是歷史的另一重要根據。所以司馬遷撰史記列傳，往往在傳末（「太史公曰」）說明他調查訪談的過程。最明顯的是下面這一段話：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余與他廣「按：樊噲之孫」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卷三五）。

這不是和友琴的訪問調查，先後如出一轍嗎？《史記》中尚多他例，這裡不必詳舉了。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後世仍然沿用，特別是在宋以後的地方誌中。例如民國初年所修《婺源縣誌》的「凡例」中便標明「採訪員報」，可知其中不少事實是從調查訪問中得來。我很高興看到此書繼承了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為後世提供了這許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蘇共體制與中共特色的可怕結合

友琴之所以奉獻二十五年的寶貴時間全力寫成這部《文革受難者》，當然不是僅僅為了收集文革資料，供後世史家作純客觀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偉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驅使，不忍讓無數在「紅色恐怖」下慘死者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逝得無影無蹤。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女士被紅衛丘學生活活打死，她是紅八月的第一個犧牲者。當時友琴才十三歲，正在該校讀書。這一慘絕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與恐懼。這才是本書從創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動力。我雖然當時身在海外，卻也能間接印證本書的調查結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各地的考古遺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親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兩次回到故居和他們團聚。我聽到有關「文革」的第一個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學紅衛兵打死校長、教師的情況，他們繪聲繪影，描述得如親臨其境。最使我難忘是某一間中學（校名忘記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數字）的學生在教室中用釘板和皮帶銅頭痛打老師，血肉橫飛，沾在四壁。他們還告訴我，我的一位姪媳婦，在安慶教中學。「文革」爆發後，她也是被學生打死的。當時同行中有考古學家亡友張光直，早年在北京上過小學，和校長的感情很好。他聽了我的轉述，有點懷疑是不是事實。過了兩天，他特別去探望了他的校長，回來後告訴我，這位校長的雙腿都被學生打斷了，已經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聽來的事跡竟和本書所呈現的基本面貌若合符節，則本書字字都是實錄，更無可疑。

中國是一個最講「尊師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國，而且「尊師」的傳統從未斷絕過。晚明以來幾乎家家戶戶都供奉著「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民國以後則改為「天、地、國、親、師」，為甚麼「文革」爆發後，第一個暴力行動便指向老師呢？我當然不可能在這裡討論這樣大的問題，不過我願意指出的兩個關鍵性的事實：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俄國的列寧、斯大林體制全面征服了中國；第二是這個征服了中國的「列、斯體制」，在實際運作中又發展了更可怕的「中國特色」。

所謂「列、斯體制」當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極權統治，毋須多說。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態度則是反對知識，敵視知識人。這是因為極權統治必然採取儲安平所謂「黨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個「黨」絕對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體地說，「黨」必須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詐和殘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奪來的政權。對於這個「黨」來說，失去政權便等於宇宙毀滅。從個體的角度說，每一個「黨員」則同樣必須用一切手段保持他個人所抓在手中的「權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滅少。有權便有一切，沒有權便失去一切，是每一個「黨員」的基本信條。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其確切的涵義其實在此。由於這個緣故，黨內的鬥爭也永遠不會停止。「黨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識形態之上。這套意識形態是絕對真理，決不允許任何人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因為一有懷疑，「黨天下」的基礎便會發生動搖。所以，「黨天下」本能地反對知識和敵視知識人。前蘇聯的「列、斯體制」從一開始便徹底體現了反知識（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無論是哲學、文藝、社會、科學、史學都必須在「黨」的嚴密控制之下，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絕對的一致。自然科學也不能例外。我們都知道所謂「斯大林的語言學」和「李森科的生物學」的笑話，事實上早在列寧生前，這種傾向已十分明顯，一九二二年蘇共的刊物上便開始攻擊愛因斯坦和其他「唯心主義」的科學家了（見RogerPethybridge,OneStepBackwards,TwoStepsForward,Oxford,1990,p.213）。

