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廷谦
章廷谦，1901－1981，绍兴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语丝》杂志。文革中他本人受到这样的迫害，而且株连家人，以致他的妻子疯了，儿子自杀了。他的儿子名叫“小农”，年仅20岁。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的那个大会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象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直到文革后，林焘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着手铐来把章廷谦教授铐走的人是从公安局还是别的“专政机关”来的，也不知道章廷谦教授被塞进汽车后带去了哪里，是监狱还是拘留所。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不知
道”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通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他们会镇静一些。在一种神秘不清的权力面前，人们感受到更大的威胁。领导文革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文革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林焘先生被逼承认他曾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参与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的阴谋，因为他被告知他的大学同学先已承认了，他必须承认，否则就要“从严”。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能炸掉水塔。这座水塔如今还在未名湖边，依然是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最美丽的景点。炸水塔的事情已经无人知晓，但是当时这个伪造的故事却把一批人整得死去活来。他的老同学之所以承认了要炸水塔，也是因为被打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他想承认了这件最离奇的事情，可以混过了眼前的折磨，以后可以说清楚那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可是实际上不但后来无法辩白，连他的同学朋友也只好在高压和恐怖的逼迫下承认要炸水塔。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尊严、诚实和友谊是最被强调的内容。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道德水准当然因人而异，但是他们长大的时候，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们互相“揭发”。在这种轮流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必须把自己的关于尊严、诚实和友谊道德观念统统抛弃和摧毁，从而在道德上也彻底投降。只是在起码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人格的道德方面的伤害和扭曲可能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这些“互相揭发”，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但是，如果因为重新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光彩而拒绝重新检察历史，这是会造成第二次遗憾。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会在强权下被击败和扭曲。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把人锻炼成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刀枪的制度。
在经过了死去活来的近一年的“审查”之后，1968年1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当然应该有“出路”。这样的说法隐含了本来他们应该是“死路一条”的，现在让你存在是一种开恩。毛泽东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大学
的哲学教授冯友兰和历史教授翦伯赞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那时候，把毛泽东的话叫做“最高指示”。于是北京大学的“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立刻到“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宣布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至于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别的人，照旧被关。
在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园后自杀，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被当作玩弄的对象和不愿意被收买的骨气。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是大人物。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现在令人会想到的是，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赞的自杀报告给毛泽东。现在没有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留下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然是在拒绝接受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笔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胡建忠同志介绍经验讲话》打字稿，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讲话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当时这个讲话在各单位传达。从“介绍经验讲话”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这个讲话不但是清华大学所作的，也是要全国照此奉行的。在这一个讲话里，有一部分照录如下：
“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政策问题。梁思成是清华的一级教授，搞大屋顶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触了，靠边站，从他的小楼里赶了出来；刘仙洲是研究机械学的，他写了本书，竟是些木头、石头，也是个权威；钱伟长是很臭的人物，57年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项职务，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清华副校长、教授，后来全撤，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过去有人称“三钱”（即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搞火箭炮研究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批”字当头，就是八个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问题。”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语言风格，而且是文革实际上进行的。而且，“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不只是通过口头的和笔头的方式来进行的。除了精神的心理的攻击之外，还有体力的。清华建筑系的教师陶德坚在1990年代写的自传（陶德坚的自传《风雨人生》载于她的丈夫陶世隆先生所办的网站“五柳村”）中，写到梁思成怎么被“批判斗争”。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更可悲的是，梁思成的这种悲惨境遇，与其他一些学者教授相比，并不算是最严重的。而且，这还只是公开场合人们看到的情景，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发生的虐待和侮辱，如果受难者死亡而没有机会说出，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至于对看到这些迫害场景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的威慑力，是不难想象的。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没有人敢于同情被批斗者，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这种迫害。
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这个“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报告的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了。大学停课也已经停了三年了。学校的教师已经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然后，就在那年10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都被逐出城市中原来的校址，搬到乡村，然后，在那里继续进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两个新“运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员们被驱赶到江西鲤鱼洲，要他们自己在沼泽地上开荒和盖房子。此外，那是一个血吸虫病的传染区。