「黨天下」本質導致慘劇迄今不止

第二

第二，關於「中國特色」的問題，毛澤東本人已一語道破，在文革期間他曾作自我評價，肯定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見陳登才主編《毛澤東的領導藝術》，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二八）他自封為「馬克思」不過是自我陶醉，說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實。這裡的斯大林不僅指人還指體制。秦始皇則象徵了他的「中國特色」，秦始皇以「焚書坑儒」留下千古罵名，毛澤東卻偏偏在這四個字上繼承了他的衣缽。所以在政治運用上，毛和他的「黨」充分復活了中國專制帝王的統治手段，包括特務制度（如明代的東、西廠）、文字獄等。甚至毛語錄和紅衛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裡找得到源淵。明太祖寫過《大誥》三編，事實上即是他的語錄。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學生（從國子監到社學）都讀《大誥》，而且還下詔說：

朕出斯令，一曰《大誥》一曰《續編》，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佈天下，務必戶戶有之。（見《大誥續編校頒行續誥》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戶戶都必須有這一套「至寶」，豈不是「文革」時期的「紅寶書」嗎？《明史刑法誌一》說：

於時（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卷九三）。

試想這和百萬紅衛兵人人手舉《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高呼萬歲，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過一億人上下，這十九萬餘人集會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較之百萬紅衛兵的聲勢一點也不遜色，所以毛的「黨天下」除了外來的「列、斯體制」之外，其「中國特色」也同樣不容忽視。「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無窮。而且不僅中國為然，前蘇聯的一黨專政也同樣有其「俄國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〇年俄國文學家米諾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爾什維克專政在理論上來自西方，在實踐上則深深地植根於俄國的歷史文化的底層（見PaulMiliukov,Bolshivism:AnInternationalDangerLondon,1920,P.5）。列寧建立政權之後，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現了兩個特色：一是降低過去的學術水準，二是打擊教師的權威。中學教師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個盧布，而學校工友的月薪則是七十個盧布。「黨」更有計劃地引導學生在課堂上羞辱老師，使之無地自容。後來一位文學家曾假借十五歲學生的日記的形式創作了一本小說，描寫學生如何橫蠻粗暴和教科學的女教師最後怎樣驚惶逃走，讀後令人毛骨悚然。唯一與文革不同之處，只不過學生沒有動武罷了。（詳見RichardPipes,RussiaundertheBolshvikRegime,NewYork,1993pp.318-9）中共的黨天下在體制上對蘇聯亦步亦趨，因此也是一開始便將教師貶為三等公民，並極力挑撥學生去攻擊先生。一九五二年陳寅恪寫了一首《呂步舒》七絕。詩曰：

證羊見慣借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癡。

此詩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學生批判老師。（詳細解說見我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新版，台北東大一九九八年頁五四至五六）陳先生極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葉知秋」。十四年後學生打死老師的現象決非偶然，文革也不僅僅是毛澤東一人所能掀起的。這一切都內在於「黨天下」體制的本質。有此列斯體制及其中國特色，便必然發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斷出現打死教師和其他各類知識人的慘劇。

所以文革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黨天下」在展現其最真實本質的進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聲。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進程的終結，在新的歷史階段，「黨天下」的本質仍然會以新的方式呈現出來。十五年前天安門的一幕，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記憶中已變得若存若亡了，但還是有人不能忘懷。最近向「人大」「政協」上書的蔣彥永醫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對於一個患了嚴重失憶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這部《文革受難者》真是一劑及時良藥。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歷史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序 -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分水岭。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国是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主义指令经济的合成品。１９７６年以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列宁主义一党统治的混合物。中国共产党现今肯定仍然具有阶级斗争性能；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和１９９９年以来对法轮功的镇压只是最残暴的两个例子。但是可庆幸的是，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的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与文革十年的混乱和暴力似乎已仅成往事。现在的斗争是赚钱或者平衡收支。

然而

然而，对往事的记忆仍然至关紧要。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对照鲜明的例子表明，对一个民族来说正视其在近期历史中的犯罪行为相当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盟国的占领下，德国人进行了“非纳粹化”，清查和处罚了纳粹份子。继之而来的是德国作家和历史学者对其过去作了深入的反思。这样，最终每一个德国人都不得不认识到上一代人的罪过。结果，德国今天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国家。

但是

但是，很多日本人却仍然没有认识到前辈之罪恶，其原因是他们还没有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接触到它。除非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日本人从不探究审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期间在亚洲犯下的骇人暴行。其后果是，战争罪一案至今仍然是日本与其邻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一大问题。在文革这一案例中，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煞费苦心地对其历史作了基于现实需要的表述。《决议》批评了毛泽东，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把“四人帮”和林彪的所作所为描写成“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说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煽动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尽管中国共产党承认在统治中国的记录中留下的污迹，但是它仍不准许在学术界对文革进行充分研究，也禁止将研究成果付诸教学。一两部较好的关于文革十年中事件的著述是由历史学者在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这样的官方主持下写出的，而一名在北京大学的教授想要从事类似的研究，就会其使其职业遭受危险。

中国共产党对开放文革研究的担心可能出自两个原因。其一，《决议》批评了毛泽东的左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论点，但是，不受限制的研究肯定会揭露出他扮演的是亲自动手直接指挥的角色，他曾共谋参与或批准赞同“四人帮”犯下的大量罪行。毛泽东的名誉不容遭受污染；它对党的统治的合法性来说至今仍然占据着心位置。

第二个原因不仅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而且涉及到整个国家。因为毛泽东企望锻炼出新一代的革命者，他用“造反有理”口号鼓动青年并号召他们“炮打司令部”。毛首先罢黜了那些试图约束青年的同僚，以此清扫了道路，致使很多地方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互相争斗人人自危的野蛮状态），中学生和大学生实施暴力和恐怖整整两年，最先斗老师，然后斗党内干部，最后自己互相斗。在文革刚结束时出现的“伤痕文学”和以后的一些红卫兵回忆录，仅仅触及了事情的皮毛。假使作家巴金的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真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挖掘将会深刻得多。但是，真正的研究可能形成对整个一代人的指控——那些文革的参与者和观看者。他们现在正要掌握国家的领导权。

这样一种指控只应当由一个中国人来做。在其最有名的小说《苍蝇王》中，英国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姆·戈登暗示，如果没有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任何地方的年轻人都可能行为残暴。然而，文革开始时，中国的年轻人不单摆脱了管束，他们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怂恿鼓动。而那些并非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大概很难确定在红卫兵横冲直撞的狂暴日子里他们是如何行事的。

王友琴是生于中国而现在美国从事在中国不能做成的文革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这本书里，王教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着使中国人正视其近期历史的方向。经过她的长期刻苦的努力，无疑还遇到过大量的挫折和阻碍，她揭开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纱，特别是在她界定为文革中最残忍的两个时期中的暴力。这两个时期是红卫兵运动兴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员会”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68年冬天。在书中，她一个接一个地详细描述了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希望以此种方式确保他们将不会被遗忘。王友琴作为先锋开始了这种对红卫兵暴力以及随后的官方暴力的详尽透彻的分析。但是，如果她的这种分析依然不能引导中国人重视确立各种制度以防止这类暴行，至少要防止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再次发生，这些受难者还将会是白白死了。

（RoderickMacFarquhar是哈佛大学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现任政府系系主任）

见证人——序《文革受难者》 - 苏晓康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１９６６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着。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记得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为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少年希特勒”，Hitler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个女学生要站出来为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为一个目击者，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Review）的杰伊·诺德林格（Jay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克的日记》（TheDiaryofAnneFrank），这本书启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露却日复一日发生着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时候有人仅仅因为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为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沉默大众的对话，是她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沉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干了的血泪、恐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国开启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脑网络，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