非常清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这样的工程科学教授，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授，作为个人，当然各有经历也各有优点缺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这个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有非常紧密地关系。这些学者也都曾经到西方留学。文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些个人，从而也“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一套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学术。
和翦伯赞在同一天被毛泽东“给出路”的冯友兰，后来被拉入文革领导人的写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
校。）在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以后的人们恐怕很难明白这些讲两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即使在文革后，“梁效”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而遭到否定，这些文章的罪名也仅仅被解释成是执行“四人帮”的旨意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实际上都明白，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肯定文革的残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残忍的理论。因此，他们才连篇累牍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别的是他们宣传孔子也曾经杀了少正卯，他们不是以此证明孔子学说的虚伪，而是以此证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个世界只可能充满“斗争”和“专政”。
1976年毛泽东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称为“四人帮”的很快被逮捕。“四人帮”被逮捕后，在北京和外省都传过一个说法：冯友兰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这话的意思相当明白，是说黑夜快要过去文革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冯友兰却在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个说法相当生动，但是个传说。如果冯的妻子没有说过，该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在当时这个故事博得很多人的一笑，因而也流传甚广。但是，当时的反应还不只是笑。有人指出，如果“四人帮”比较懂得“团结”的道理，他们其实是可以网罗到更多的冯友兰这样的人的，不会有困难。有不少人是想要他这样的位置而不得罢了。这样的说法相当真实而又苦涩，无法使人发笑。
毛泽东的死亡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结束。然后，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然后，一些关于文革的神话开始出现和建立。各种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坏女人，悲欢离合，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都制造出来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们却依然在记忆和叙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后，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虚构作品中，往往被描写成新的反抗“英雄”，至少也是文革时代的纯洁的好人。实际上，对1980年代在中国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描述，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到文革怎么被简化为“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应该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们又被如何简化了。
关于文革，事实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记载，法律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德方面的检察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
知识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所作。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情况里，能作得怎么样？能作得比他们好一点吗？实际的回答应该是很难很难。经受那样的精神和物质的剥夺，经受那样的侮辱和殴打，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但是，作为一代人，他们还是有可责备的。他们是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像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接触现代思想资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误以为“自由主义”只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那一代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芝麻酱票，但是从来没有机会用过“选票”，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在世界上有别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潘光旦这一代人知道，他们知道有另一些选择，有另一些社会理论和实践。
然而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来对他们的一生，作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在冯友兰出版的《三松堂自叙》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说他在文革中参与“批孔”是违反的“诚”。虽然这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一种反思，但是他的叙述相当含糊，后人不易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他们相当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向老友说出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但是他说出了部分真实，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结语：胡适的预言
回顾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当写作此文的时候，笔者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胡适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为一本书（OutofRedChina,byLiuShaw-tong.NewYork,Duell,SloanandPearce,1953)写的导言。这本书的作者在1950年离开中国大陆。书里描写了他怎么在林彪的部队里经历了“割尾巴运动”，这个“运动”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旧社会尾巴”和“旧思想尾巴”，他不愿承受，设法离开大陆逃到了香港。在书里，这个作者说，“一张红色的网正在向我们收紧。”
胡适在导言中引用了这个正在“收紧”的“红色的网”的说法。另外，胡适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毛泽东的文
章）
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列主义宣传工作者。”
上文已经写到，金岳霖这篇检讨的题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一批教授的检讨之一。胡适在导言结尾处为金岳霖教授的命运深深担心。在看到报纸发表的金岳霖的检讨之后，胡适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在1962年去世，他没有能活到文革发生，没有看到那张红色的网最后如何彻底收紧，也没有看到他预言的黑暗的迫害时代如何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但是，胡适的观察和预言不幸都非常准确。再没有比此更不幸的准确预言了。
作为后来者，见到胡适的这一说法，笔者曾经感到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过“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学校里发生的，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文革发生的迫害，在规模和人数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俄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所谓“知识分子”。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方式的折磨往往更为漫长和邪恶。
胡适知道这一点，最主要的，应该是他了解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知道支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这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後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里，没有自由思想的位置，没有学术的位置，也没有学者的位置。这不是在中国偶然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根源早已存在了，只是要大多数人清醒认识到需要时日。胡适的预言说明，这样的黑暗和灾难是可以预测的，也不是必然在每个地方或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这是回顾这段充满恐怖和羞辱的历史时我们也许还可以有的一点乐观。